文|小彭的灿烂笔记
编辑|小彭的灿烂笔记
【前言】
北魏末年爆发的六镇起义，可谓北魏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件大事，历来为治史者所关注，六镇的说法历来不一致。
六镇起义的爆发远不只是传统观念中所说的某一方面的原因，而是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迁都洛阳可谓承载了孝文帝对于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全部考虑，因此尽管迁都之举一开始就遭遇到来自鲜卑保守贵族的强烈反对和百般阻挠，但孝文帝锐意革新的决心始终不改。
最终力排众议，实现了从代北平城移都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的政治愿望，然而迁都却导致北魏国家陷入一种必然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为孝文帝全面改造鲜卑族及其文化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政治氛围，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造成鲜卑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对立。
同时逐渐形成以迁洛鲜卑新贵为主的汉化利益集团，和以洛阳、代北鲜卑旧贵为主的鲜卑化利益集团。
两大利益集团在政治权利、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群体心态以及汉化态度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鲜明对比。
两大利益集团之间各种积怨不断加重，分化和矛盾不断加深，六镇起义的最终爆发无不与此密切相关。
那这场起义爆发的原因究竟都有哪些？
【两大利益集团的成员构成及其对待汉化的不同态度】
汉化利益集团的主体是迁洛鲜卑新贵，他们是鲜卑族中汉化最深的群体，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自上而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
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促通婚，目的就是想尽早除去鲜卑族身上的“胡气”，促使鲜卑族早日实现“全面汉化”。
为了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孝文帝采用行政命令和利益挂钩等多种方式督促鲜卑贵族接受改革，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客观地说，这种“强制汉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迁洛新贵中不乏汉化颇深者。
这部分迁洛鲜卑新贵在汉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下，渐渐脱离鲜卑族特征，其中汉化颇深者在文化表征上，与汉族士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
鲜卑化利益集团主要包括迁洛鲜卑旧贵、代北鲜卑旧贵以及鲜卑化其他族人，这个集团的成员构成和民族成分虽然比较复杂，但都表现出浓厚的鲜卑化特征。
在对待迁都和汉化问题上，鲜卑化利益集团历来持强烈反对态度，并寻找各种机会阻挠改革。
孝文帝迁洛之初，本计划把拓跋成员全部迁往中原，但鲜卑旧贵多不乐随迁，有相当一部分留了下来。
总之孝文迁洛以后，仍有相当数量的鲜卑旧贵留居平城一带，这批人聚居于北，纠结成一股反汉化的守旧势力。
并与身居洛京的鲜卑旧贵遥相呼应里外勾结，共同形成一股反汉化的强大势力，随时伺机破坏汉化改革。
【两大利益集团因改革而出现分化与对峙】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面推行汉化“以夏变夷”，遂至北魏政府崇文鄙武，大力推行门阀制度，与鲜卑族早先的尚武传统格格不入。
迁都洛阳的鲜卑族，在民族心理和传统习俗等方面遭到强势汉文化的巨大挑战。
在异文化和强势文化的挑战面前，不同的文化应对策略导致鲜卑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化，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
鲜卑新贵和旧贵之间的利益失衡，将原本属于鲜卑族内部的矛盾，演化为汉化和鲜卑化之间的矛盾。
直接导致双方矛盾的民族性因素大大增强，这是诱发六镇起义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性因素。
同时改革也促使鲜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在变迁与转型过程中加剧分化，孝文迁洛和汉化改革，都是用行政命令和利益诱惑等方式强制鲜卑族改变其民族特性。
在短时间内加速鲜卑传统文化朝着汉文化方向转型，促使鲜卑族尽快汉化，通常而言当两种一强一弱的异质文化相遇，强势文化必然起着支配作用，弱势文化最终将被涵化。
孝文帝汉化改革是人为促进文化涵化的典型个案，其结果一方面促使部分鲜卑族越来越接近汉民族，一方面又刺激部分鲜卑族越来越固守旧有的统治方式。
坚守鲜卑传统旧习，在心理上更加表现出“恋土”、“守旧”、“迁怒”“仇视”、“报复”的心态，北魏末年“六镇皆叛”就是这种群体心态的公开宣示。
可见一场改革使得原本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鲜卑族越走越远，一个文化共同体内渐渐滋生出两种文化，势必引起鲜卑族族性的裂变。
北魏末期政坛反复出现的鲜卑化浪潮，正是鲜卑族在这种裂变北魏末期政坛，反复出现的鲜卑化浪潮，正是鲜卑族在这种裂变过程中经历阵痛的见证。
【从六镇起义到“河阴之变”】
公元 499 年5月孝文帝去世以后，汉化利益集团和鲜卑化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愈演愈烈。
最终爆发的六镇起义中断了北魏汉化改革的进程，对北魏末期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朝历史。
六镇起义的导火索是孝明帝正光四年夏，怀荒镇一位腐朽的镇将，拒绝为抵抗柔然进攻的饥肠辘辘的士兵提供粮食，以致兵民愤恨异常，聚众攻杀将领。
次年三月，沃野镇镇民破六韩拔陵揭竿而起“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六镇起义正式拉开序幕，起义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最终在北魏朝廷与柔然的联合镇压下宣告失败。
纵观六镇起义始末，表面看是因六镇官兵内部的阶级矛盾而起，但是六镇起义所具有的“鲜卑化特征”却是不可否认的。
六镇起义的领导者、组织者和众多参与者都是鲜卑化极深的人物，无论是破六韩拔陵还是杜洛周和葛荣，亦或是在起义过程中借六镇兵不断强大起来的尔朱荣等等。
他们都是特征鲜明的鲜卑族人或鲜卑化程度很深的其他族人，传统、守旧、迁怒和反汉化是他们共同的心理特征。
如果说六镇起义只是缘于六镇官兵内部的阶级矛盾而起，为何在起义之后由尔朱荣这样一个鲜卑化烙印极深的胡人，所发动的“河阴之变”又是如此血腥与疯狂？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究竟是什么?
据史书记载，尔朱氏为北秀容羯人，因归附拓跋部甚早，故其族深染鲜卑习俗，尔朱氏长期保存着部落组织，从事畜牧，兵力强悍，财力雄厚。
趁北魏国家干戈扰攘之际，招聚流散，故北边州镇的鲜卑及鲜卑化汉人，多投奔其麾下。
尔朱荣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从葛荣手中接过六镇兵，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最终发展成一股与洛阳政府抗衡的军阀势力。
北魏朝廷一方面寄希望于尔朱荣剿灭起义，一方面又深感这支强藩军阀巨大的军事威胁，因此，胡太后一面对他进行笼络，不断给他加官晋爵，使他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
一面又对尔朱荣采取防范态度，从而引起尔朱荣的不满，武泰元年二月，胡太后及其同党合谋毒死孝明帝，这一非常事件震惊了全国。
尔朱荣借机称兵入洛，拥立魏孝庄帝，四月十三日，尔朱荣诱引“迎驾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
魏朝廷为之一空，孝文帝苦心扶植的鲜汉门阀集团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从这个角度而言，尔朱荣埋葬的不只是一个政权，而是一种文化。
由此可见，从六镇起义到“河阴之变”，鲜卑化利益集团与汉化利益集团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族性等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最终以河阴大屠杀的悲剧形式表现出来，这不只是北魏汉化进程之大挫折，更是孝文帝强制汉化付出的沉重代价。
【多重因素的结合】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六镇起义是因阶级的、社会的、民族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爆发的群体对抗性事件。
在诸多诱因中，六镇官兵内部的阶级矛盾是导火索，六镇集团成员社会地位的整体下降是重要原因，缘于汉化所引起的鲜卑族族性裂变则是其深层次的民族性因素。
今天，回顾和反思六镇起义，仍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六镇从北魏初期的“边防重镇”演变为北魏末期的“火药桶”，表明北魏国家在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上存在严重的政策失误。
迁都直接导致北魏政治重心南移，原来拱卫京师平城的北方六镇的重要地位逐渐丧失，部落军队不再被当成是国家的支柱，而被看成是政治上不可靠的力量。
因此朝廷对六镇军人的态度也由迁都前“国之肺腑寄以爪牙”的倚重，一转而为“多挨弃之”的冷漠，六镇地区矛盾重重，成为随时可以点燃的“火药桶”。
面对北魏新都与旧地之间、边疆与朝廷之间、新贵与旧贵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失衡，北魏政府没有协调好各方利益。
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补偿弱势集团的应得利益，最终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失衡，进而酿成北魏后期起义不断、政变不断的动荡局面。
【尊重民族发展规律】
历史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重大政治行动完全有可能，彻底打破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
因此统治者必须权衡这种“被打破”有可能带来的各种政治风险，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兼顾各方既得利益。
协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在改革进程中保持稳定的秩序，取得预期的效果。
其次北魏后期政治表明，一个国家若出现严重的利益分化，国家势必酿乱，北魏后期矛盾重重。
除了存在鲜卑统治阶级与其他各族被统治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之外，还存在鲜卑统治集团内部新贵和旧贵之间严重的利益分化。
孝文帝汉化改革与六镇起义的爆发也提醒我们，民族融合必须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以人为的、强制的手段促进民族融合的结果都将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