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明代西南地区，中央王朝委任当地民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的“土司”，以笼络和驾驭少数民族上层，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
土司必须履行中央王朝规定的治理地方、保卫疆土、缴纳贡赋、参与征战等义务。土司均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土兵，受中央王朝管控，供中央王朝征调。
明代中央王朝频繁征调西南地区土兵参与各种军事战争，如铲除故元残余势力、镇压各族民众反抗、平定土司叛乱等。
这些军事战争既蕴含着正向价值，如社会进步、藩篱保护、维护统一等；又蕴含着负向价值，如社会破坏、财力糜费、弊端滋生。
一、明代西南地区土司参与的军事战争概况
中央王朝遇到有战事的时候，往往会征调土司率领土兵参与御敌、征讨、平叛。明代西南地区土司参与中央王朝主导的军事战争主要有如下四种情况。
第一，铲除故元残余势力。洪武元年（1368）八月初，明军攻占大都（今北京），元顺帝仓皇北逃，统治中原长达98年的元贵族集团被赶往漠北。元朝虽然灭亡，但还存在着大量残余势力。
这些残余势力除了大部分退居漠北、建立北元之外，另有小部分盘踞在四川、云南和辽东。其中，云南的梁王巴匝刺瓦尔密奉退居漠北的北元为正朔，服从其领导，与之遥相呼应。
且自恃地险路遥，拒不接受明中央王朝的多次招降，这就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统一和西南地区政局的稳定。
针对此情况，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遣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统率30万大军远征云南。
对于明大军的这次南征，贵州金筑长官司密定不待朝廷下旨就主动从养马基地挑选出500匹善山地作战的良马帮助征南大军，“尔密定首献马五百匹，以助征讨，其诚可嘉”。
为了让西南地区土司配合明官军的这次军事行动，孤立梁王巴匝刺瓦尔密，同年九月一日，朱元璋派使者带谕诏给播州宣慰使杨铿说：“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宜率兵二万、马三千为先锋，庶表尔诚。”
即要求杨铿清点土兵2万人、马3000匹作为开路先锋，随大军南征。此外，朱元璋还敕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和沾益诸土司。
“令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着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在明中央王朝南征云南之际，无论是贵州还是云南各土司都能认清形势、深明大义，配合征南大军的行动。
或献马、或纳粮、或出兵、或修路，从而确保了征南大军进军顺利。征南大军进入云南后，有的土司不仅主动归附，而且还在征战中立功。云南前卫世袭指挥佥事董赐“大军入滇，率众来降，复从军讨贼有功，故与子节并有世袭知府、知州之命”。
第二，镇压各族民众反抗。明朝建立之后，由于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各族民众的反抗。对此，明廷大规模地征调西南地区土司率领土兵进行镇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广西奉议、南丹、都康等处少数民族民众联合反明。此事发生之后，督都杨文、指挥韩观奉命前往征讨。
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武装力量，除了广西地方卫所官兵20000人之外，还征调了“田州、泗城等土兵三万八千九百人从征”。在土兵的协同配合下，镇压活动进行顺利，斩向武土官黄世铁及其党羽18300余人。
招降蛮民复业者648户。此为明初的情况。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卫所制的破坏，卫所官兵大大减少，其战斗力也日益式微，面对各族民众的反抗。
朝廷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土司兵，对其征调日益频繁，人数也越来越多，“一有警急，必须倚调土官狼兵若岑猛之属者而后行事”“凡有征发，多藉土兵”。
隆庆初，府江（今桂江）两岸几个县的壮族民众，在杨公满、雷公奉、黄公东等人领导下起义，分别攻克了荔浦县城、峰门、南源等地，明廷极为震惊，大学士张居正令广西巡抚郭应聘“速破其巢”。
郭应聘奉命征调土、汉兵6万，由总兵李锡统领，分十路对义军进行合击围剿。这次被征调的土司就有东兰、泗城、龙英等20个。
到了隆庆六年（1572），广西怀远瑶、侗、壮各族民众联合反明，明廷征调广西10万狼兵进行大肆扫荡，屠杀了3300多人。
参加此次征剿活动的土司多达21个。万历七年（1579），壮、瑶民众在来宾、忻城、上林三县交界的八寨地区，开展既反土司又反明王朝的双重斗争，遭到10万土、汉兵的镇压，参与此次镇压。
二、明代西南地区土司参与的军事战争所蕴含的正向价值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频繁参与中央王朝所主导的军事战争，征剿叛贼，抗击外敌，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具有推动社会进步、藩篱保护、维护统一等正向价值。第一，社会进步：加速了封建领主制的瓦解。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实质上就是封建领主制，土司是其辖区内的大领主和最高统治者，掌握着军、政、财三权，且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
土司还是辖区内的最高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交给农奴耕种，对农奴进行劳役地租剥削。西南地区少数土司反叛朝廷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落后的封建领主制，阻止改土归流。
因此，凡是协助朝廷参加平叛的土司，其行为在客观上就具有瓦解封建领主制的性质，其社会进步性不言而喻。
在平播之役爆发之前，播州地区的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业能养活10余万人的播州军队就是佐证，但土司制越来越成了播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在土司制下。
土司可“夺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如此残酷的封建领主制，把播州民众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改土归流遂成了播州地区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面对这种趋势，以杨应龙为代表的土司阶层极力维护落后的封建领主制，以保护其既得的利益。杨应龙对“州人稍殷厚者没入其资以养苗，苗人咸愿为出死力”。
另外，他还巧立新法：“每田一亩征银数钱，初犹敛其财以招苗，后并夺其地以养苗。”因此要废除播州落后的封建领主制，就必须推翻以杨应龙为代表的土司阶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是参加平播之役的各土司实际上就是要结束以杨应龙为代表的土司阶层在播州的统治，从而为播州改土归流，废除封建领主制，实行封建地主制扫清道路。
正是由于播州地区土司制越来越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所以才会有接下来改土归流政策的实行。
事实也证明，经过改土归流之后，播州地区的封建领主制被封建地主制所代替，其经济、政治、社会关系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经济方面：分土司之庄田给农民，地主经济取代了领主经济，原播州地区与内地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体化，政治方面：将原属播州地区分设遵义、平越二府，并置二州八县，派流官进行治理。
从而使播州地区变为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原播州地区与内地实现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社会关系方面：土民摆脱了对土司的人身依附关系，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变为封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原播州地区与内地实现了社会关系上的一体化。第二，藩篱保护：维护了西南地区政局的稳定。在土司制下，西南地区各土司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受命于中央王朝，与中央王朝之间存在着隶属关系。
另一方面本族自治，由过去中国以外的四海之地，变成了统一中国内的藩篱。《西园闻见录》言：“羁縻制驭，实中国之藩篱也。”
此情形就像先秦时期王畿与诸侯列国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区域内中原与边疆的新关系。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统治者把自己看作是朝廷命官，而少数民族民众把自己看作是朝廷王民。
结语
无论是朝廷命官还是朝廷王民，他们都认可中央王朝的领导，维护中央王朝的利益，加之他们多在中央王朝核心区域与邻国之间的边境地带，比之为藩篱是很形象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当土司携贰（有二心）时，会导致外敌侵扰，引起内域不安；当土司无相携贰时，纵使邻国战乱不休，也能阻止战祸向内域蔓延。
因此，土司的存在起到了安定内域、抵御外敌的作用。然而，当西南地区个别土司背叛中央王朝，与中央王朝为敌时，就会破坏西南地区政局的稳定。
参考文献
《苍梧总督军门志》
《小山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