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徐阶早就对严嵩祸国殃民的罪行深恶痛绝，但是由于严嵩势力太大，自己目前不便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忍”！不光他要忍，就连他的学生也都要忍。
中国是堂堂礼仪之邦，尊师重道又是光荣传统，学生拜望老师总没错吧？
可是，徐阶的门生却不敢光明正大地到老师家做客，更不敢明目张胆地与老师议论朝政。
即便是非要到老师家里不可，也得轻车简行，挑那种夜深人静，夜猫子都不出来的时候，尽量不引人注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担心重蹈同门师兄弟的覆辙--尽管他们从内心深处还是站在徐阶这一边的。
徐阶的门生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严嵩的势力那么大，一群文人怎么能斗得过奸猾而心狠手辣的严嵩呢？既然以卵击石没什么好处，大家莫不如跟老师学习，先忍着，别发作，以后有机会再收拾严嵩那个老贼。
从理论上来讲，他们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依然免不了受到严嵩的猜忌。
严嵩虽然上了年纪，可是脑子并不糊涂：噢，现在见我发威了，你们都不敢跟我对着干了。可是，你们到底是跟徐阶一伙儿的，要不然为什么偷偷摸摸跟那个老匹夫来往，怕我知道是吗？
在这个时候，张居正显现出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可以毫不掩饰地同徐阶交往：我就是徐阶的门生，与他过从甚密，谁能把我怎么样？其实他这么做并不傻，而是让严嵩认为他与徐阶虽是师生，但并没有密谋诡计之嫌，泰然处之，
摆出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架势，加上平时张居正与严嵩的亲密。
严嵩顶多是认为张居正是两面讨好，谁都不得罪的滑头而已，不会想到这个小子其实在背地里想了下万次要把他碎尸万段。
严嵩之所以会喜欢上仇人的学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张居正对严氏父子不乏溢美之词，这充分表明张对严不光敬重，甚至可以说是巴结、讨好，老严嵩自然满心欢喜；其次，张居正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才，只要一个人有才，自然就会有人愿意接近、拉拢，这就是牛人的好处。再说，张居正在“意识形态”方面也符合严嵩的要求，严嵩自然对他心存好感。
后世学者在评价张居正与严嵩关系的时候，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你的老师是严嵩的死对头，而你张居正本人又对严嵩恨之入骨，你怎么还能跟严喜套近乎呢？其实想一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张居正是个天才嘛！天才有什么办不了的事？
再说，徐阶又没有白教他，隐忍十年，一般人也许做不到，可是天才就不同了，只要捅破那层窗户纸，他会运用得比恩师还得心应手。
就这样，张居正一方面继续与徐阶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严嵩友好相处，使得严嵩在对徐门子弟全力打压的情况下，唯独对张居正青睐有加。
这一切情况，都被内阁大学士徐阶看在眼里。他心里也时常起疑：叔大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可千万别走错路啊！
不过，大学士到底是大学士，他的观察能力并非常人可比，毕竟自己早在多年以前就看出了张居正的才华与志向，毕竟张居正的做法实为明哲保身之举，毕竟张居正深得自己真传······于是，徐阶不仅没有因为张居正亲近严嵩而怨恨他，相反还为自己的学生中出了这样一个善于运用政治手腕的奇才而倍感荣耀。这时，徐阶觉得，是时候提拔叔大了。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徐阶山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也在老师的提携下由翰林院编修提升到国子监司业的职位。虽然张居正的级别只是由七品上升到六品，而且这个职位只不过是校长国子监祭酒的副手，但是，在这个专门为国家培养官员的地方工作，还是很有前途的，至少可以为自己积攒一些资历。
做了国子监司业以后，张居正结识了一个日后将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高拱。
在同一年，高拱进国子监就任祭酒之职，他不但在官位上要比张居正高出一等，而且其资历与背景也是张居正难以望其项背的。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高拱的简历；
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高拱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高拱不仅相貌奇伟，而且从小就聪敏好学，十七岁那年就在乡试中名列榜首，成为高解元。
嘉靖二十年（1541年），他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二十二年（1543年），入翰林院任编修；三十一年（1552年），出任裕王朱载垕的首席讲读官，一干就是九个年头，期间得到了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的赏识，成为裕王最喜欢的老师，这也奠定了日后他的政治地位。到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高拱升任主管文化事业的太常寺卿，并负责掌管国子监。
也许是由于历史的机缘，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总之，在这一年，张居正与高拱这两个都可谓是惊才绝艳的人才相识了。
高拱这个人深谋远虑，是个不可多得的治国奇才，但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高气傲。满朝文武没几个人能放在他的眼里。
可当他遇到张居正以后，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竟然毫不吝惜地称赞起张居正的才华来，这使当时以及后世的很多人都难以理解。
高拱的地位和资历都胜过张居正，这就排除了他巴结、讨好张居正的可能。既然如此，那么他盛赞张居正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彻底被张的才华所折服。
自古英雄爱好汉，张居正遇到了高拱，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只不过，他们两人足同事关系，所谓的“棋逢对手”，也仅限于闭门切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关系，使得两个人迅速结为至交，彼此惺惺相惜。应该说在政治利益的大背景下，两个大臣能有这样的情谊还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国子监的正副校长，高拱与张居正自然免不了常在一起谈论国事，两人对眼下的时局都非常不满，尤其是提起严嵩，两个人恨不得把那老贼碎厂万段。
基于这一点，他们都希望通过改革来扭转现状，而且他们的政治主张也非常相像：奸臣需要清除，吏治需要改革，边防需要整顿，法令需要贯彻。更重要的是，二人在经济改革方面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开源节流，实现国民经济增长；规范税收，保护农、工、商等各阶层的利益。共同的理想与志向让此前一直非常孤独的两个人走得越来越近，成为莫逆之交。
当然，这时的张居正和高拱还没有机会让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们只是在畅谈理想，并互相勉励，将来一定要成为内阁宰辅，共同携手重整朝纲，两个人就像当年周公与召公共同辅佐周天子一样，共保大明天子。两个人经过“头脑风暴”，碰撞出越来越多的火花，这也预示着大明王朝日后的改革方向。
但即使是当年的周公与召公，也是有矛盾的，他们两个人也许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两个人会势同水火。
不过，理想与冲突毕竟是以后的事，咱们还得看看眼前。张居正与高拱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没有在严嵩与徐阶的斗争中受到打压。张居正自不必说，他凭借那越练越精的政治手腕，足以在严、徐之间自由穿梭。
而高拱则不然，他虽然精明强干，但是在当时的官场中明显“阴阳失调”-刚有余而柔不足，雷厉风行当中带着急躁，志向高远当中流露出自大，他还缺少容人之量，动不动就对持不同政见者发火。按理说，像高拱这种性格的人，与同事相处都很困难，更何况是死敌严嵩呢？可是，严嵩偏偏器重高拱，而徐阶也对高拱颇为看好，国子监祭酒一职，就是他们两人共同决定委派给高拱的。
严嵩和徐阶为什么会对这个性格急躁的高拱青眼有加呢？原来，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嘉靖帝的太子就死了，后来一直没有重新立太子。
不过，当时朝野上下都知道，裕王就是实际的太子，因为裕王是嘉靖剩下的儿子中最年长者。高拱为裕王做了九年的老师，按照大明王朝当时的“潜规则”，他将来十有八九是大学士的候补人，而且在裕王即位后，必然会受到重用。正因为这样，严嵩和徐阶都不遗余力地想拉拢他，至于他的坏脾气，暂时还是可以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