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南边疆治理

滇缅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基于中缅边地历史变动为线索的考察

说明，本文摘录于张文木：《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全文六万余字），刊发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4期 。

（一） 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通

——滇缅地势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仰光濒临伊洛瓦底江。缅甸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缅甸从南到北长约2 09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25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北、西、东为山脉环绕。北部为高山区，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开山脉，东部为掸邦高原。靠近中国边境的开卡博峰海拔5 881米，为缅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也是缅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原间为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恩梅开江（Nmai Hka，中国境内称独龙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伯舒拉山南麓，西源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独龙江东南流经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境，然后折转西南，进入缅甸，过贾冈南流，称恩梅开江。两江在密支那城以北汇合后始称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长2 714千米，流域面积43万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东面并与其北南平行的还有萨尔温江（又名丹伦江），为缅甸最长河流。该江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离开源头后进入云南境内改称怒江，入缅段称萨尔温江，或丹伦江。入缅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两支入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并在河口处两支流间形成比卢岛。不含中国境内，河长1 660公里，流域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大凡能崛起为国家者，必有方便之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和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至缅甸，地势相对平缓开阔，是中缅通商经贸的主干通道，同样也是中缅关系中矛盾最为复杂的区域，中缅历史上最剧烈的的拉锯式冲突和边界伸缩，也多集中于这一区域。

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从中国的四川到印度的交通线已经开辟”。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大夏国都在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回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仗，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印度）。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后汉书》说：“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大秦即古代罗马。《新唐书》还说缅甸：“地亦与波斯、婆罗门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中国人古时就知经缅甸可入印度至伊朗和地中海。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当西域或东海被困之后，滇缅通道就成了中国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与此相应，历史的中缅甸边界拉锯式冲突，多集中在保山经瑞丽至伊洛瓦底江这片开阔和相对平缓的区域。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曾有过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其中的重要考虑就是南下通道畅通。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大老远过来展开对缅作战，也是为了堵住这条通道。中日双方争夺最激烈的还是保山至瑞丽的这条主干通道。

明代之前，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入日本之手，民国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抗战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

“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通。”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民国政府迁至重庆后即征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除了经伊朗进入欧洲、经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之外，在中国大西南，由云南经缅甸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也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这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开出的滇缅交通运输线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参与，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活了。

如果将中缅边境沿北纬25度分为北南两段的话，中缅边界的北段为青藏高原南部的高黎贡山所分隔。此段为横断山脉西部断块带，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碰撞及板块俯冲的缝合线地带，是著名的深大断裂纵谷区。山高坡陡切割深，垂直高差达4000米以上，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与中印间沿喜马拉雅的陡峭南麓形成的大部分边界相似，中缅北段边界也不具有交界国间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地理条件。纵观历史，中缅之间出现大规模边界纠纷的多集中在北纬25度以南即云南保山以南与缅甸掸邦以东的地势相对平缓的边界地带。元朝始，缅中边界争夺出现日益频繁的地界拉据形势。

缅甸地理形势是南北长东西窄。西面的若开山脉（亦称阿拉干山脉）和东面的掸邦高原的西东夹挤使缅甸的南北狭长的地形更加突出，这从地缘政治上强化了缅甸国防的脆弱性：中国有多个战略枢纽，在缅甸，控制了曼德勒，几乎就控制了缅甸整个国家稳定的枢纽。这使得缅甸古代国都和战场都比较集中在曼德勒一带。

（二） 两汉至唐宋期间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关系是中国中原王朝与缅甸古王朝的边疆推进和反推进中磨合而成的。

1．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两汉时期西南边疆的拓展及其治理经验

（1）汉朝廷在西南边疆的行政设置及其原则。汉王朝是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及与此相伴的国家边疆在西南方向的早期扩展比较快的时期，此前与西南因“道塞不通”而联系较少。据《史记》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汉时，巴、蜀、广汉、汉中四郡开通了，汉廷“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战国时，楚威王曾派庄蹻沿长江而上，攻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兵至滇池。因秦随后取得巴郡和黔中郡，庄蹻只有“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在夜郎、滇等地设立的郡县，秦始皇派遣将军常頞率军筑路，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并在这里设置了一批官员。汉时，汉廷边界主动退至蜀地。巴、蜀百姓暗通滇界“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推动中原王朝力量向西南扩张的动力是商业和朝廷对边疆安全的需要。汉武帝建元初，番阳县令唐蒙了解到南越人用财物想使夜郎附属，便上书朝廷，言南越王“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有西南图霸之心，建言朝廷“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为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唐蒙至夜郎，劝说夜郎及其周边小邑接受汉派官员。唐蒙回报后，朝廷在此设了犍为郡并派工兵开通从僰到牂柯江的道路。司马相如也进言“西夷邛、筰可置郡”，朝廷“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西南夷”。自此汉廷在那里设置了一个都尉，十个县，划归蜀郡。

从汉廷治理西南边疆的布局看，其策略是众分其势，不使一家坐大。具体说就是使夜郎与南越这两个大邑之间保持力量平衡。

西汉武帝时因北方匈奴大举南犯，武帝“罢西南夷、苍海，专事朔方”，撤销了在西南夷的官吏，只在南夷、夜郎置留了两个县和一个郡。汉廷控制虽退出西南，但在反匈奴的过程中，汉廷对西南的认识反而扩大到印度。公元前122年（西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得知大夏东南相距数千里、邛县西二千里有“身毒国”即印度。汉廷派有十几批人从云南方向西寻印度，均在昆明受阻。后南越反叛，汉廷派兵镇压后又将原邛都设为越巂郡，筰都设为沈犂郡，冉駹设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其间滇王“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他们联手与汉廷作对，汉廷出兵消灭了劳浸、靡莫，滇王归降并“请置吏入朝”。自此汉廷在滇地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司马迁一语道破汉廷西南治理中扶弱抑强、保持战略平衡的经验，他说：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这是一条贯穿整个中国边境治理中的重要经验，用清乾隆的话说就是：“边夷固当将就了事，以夷治夷；但不可令其骚扰内地可也。”

行政区域设置的第一要义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政治稳定。西南行政建制的确立，是中国西南边疆形成的物质前题，在此前提下渐次形成了中缅关系。

（2）汉朝廷与西南边疆远地的关系交往及其原则。商业及随之兴起的边界磨合，是国家边界形成的主要形式。公元前5世纪，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的傣族部落小国组建联盟国家，这个联盟国家被同时期的汉文典籍称为“哀牢”。公元51年（东汉建武元年），其首领率2700户请求归顺，得光武帝册封后，“岁来朝贡”。公元69年（东汉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东汉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任西部都尉郑纯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公元76年(东汉建元初年)，哀牢王叛，“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官军于次年“大破斩之，传首洛阳”。

汉时与哀牢直接相邻的是掸国，其地大约在今云南西部德宏地区和缅甸曼德勒东北部掸邦地区，其南部是正在崛起的骠国。哀牢的衰落提升了掸国的地位，同时也受到南部的骠国的北扩的挤压。在这南北夹击中，掸国倒向更为强大的中原汉王朝。公元120年（东汉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这些杂耍魔术师自称为“海西人”，“海西即大秦（即罗马）也，掸国西南通大秦”。第二年，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綵缯各有差也”。掸国由此与东汉建立了隶属关系，其南方安全也有相当的保障。

骠国位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区，旧新唐书对它均有记载:

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拒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

华言谓之骠，自谓突罗成，阇婆人谓之徒里掘。

阇婆的地理位置大约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也就是说自缅甸南方的人都称骠国为“徒里掘”（“突罗成”的变音）。据考古发掘，骠国早期遗址在今缅甸马圭县东敦枝西约20公里处。公元4世纪时，骠国进入全盛时期，到7世纪，其统治的疆域已相当辽阔，逐渐扩大并与南诏国发生冲突。《新唐书》称其地“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万四千里。东陆真腊，西接东天竺，西南堕和罗，南属海，北南诏”。《旧唐书》说骠国“古未尝通中国”；也就是说，在唐之前，骠国与中国没有直接交往，但它通过与掸国的冲突却有了与中国的间接交往。

东汉末，中原群雄并起，掸国与汉廷隶属关系已名存实亡，原永昌郡治下的各部族纷纷自立。掸国在失去汉帝国的军事支持的同时，也失去了汉帝国的控制，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

公元3世纪，中原三国鼎立。此间对西南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蜀汉政权（公元221～263年）的建立与诸葛亮的南征。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削平地方豪强大姓势力，平定南中，此地正是东汉永昌郡地，蜀国在此地的治理也以宽稳为先。明人杨慎在《滇载记》中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

此间南面的骠国也在大规模向北用兵，占领掸国尊莫、东帕一带的领土，并继续向北扩张。掸国必须独立应对骠国的北犯，而诸葛亮南边宽稳为主的治理政策也有利于掸国全力向南对付骠国。为此，掸国(“勐达光”)借军事胜利将王城从“勐卯”（瑞丽盆地）南移至“蒲甘姆”（瑞丽江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往南70公里、今曼德勒省太公城）；此后数百年，掸族势力不断向南伸展，伊洛瓦底江流域很多部族被掸国兼并。为抵御骠国侵扰，掸王率傣族军民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开垦田地、建立城镇。

2．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唐王朝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公元五世纪，中国中原王朝进入强大的隋唐时代，骠国又开始不断侵扰掸国南疆，公元六世纪中期，国势强盛的骠国人口猛增,骠国与掸国的冲突不断升级，公元586年，骠国为寻找新的都城，倾其全国之力北征，一举攻下掸国王城蒲甘姆，掸国土崩瓦解，掸国王族（哀牢王族）纷纷逃亡至哀牢故地，各地头人纷纷自立。至公元7世纪中叶，处于骠国北面的“自言哀牢之后”的各种势力在洱海地区建立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史称“六诏”，即蒙舍诏、蒙巂诏、施浪诏、浪穹诏、登赕诏、越析诏。

约于公元633年（唐贞观七年），松赞干布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建立吐蕃王朝。随后与唐朝在河西、陇右、关中（今甘肃、青海、陕西一带）和西域（今新疆、中亚一带）等地区进行长期争夺；而南方因掸国瓦解，骠国势力日盛。这迫使唐廷考虑扶持新的势力在从吐蕃的后方即云南和今天的北缅一带牵制吐蕃在西北的扩张的同时，也能够阻止缅地骠国的北犯。公元8世纪30年代，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合六诏为一，统一了洱海地区，其地域据《新唐书·南诏》所载：“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在此期间，南诏曾先后接受了唐朝委任的“刺史”“台登郡王”“云南王”“南诏王”“滇王”等封号。南诏国。《旧唐书》说：

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

南诏王姓蒙，蒙舍龙于653年建诏。“高宗时遣使者入朝，赐锦袍”，其子孙、重孙均受大唐赏赐。这时，“自言哀牢之后”的南诏国受到中原王廷有意扶持，并作为平衡正在崛起的吐蕃和南方缅人的新的战略力量。

唐朝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皮逻阁即南诏王位。在位期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并吞了其他五诏，使洱海地区统归南诏管辖，将王都从巍山迁至大理，由此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立都太和城（位于云南大理市南）成为唐廷在西南的桥头堡。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九月，唐剑南兵战吐蕃于安戎城，败。南诏首领皮罗阁助唐兵反转取胜，遂求合附近五诏，唐廷许之，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对此，明人杨慎在《滇载记》有生动记载：

皮罗阁之立，当玄宗开元十六年。受唐册封为云南王，赐名归义。于是南诏浸强大，而五诏微弱。皮罗阁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为楼，以会五昭。宴醉后，罗阁佯下楼击鼓，举火焚楼，五诏遂灭。阁赂剑南节度使，求合五诏为一。朝廷许之。于是尽有云南之地。因破吐蕃，卒为边患。

此后，南诏坐大并大举扩张，“在它最盛时，大致上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同时，吐蕃势弱，南诏也“因破吐蕃，卒为边患”。

南诏强大后，随即与唐王朝产生冲突，引起唐王朝于唐天宝十年（公元750）和十三年（公元754年）两次出兵征伐南诏，南诏打败唐军，使唐丧师近二十万。自此，南诏“北臣吐蕃”，公元751年，吐蕃封南诏王阁罗凤为“赞普钟”（意思是兄弟之国），“号曰东帝，给以金印”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廷力量从西域大幅回缩，南诏借机北向控制巂州（今西昌），西向控制寻传（今澜沧江上游以西至祁鲜山以东）地区。公元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安西，自视力量足够强大，以至向南调头转对南诏，这迫使南诏于公元794年（贞元十年），“弃蕃归唐”，与唐订立盟约后随即出兵吐蕃，夺取吐蕃铁桥（今丽江县境）等十六城，降其众十万。这迫使吐蕃势力从北庭、安西大幅回撤。吐蕃东扩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

另一方面，随着骠国地盘北向扩大，“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南诏成为制衡骠国北方的重要屏障。为了消解唐廷对南诏的支持，骠国“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八世纪末，大体在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骠王雍羌亦遣弟“献其国乐，至成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献国乐是骠国内附唐朝的最实际的行动。这引起对唐领土有不当觊觎的南诏国的警觉。唐大和二年（公元830年）底，南诏兵“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驱劫玉帛子女而去。上闻之，大怒。”两年后即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又调头南下，“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柘东（今云南昆明）”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南诏军攻骠国属国弥臣。“此后，骠国的情况很少见于中国的记载”。

随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南诏在西南地区成了近乎无有制约的独立王国。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南绍王世隆称帝，实行全民武装政策：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数征发从军，田事由妇女担任，长期进行掠夺战争。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南诏军队两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僖宗时宰相卢攜、豆卢琢对南诏之祸痛心疾首：

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杞榛，皆蛮故也。

司马光评论说：

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中亦疲弊。

总括唐朝西南边疆治理，可以看出，南诏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顺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最终异变为对中国形成极大危害的独立王国，以至“唐之祸基于南诏”，并不是由于南诏国有什么野心，而是客观形势使然。唐廷为扶持南诏坐大有意助其扫清限制南诏的其他势力。同样的道理，由于没有其他力量制衡,南诏又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四面扩张,其结果遂成唐之边患。公元897年至公元902年，南诏“在广西和四川等地与唐交兵不已，使得唐朝感到难招架”。

但另一方面，由于南诏连年用兵，南诏“屡覆众，国耗虚”，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王舜化贞（公元897～902年在位）死，蒙氏政权为郑氏更替，改国号“大长和”。疆域包括今云南全部以及缅甸北部那加丘陵和萨尔温江以东、老挝北部等地。大长和国维持时间从公元902年至928年，共27年。五代十国时期又有大天兴（兴源国，公元928～929年）、大义宁（公元929～ 937年）等短期政权。

公元937年，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洱海地区贵族高方、董伽罗灭大义宁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国号“大理”。辖境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等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大理致书宋朝廷，要求通好。北宋初期，“宋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乃弃越巂诸郡，以大度河为界，使欲为寇则不能，为臣则不得” ，以至“大理益不通于中国”。

3．从“未遑远略”到“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宋元时期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段思聪卒，在位十七年，子段素顺立。时北面的宋廷为全力向北防御“乃弃越巂诸郡”，南面的缅甸骠国更是衰灭，这种“出则无敌国外患”的外部环境，使大理国祚（公元937年至1253年）也相对持久。但是，在唐末、南宋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蒙、段二姓与唐、宋相终始”的持久存在有效的阻隔了来自缅甸蒲甘王朝的侵袭，保证了西南方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稳定和安全。用元人李京的话说就是：

云南自古为蜑獠之域。秦、汉以来，虽略通道，然不过发一将军、遣一使者，以镇遏其相残，慰喻其祁恳而已。所任得人，则乞怜效顺；任非其人，则相率以叛。羁縻苟且，以暨于唐，王室屡覆，而南诏始盛矣。天宝以后，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扰乱，而郑、赵、杨氏亦复攘据。宋兴，介于辽、夏，未遑远略。故蒙、段二姓与唐、宋相终始。天运勃兴，文轨混一，钦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

1253年（蒙古宪宗三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大理国亡，其祚长达316年。

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域外缅甸方面，与中国“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内战同期，缅甸也因骠国衰落而陷四分裂。骠国瓦碎后，缅甸中部和北方也裂变出许多分散的部落势力，这为新的政治力量——蒲甘王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蒲甘王朝崛起于钦敦江与伊洛瓦底江汇合处以东的广大地区。到11世纪初，以蒲甘为中心，王朝统治范围北至密铁拉、杰沙，南到敏巫，西起蒲甘，东到皎克西。大约从南到北约300公里，东西100余公里。这一地区也正是骠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宋史》专列《蒲甘国》，称“蒲甘乃大国王”：

蒲甘国，崇宁五年，遣使入贡，诏礼秩视注辇。尚书省言：“注辇役属三佛齐，故熙宁中敕书以大背纸，缄以匣襆，今蒲甘乃大国王，不可下视附庸小国。欲如大食、交阯诸国礼，凡制诏并书以白背金花绫纸，贮以间金镀管籥，用锦绢夹襆缄封以往。”从之。

宋崇宁五年是公元1106年。蒲甘王朝至宋已有相当的势力。1044年阿奴律陀登上蒲甘王位，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开始着手统一缅甸的战争。1057年，阿奴律陀率军南下，攻陷直通城，勃固等国归附蒲甘。由此蒲甘王朝有了出海口。随后阿奴律陀率军向西，出兵阿拉干北部。为了防止东北掸人抄后，阿奴律陀又与掸邦交界地如杰沙、太公、曼德勒、八莫等地建筑要塞，派重兵固守。完成对阿拉干北部的征服后，东北部的掸人各邦纷纷称臣纳贡，缅甸首次统一。蒲甘王朝曾兵临大理城下，不克而退。这次冲突“并没有引起与大理的战争”，但已具有了古代国家战争的雏形。

真是生不逢时。与大理国的命运一样，就在蒲甘王朝勃勃雄心，壮志未酬之际，强大的蒙古铁骑从天而降。民族史学者尤中教授写道：

正当宋、金严重对立，整个中国陷于分裂状态之中，而云南地区大理国的白族封建主们与被统治的其他民族的贵族之间也纷争不已的时候，北方蒙古贵族的势力崛起了。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河源建立“大蒙古国”，尊汗号为成吉思汗。随后成吉思汗准备西征，他接受郭宝玉“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的建议，先后征服西辽（1217年）、花剌子模（1219年），一直打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征程中病逝。1229年，窝阔台继任大汗，1231年征服高丽，1233年灭东真国，1234年灭金国。随后再次西征，1237年占领莫斯科，1241年兵分两路入侵波兰、匈牙利，大败神圣罗马帝国联军，剑锋直指维也纳，欧洲为之震惊。正当此时，窝阔台逝世，远征军东还。1251年，蒙哥继位。1253年蒙古大军进入云南，次年灭大理。公元1267年，大蒙古国分云南为五大部：合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1271年（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1273年（元至元十年），忽必烈设云南行省。《元史·百官七》：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即古南诏之地。初，世祖征取以为郡县，尝封建宗王镇抚其军民。至元十一年，始置行省，治中庆路（今昆明），统有三十七路，五府。

忽必烈任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为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统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等。云南行省建立起来之后，军政事务均由平章政事根据朝廷命令统一调度和管理。中央派人来作云南王，权力在行省之上；在行省之下，在一定数量的路、府、州、县范围内，分设宣慰司都元帅府。“这一来，在多民族而情况复杂的云南地方，元朝也象在汉族地区一样，建立起来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行政组织机构，使之上下层层节制，保证了元朝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权力的贯彻执行。”

元初,元廷在今保山设永昌三千户，隶大理上万户。公元1286年，元廷又设“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治所在大理路（治今云南省大理市）后来迁到永昌府（今保山市），地控云南进入缅甸主要通道，在战略上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使金齿地区在元明两代的西南治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为强化其军事功能，不久“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升格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隶属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管辖今云南德宏州和临沧地区西部一带地区及缅甸北部地区。

元朝的云南行省功能，随1274年南宋降元，开始由边疆防御转为边疆扩张。蒲甘王朝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载：

缅国为西南夷，不知何种。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远者，又不知其方几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庐以居，有象马以乘，舟筏以济。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又次用槟榔叶，盖腾译而后通也。

明代中国人对缅甸的认识就比元代进一步明晰。《明史》卷三百十五《列传·云南土司（三）·缅甸》载：

缅甸，古朱波地。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地在云南西南，最穷远。有城郭庐舍，多楼居。元至元中，屡讨之，乃入贡。

元初，缅国蒲甘王朝（公元894~1369年）已很有声势。缅王联合建昌金齿诸部与元朝对立。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3年（元至元十年），元廷遣使招缅王入朝，无果。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缅军犯云南边境，双方发生冲突。元军用草原合围群狼的“合围把稍”的战术彻底解决金齿地区的抵抗。据《元史·也罕的斤传》：

元二十一年，（也罕的斤）与右丞相太卜、诸王相五答儿分道征缅，造舟于阿昔、阿禾两江，得二百艘，进攻江头城，拔之，获其锐卒万人，命都元帅袁世安守之。

先是，既破江头城，遣黑的儿、杨林等谕缅使降，不报，而诸叛蛮据建都太公城以拒大军，复遣僧谕以祸福，反为所害，遂督其军水陆并进，击破之，建都、金齿等十二城皆降，命都元帅合带、万户不都蛮等以兵五千戍之。

1279年（至元十九年），元灭南宋，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兵自云南地区进攻蒲甘国，元军西出打到伊洛瓦底河边，攻占太公城和江头城。次年建都金齿等西南十二部向元军投降。“元朝军队占领太公城，恢复了大理国后期被缅甸蒲甘王朝控制的一片疆土，于太公城设太公路，后又于今缅甸掸邦北部的瑞丽江上下周围地带设蒙怜路和蒙莱路”。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缅国与元朝建立朝贡关系。1297年，元成宗正式“诏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缅国成为元朝藩属。1301年（大德四年），缅王被其弟所杀，“蛮贼与八百媳妇国通，其势张甚。”元军南征八百，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此，元边疆南扩至今缅甸的南掸邦及泰国北部的清迈一带。

至此，蒲甘王朝权力及其治域转入元朝，蒲甘王朝亡。南诏、大理之后，云南地方与朝廷中央严重分离的局面告以结束。

（三） 驱虎喂猪，崽卖爷田不心疼

——明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失误与教训

中国西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也在西南方向有规律地展现。

第一， 驱虎喂猪，打破西南战略力量间的平衡以至自毁长城，是明朝治边政策的严重教训。1918年11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在这则寓言中羊与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扮演的不是驱逐而是主动打残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的角色。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可交给狼管理。这样的治边政策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元朝后期，朝廷对西南边地控制减弱。1312年，站稳脚跟的混依翰罕脱离元朝金齿宣抚司，在勐卯（瑞丽）称王，自号“思汗法”，建立“麓川王国”。1317年，思汗法挥师征服景迈（清迈）、景线、景栋、勐泐、腊门、腊光等地，1343年，在瑞丽江河谷大败前来进犯的元军，后至芒市河下游三台山再战，亦大胜，麓川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大理。此后多年，双方几次再战，直到1355年，因长年征战国库亏空，思汗法才命其子莽三到北京纳贡请和，此时元廷已无力暇西南，只有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册封思汗法为世袭宣慰使。

1368年元顺帝逃回蒙古,明朝建立。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不久改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

在中国元明交替的这段时间，中国西南边疆域外的缅甸也进入近半个世纪的诸王分裂状态。缅甸南部孟人在锡当河和伊洛瓦底河之间建立的勃固王国（1287~1531年，治所在今缅甸勃固）、掸缅人在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国（1364~1555年），逃往锡当河流域的缅人建立东吁王国，加上西部的阿拉干王国，缅甸陷入战国时期。

这些处于战乱中的王国起初并没有强烈的独立于中国的意识，他们乐意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阿瓦王派板南速勒入贡中国。翌年又遣使入贡，明廷设缅中宣慰司。至于接近安达曼海因而更遥远的勃固王朝，因离中国悬远，双方交往多止于礼仪。

明朝建立后，经过朱元璋十多年的努力，边疆各地复归统一。在西南方向，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西南麓川、缅里、车里、八百媳妇等，皆因不甘受他邦“侵夺境土”，纷纷内附，“愿臣属中国”，“庶免欺陵”。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置六宣慰使司，即孟养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司、缅甸宣慰司、八百军民宣慰司、车里军民宣慰；1403年（永乐元年）又设缅甸宣慰使司。明时期中国西南滇缅辖界从蒙元时期的东经94度收缩至97度以东。由于路途险远，各宣慰司独立性较大，其间纠纷，明廷多采调停、平衡的立场。

1399年（明建文元年），麓川宣慰使思伦法去世，其子思行法继位，麓川势力渐衰。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思行法让位于其弟思任法。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麓川于1428年开始向周边扩张，欲恢复祖地。1440年（明正统五年），多次击败明军的征剿，占领干崖、南甸、腾越（腾冲）、潞江、永昌（保山）等地。缅甸、车里、八百等地皆受其控制，俨然以“麓川国”自居，其地东接景东府，南接车里、八百，北接西番（西藏）、东接永昌（今保山）。麓川自立头目，“相助为暴，叛形已著”。其日益明显的独立于明廷的倾向，促使明廷大举出兵，“三征麓川”。

1428年（明宣德三年），“云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任思发夺南甸州地，请兵问罪”。明廷反复劝说任思发，“时思发兵愈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1441年（明正统六年），幼冲之年登基的明英宗受急切提高自己声望的宦官王振——这很像东汉窦太后时期的急于通过打击北匈奴的胜利提升自己地位的窦宪——的挑唆，决定武力镇压。但这一决定受到众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坚决的是翰林侍讲刘球——他很像反对窦宪出征北匈奴的宋意。史载：

正统六年，帝以王振言，大举征麓川。球上疏曰：帝王之驭四裔，必宥其小面防其大，所在适缓急之宜，为天下久安计也。……今麓川残寇思任发素本羁縻属，以边将失驭，致勤大兵。虽渠魁未歼，亦多戮群丑，为诛为舍，无系轻重。玺书原其罪衅，使得自新，甚盛德也。边将不达圣意，复议大举。欲屯十二万众于云南，以趣其降，不降则攻之。不虑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军民交困，若复动众，纷扰为忧。臣窃谓宜缓天诛，如周、汉之于崇、越也。

意思是说：古者帝王治理边地都是原谅当地部族的小过，提防大他们的大阴谋。现在麓川思任发一直安分管属，可我们的守边将军没有节制，致使思任发复反并劳烦大军。皇上也下诏宽恕其罪，但边地将军不理解圣意，又要大举发兵，屯兵十二万，试图迫使思任发投降。这些人不知“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的道理，其结果会将国家的有限资源大量耗于不重要的方向，一旦北方有事，就无以应付了。兵部不纳刘球意见，“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由此开始了时近八年的对麓川地方独立势力反复清剿的“三征麓川”军事行动。

正统八年（1443年），据报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反击，五月，朝廷复命定西伯蒋贵充总兵官，率兵5万，再征麓川。当月，刘球再次上书反对，可贵的是，刘球还指出了此种远征的胜利将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布局的失衡：

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赀爵赏不可胜计。今又遣蒋贵远征缅甸，贵献思任发。果擒以归，不过枭诸通衢而已。缅将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共分其地。不与则致怒，与之则两蛮坐大。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设有蹉跎，兵事无已。

消灭了一个麓川的结果增加了两个对手，后果应验了刘球的预见：西南战略力量分布失衡后，在比刘球设想的更长的历史中，中缅边境真是“设有蹉跎，兵事无已”。

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大将王骥第三次远征麓川。在打败麓川的战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缅甸、木邦两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载：“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为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明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率大军北上迎击瓦剌却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为了得到缅人的支持，还许诺事后以麓川地补偿缅人：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待。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献贼首者，予以麓川地。

明军将麓川王思任法之子思机法驱至大金沙江（今缅甸境内伊洛瓦底江），明将王骥已是力所不逮，明廷也因当年北境出现瓦剌也先南犯并俘英宗的“土木之变”，只有与伊洛瓦底江对面的麓川旧部划江休战。书载：

时王师逾孟养至孟那。孟养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部皆震詟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捷闻，帝为告庙云。

明军占领允姐兰（今瑞丽以西），以捷报班师。1450年（明景泰元年）“缅甸宣慰已擒获思机发，又将思卜发（思机发弟）放回孟养”，1455年（明景泰五）年，胡志将思机发“槛送京师”后明廷“乃诛思机发于京师”。

麓川灭亡后，明廷“分其地立陇川宣慰使”。1456年（景泰七年），陇川宣慰使派人进贡。为了酬谢缅人参战麓川战役的“贡献”，明廷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景泰二年（1451年）“加赏锦币，降敕褒奖”。

但是，明廷没有意识到自己“三征麓川”的胜利已打破了原有的缅北与缅南的力量平衡，与公元91年东汉窦宪消灭北匈奴造成的“漠北空矣” 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相同，明廷消灭北方麓川国的结果是帮助南方缅人消除了北方力量的制约，由此缅人迅速崛起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明清朝廷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明廷三次大规模用兵麓川之地（即今保山陇川区域），是滇甸交通的最重要的枢纽地带，也是汉唐以来中缅边界历史上拉锯及摩擦最频繁的地带，因而也是历史上中缅边境最敏感的部位。1591年，时任兵科给事中张应登注意到陇川对于滇缅通道的地缘政治的枢纽意义，认为：

陇川最大，北接金腾，南通缅甸，西傍迤西，东邻木邦，宜移腾越参将驻札彼中筑城屯田、团练乡兵，以联诸夷，控制六慰。

元朝在西南边境力量推进和明朝的收缩变化表明，伊洛瓦底江是中国西南边地扩展的极限，而保山则是缅甸势力东界扩展的极限。中国西南极边的哀牢、夜郎、南诏、大理、金齿至麓川等在历史上是中原王朝对西南控制力最薄弱的地域，与此相应，在缅甸全国统一政权没有形成之前，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反叛中原政权的力量底线——这个底线后来为缅甸取代——也是中原政权对西南边陲控制力的极限。这些地方政权归属感往往随中原王朝力量强弱而摇摆；也就是说，在中原王朝较强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因相互对立而争相向中国称臣纳贡并希望由此得到中国的庇护；而在中原王朝力量相对弱或中原内战而无暇西南时候，他们的独立倾向就会加强并对中国形成边境威胁。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不是西南诸地方政权的独立而是不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缅双方力量极限处的缓冲区出现力量真空。在这方面，明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方面的教训是最惨痛的：明廷无端地将一个时不时派使者入中表示“愿臣属中国”的缅甸“培养”成中国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1393年（明洪武二十六年）“缅始遣其臣板南速剌至，进方物”，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廷“置缅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1395年（明洪武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发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此事明廷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喻缅及百夷各罢兵守土”。后因百夷部落内乱此事才得以消停。1403年（永乐元年）缅甸又遣使表示“缅虽遐裔（远），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由此，明廷又设缅甸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内臣张勤往赐冠带、印章。“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入贡不绝”。此后缅甸在与周边土司的领土纠纷中，也乐意接受明廷的调停，在征讨麓川的过程中缅甸方也协助明廷活捉“叛酋”思任发。

但是，在明廷将麓川独立势力消除后，明缅矛盾立即提上日程。半个世纪后，中缅之间的冲突就有了国家间冲突的特征。

首先，缅方以擒获思任发，要求明廷以麓川地作交换，兑现“帝谕能擒贼首者，予以麓川地”的承诺，导致“朝命遂有并征缅甸之命”，并集大兵汇集腾冲。1444年（明正统九年）总督尚书王骥已“驻师江上，缅人亦严兵为备”。只是由于麓川尚未彻底平息，王骥回调部队。1447年（明正统十二年），木邦宣慰使和缅甸前宣慰使的儿子马哈省、以速剌派使者赴京城献思任发首级，皇帝任命马哈省、以速刺任宣慰使，赐敇书和冠带、印信。以速剌即要求孟养、戞里的土地，并愿助朝廷大军尽快消灭思任发之子思机发。1451年（明景泰二年），明帝“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但缅方却不交出思任发之子思机发，为留后手又放思机发弟归孟养。同时缅再遣使请求孟养地。“朝廷知其要挟，故缓之。”1471年（明成化七年），除孟养外，缅人得寸进尺，又索贡章地，说“贡章乃朝贡必经由之途，乞与之”，并要求将没有军籍的李让做冠带把事，以供他们差遣。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以为李让为中原人，以任“把事”，不合体统。朝廷拒绝了缅人的要求。

明英宗边疆治理的人策导致“正统以后，国威既挫，边事大变。”15世纪末，明朝北方压力日增。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漠西蒙古瓦剌部“太师淮王”也先，基本统一了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瓦剌部后，欲求复辟大元祖业，大肆抄掠明境，以至进逼明都，问鼎中原。自1449年土木之变后，瓦剌部渐衰，鞑靼部兴起，明北境再次进入周边事多之秋。弘治（1488年～1505年）、正德（1506～1521年）年间，达延汗自称“大元可汗”，多次攻明，有时兵力多达几十万，袭掠山西、宁夏、陕西、甘肃和辽东。鞑靼毛里孩于1465年、1466年、1467、1468年、1469年、1470年、1472年、1473、1474年、1475年、1476年、1480年、1481年、1482年、1483年、1484年、1486年、1488年、1489年、1490年1493年、1495年、1496年，以不同程度的深入侵扰。明廷对西南边事日显捉襟见肘，逐渐放松了对云南极边地区的管理。“直至万历三四十年以前，明政府一直视‘西虏’蒙古为大患”。此后又是辽东努尔哈赤崛起，1618年后金国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取抚顺、下清河，击杀辽东总兵张承胤，次年又于萨尔浒大败十万明军，克开原，占铁岭，灭叶赫，继而攻陷辽阳，轻取广宁，接下来就是席卷全辽，进逼中原，原有的有利于明廷的保持蒙古和后金的战略平衡被努尔哈赤打破，军事布局东西失据。

在北方战略平衡被打破的同时，明廷愚蠢的治边政策又造成西南方向的战略失衡。不利于明朝的西南战略力量失衡又造成明廷军事布局北南失据。

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403～1526年）是明朝在西南边境所设的六个宣慰使司（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之一，隶属于云南承宣布政使司，辖地即缅甸阿瓦王朝。1488年（明弘治元年）缅甸来贡并声言安南侵其边境，次年经明廷调停安南罢兵。嘉靖初年，孟养酋长的儿子思伦向邻地缅甸发起攻击，杀宣慰莽纪岁及妻女，占据其地。嘉靖五年（1526年）孟养、木邦、孟密三家土司联合将缅甸宣慰司辖地瓜分。缅甸诉于明廷，皇帝没有回复。直到1527年（明嘉靖六年），朝廷才派永昌知府严时泰调查此事，导致思伦纵兵起变，杀死千户，严时泰逃跑，事后朝廷也没追究此事。

但明廷的怠懈终酿成大患。缅甸宣慰使莽纪岁之子莽瑞体在战乱中潜逃，奔东吁母家，建立东吁王朝，从此缅甸脱离中原王朝，开始其独立和统一的历史进程。需要说明的是，此后的缅甸，就不是此前作为中原王朝治下的地方政权，而是脱离中原王朝的独立的国家力量。史载：“盖自天启后，缅绝贡职，无可考验云。”

当时，麓川国覆灭后，缅甸即东吁王朝的对手在北面是明廷扶持起来的的孟养、东面的孟密和木邦。明廷对其政策则是“荒服之外，治以不治”。这样的政策导致处于缅中力量交界地带的地方势力不敢完全无所适从，即不敢效忠明廷，也不敢效忠缅方，其结果在中缅交界地带，割据势力是要么自立为大，要么见风使舵，完全不能有定性。另一方面看，造成西南边界伸缩无常的原因，是中国中央政府在此鞭长莫及，既无力打击窜犯势力，也无力支持遑论保护效忠本朝的地方势力。特别是麓川国被消灭后，明廷西南失去了有力的屏障，这一方面加剧了西南其他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这为位于缅甸锡当河中游的东吁王朝在16世纪的顺利崛起并成为缅甸主体政权提供了较好条件。

莽瑞体（1531～1550年）嗣临东吁王朝，此后便开始了自蒲甘王朝后第二次统一缅甸的事业。北方大国麓川势力严重受挫,使南方缅人在北方压力大为缓解。这使得东吁国可以调头南下。1539年顺锡当河南下攻占勃固并立都于此，1541年，东吁军队进攻马都八（今缅南的马达班），1542年占领卑谬，1548年西征阿拉干,1549年、1555年北上占领阿瓦（治所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灭阿瓦王朝。至此缅南大体统一。

1557年东吁东征兰纳王国（位于泰国西北清迈），打通进入泰国的门户。1563年、1568年，两次东征泰国，泰国阿瑜陀耶王朝臣服缅甸。

1575年，东吁挥师北向，木邦、蛮莫、陇川、干崖等地先后为东吁王朝控制，1579年，缅军攻下孟养。此时由于没有北方其他势力与南方缅人相制衡，明廷只能一味“好言慰谕之”地不断忍让，以至西南效忠明廷的抗缅力量“以无援败”。

驱虎岂能喂猪，明廷的忍让引来缅人更大的进攻。

1581年，莽应龙继任东吁国王，随即向明朝发起更大规模的边界侵犯。1582年，东吁军“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攻下干崖，入姚关（今云南施南县姚关），进顺宁（今云南凤庆），明廷指挥吴继勳、千户祁维垣战死。又破盏达（今云南盈江县莲花街），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属皆尽”。接下来东吁兵锋直指滇边战略要地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等。

西南边事十万火急，明廷急调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军，率数万官兵赶赴云南前线，大败缅军于攀枝花，随后乘胜进击，于1581年底至1582年春“斩首万余”，“复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1584年，孟养、陇川、木梆三地宣慰使和孟密的安抚使在威远营筑坛誓言：效忠明廷，保边境平安。

万历年间西南方向的攀枝花大捷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中缅力量边界伸缩的底线和极限。也就是说，在缅甸与中国之间，缅甸力量的极线——如果中国衰落的话——能达到云南保山一线，这一线当然也是中国西南防线的被迫的底线；同样的道理，中国力量的极线——如果缅甸衰落的话——能达到缅甸阿瓦一线，这一线当然也是缅甸被迫的底线；而目前的两国边界，从历史不断拉锯式的交锋看，就是两国力量中和和常态的边界。但这只是明朝以来的常态的边界，与元朝相比，明缅边界已大幅向中方一侧东移。而造成缅甸战略极线大幅延长的主要事件就是麓川国的覆灭。

由于没有明廷以外的其他力量的有力制衡，而明廷在西南又边长莫及，1585年始，蛮莫、孟养、孟密等先后又倒向缅甸。1589年、1591年，东吁缅军复攻孟养、蛮莫、思化等地，均为明军挫败。17世纪初，东吁缅军与明军双方在北缅展开拉锯战，明军劳师征远，虽能击败缅军，却守不住地盘。1602年，东吁军队出动十几万军队大举北进，占领蛮莫，次年为明军击退。此时，东北努尔哈赤崛起，明廷捉襟见肘，对西南控制减弱。明军虽收复蛮莫，但当地土司在强大的缅军压力下无力支撑，缅军攻占孟养、孟密。1606年，缅军30万攻木邦，明廷兵不至，木邦失陷。原麓川、孟养、木邦所据地区转入缅军之手。由此，缅甸今天的版图也大体奠定。关于此，史有记载：

万历初罕拔、岳凤等导缅兵入陇川,三年（1575年）复陷干崖。七年（1579年）遂尽据孟养之地。十年（1582年）并据有干崖地。是年瑞体死。十一年（1583年）瑞体子应里并木邦地，湾甸酋亦叛附焉，遂寇顺宁以北，官军破走之，复收湾甸、耿马诸境。别将率兵出陇川、猛密，至缅境，于是木邦、孟养诸酋皆降。师还，缅复炽，数侵邻境。十六年（1588年）复夺孟密。十八年（1590年）又夺孟养及孟拱、孟广之地。二十一年（1593年）入蛮莫，寇陇川,官军击却之。寻复寇蛮莫，寇孟养。三十二年（1604年）猛养陷。自是以后五宣慰渐为蛮所并。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

明廷在西南的收缩，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内因而言，此时的明王朝处于颓势，而16世纪后半叶张居正的改革又加速了这一颓势。。此时明北境和东海外患日增；在国内，张居正以金融化为主线的改革加速了农民失去耕地的进程，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此时又适逢中原气温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就外因来说，除了明廷自毁制衡缅甸的主要力量——麓川国——的原因外，东北方向战事吃紧也是重要的牵制因素。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当年明廷发兵数万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军民共同抗日。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在釜山登陆，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壤，侵占朝鲜大片土地，战火弥漫朝鲜半岛“旦暮且渡鸭绿”，朝鲜国王向明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廷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兵部侍郎宋应昌指出朝半岛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考舆图，朝鲜幅员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从西北长白山发脉，南跨全罗界，向西南，止日本对马岛，偏在东南，与釜山对。倭船止抵釜山镇，不能越全罗至西海。盖全罗地界，直吐正南迤西，与中国对峙。而东保蓟、辽，与日本隔绝，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鲜也。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蓟、辽，京师巩于泰山矣。

朝鲜与中国的战略依存关系，宋应昌奏文说得最为透彻：

盖朝鲜与中国势同唇齿，非若琉球诸国泛泛之可比也。唇亡齿寒，自古言之，休戚与共，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篱也。故臣尝谓朝鲜为蓟、辽、保、东吃紧屏翰，全罗、庆尚系朝鲜一国吃紧门户，此乃臣之实言，非诳语也。守全庆则朝鲜可保无事，失全庆则朝鲜危矣；守朝鲜则四镇可保无事，失朝鲜四镇危矣。今日御倭之计，惟守朝鲜为至要，守朝鲜之全罗、庆尚，则尤要也。

如果说，明朝以前，能够颠覆中原政权的力量多来自西北，那么，从明朝始，能够颠覆中国政权的因素多来自东北及东北亚。明乎此，也就理解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坚持抗美援朝并坚决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击退至三八线以南的深层原因。

1592年12月，明廷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扬言大兵十万”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至1593年初，夺回平壤，迫使日军南逍。开城、汉城相继收复，日军败退釜山。但当明军撤退后，丰臣秀吉又返兵重入朝鲜，“犯咸安、晋州，逼全罗，声复江、汉以南，以王京汉江为界”。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2月，丰臣秀吉再发侵朝战争，1598年冬，在朝鲜南海海面与日军决战，日军惨败。1599年春“征倭告捷”。

与此同时，努尔哈利用明朝对日在朝鲜半岛作战的时机，于1593年统一了建州女真，无暇他顾的明廷先后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结果是在“征倭告捷”的背后，努尔哈赤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即位称王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自始与明朝作对。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此时的明朝国防已无力于西南。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云南巡抚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东犯，“设八关于腾冲，留兵戍守”，即在三宣之外沿山神护关、万仞关、巨石关、铜壁关、铁壁关和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这些关址已退至孟养以东，距明当时的中缅边界数十至数百里不等。这说明，由于北方，特别是东北方向的危机，明廷对西南滇缅边界拉据地带的当地亲华力量的保护已有心无力。明西南防御线大幅向东退缩：从迈立开江撤退至高黎贡山一线。防御也意味着隔离，陈用宾筑“八关”意味着明方主动与缅甸划了边界。学者认为：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将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侵扰，在三宣之外沿边修筑八关。此后，三宣以外诸土司，即今天缅甸北掸邦一带的傣族上层，和明廷的关系就较以前疏远了。

与长城的修建的意义一样，“八关”建立的同时，也划出了作为国家而非“宣慰司”的缅甸的界线，它事实默认了一个新的国家缅甸作为中国的邻国出现了。

第二，驱虎喂猪，明西南治边政策犯下颠覆性的错误，以至造成“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的恶果。可悲的是，明廷自毁麓川后，又“快马加鞭”，毁掉了很有战斗力且忠于明廷的孟养。

钱穆先生对明代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出鲜明的批评。他说：“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明西南边地防御塌陷便是明人空论的结果。

明万历初年，缅甸莽瑞体来诱陇川土司多士宁，多士宁不从。多士宁“言中国广大，诫勿妄动”，不久多士宁被部下岳凤所杀，岳凤随后投缅并接受非法任命。时干崖宣抚死，莽瑞体从木邦借兵一万，侵孟养。1573年（明万历元年），莽瑞体攻入陇川，“尽杀士族属妻子”。陇川一破，进入中国内地的大路便打开，至1575年（明万历三年），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缅。独孟养未下”。

孟养军民宣慰司位于缅甸军民宣慰司的正北，几乎占据今北缅瑞丽江以北地区。而陇川则是孟养与明廷联系的主要通道，因而稳定孟养对于稳定中国西南形势至关重要。与元时相比，明廷对西南的控制已大幅后退，唇亡齿寒，如再失与缅甸对立的孟养，在孟加拉湾以东至高黎贡以西的广阔山地间，明廷就会直接面临一个完整的对手，其西南的安全形势将由此大幅恶化——况且，由于东北形势日紧，此时的明廷在西南方向已没有“三征麓川”时的雄心。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朝廷遣使到孟养，让为朝廷忠诚戍边的思个归还俘获侵略者缅方的士兵和战象，赐金银丝软，以抚缅方。即使如此，瑞体并不领情。第二年便发兵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因无朝廷兵援失败，他本打算逃至腾越，在中途却“为其下所执，送瑞体（应龙），杀之，尽并孟养地”。1580年（明万历八年），云南巡抚遣人招抚缅甸，“缅不应”。

明廷打败麓川国、自毁边疆屏障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明廷自拆藩篱并由此造成西南边域战略力量失衡，此后，缅甸力量迅速坐大并加速向北面的孟养挺进；失去孟养后，在西南边地明廷已无可能平衡缅甸的力量。缅甸已一家独大，以至云南巡抚痛呼：

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

第三，坐而论道，明廷的认识与前线巡抚的实践完全脱节。面对强大的缅军，明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抵制缅甸。1576年（明万历四年），缅甸大举北攻孟养。孟养土司思个坚信明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向朝廷告急。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要求思个坚守待援，传檄邻近土司依期增援孟养。同时派人深入缅境侦察，依据情报准备部署军事行动。十二月，官兵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到，命部队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自己则率军设伏于戛撒（今缅甸沙杰），缅军中计并陷入困境，“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此时应为莽应龙（1530-1582年）——作者注）窘甚”。思个遂求明军迅速驰援以歼缅军，时任云南巡抚的王毅菴得内阁首辅张居正复信：

滇中自从嘉靖以来，屡婴多故。其初皆起于甚微，而其祸乃至于不可解。穷荒绝儌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费财力以事无益，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不仁哉，前人之所为乎！

最后张居正千万叮嘱：

今仗大略抚定，造福于远人多矣。此后惟一务安静，严禁军卫有司，毋贪小利，逞小怨，以骚动夷情，则可以高枕卧治矣。

这封尽洒妇人之仁的复函，等于明示放弃援助思个，书载时云南巡抚王凝“心知其远”，按张居正的指示采取“且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的守边政策，“驰使止援军”，罗汝芳接令后撤援。思个在“待援未至”的情况下大败缅军，但失去了抓获缅军统帅莽应龙的机会，此终成虎患 。这种貌似达观超然，实则逃避和不担当——此风普遍弥漫于明朝政学两界——复函，在张居正给戍边大吏的往来信件中比比皆是，今再读让人扼腕。

张居正的指示显然与云南前线巡抚的感受严重脱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用宾任云南巡抚，在上报自己的治边方略中，他认为朝廷西南治边的政策应当着眼于保持诸夷间的力量平衡的大局：

阿瓦与猛乃聚兵相攻，事在夷狄，利在中国。猛乃约暹罗以敌阿瓦也，为天朝也，顺也。阿瓦挟木邦以攻猛乃也，为复缅也，逆也。倘以祖宗之灵、陛下之福，瓦酋歼于猛乃之手则幸矣。万一猛乃败绩，瓦酋收拾缅党，蚕食内地，此时不先事预防，及至缅骑长驱，如思任发故事，可不寒心。

陈用宾已认识到如任由缅方阿瓦人扩张危害更大，而利于猛乃人，再联合暹罗（今泰国）、渤泥国以削弱缅人，这样有利中国。为此，陈用宾提出亡羊补牢之策：

臣等业便宜选智略之士，由便道往猛乃，及暹罗、渤泥诸国订之并力灭缅之日，不靳裂地而封，再谕木邦不许助逆。倘瓦酋先得猛乃，即饮马于金沙之江，我兵岂可不行迎逆。然在腾冲，兵不满七千，势必调惯战夷兵，少亦当以二万为率，则当用二十万饷，滇力竭矣。乞敕户工二部，权于附近粤西、四川两省各借十万金备缓急，庶能不致临敌而呼庚癸也。随该兵户二部会覆两省，各量借五万两。如绝用夷攻夷，原银随即解还。倘有内犯情形，飞檄前来，再为酌处。惟是猛乃归汉，为我藩篱。彼所必争，我所必救。调兵聚饷，相机征剿。一面宣谕猛乃连属各夷竭力堵截，一面严趣木邦协力从征，一面移会两广督臣檄行暹罗、渤泥、占城等国并力灭攻瓦酋。荡平，升赏裂地，俱所不靳。如或瓦、猛俱各罢兵，亦须整顿士马，加意留防，固不可挑衅以启戎心，尤不可玩冠以贻后患。

由于作为阻止缅军北上的主要屏障麓川国的覆灭中国西南边疆主要屏障的坍塌，陈用宾的修补政策已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缅军入侵蛮莫，土司莫思化求救。明军参将吴忠显杀缅将丙侧，缅军“击走之”。《滇略》云：“是时边威稍振，诸蛮皆从缅入贡。二十六年，孟养亦弃缅来归。”当年“车里、老挝、耿马、孟养等各入贡”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莽应里的弟弟良渊侯向北扩张，进攻孟养，为明军击退。此事坚定了孟养和蛮莫土司对明廷的信心，“时思化之子思正与思轰结为唇齿，据金沙江共抗缅”。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缅军出动十几万军进攻蛮莫。蛮莫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救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缅甸北攻期间，从1584至1593年间，缅甸对暹罗连续五次发动但遭到失败的侵略战争，1594年，陈用宾“募人至暹罗约夹攻缅”。自1596年始，暹罗军队开始反攻，缅南受到暹罗“复连岁攻缅，杀缅长子莽机挝，古喇残破”的打击，这迫使缅甸“自此不敢内犯”。今反视之，明廷失去孟养致使缅甸“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当时若没有暹罗（今泰国），则中国西南防线必将出现大幅北退。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是，尊重中缅交界地带诸邦特别掸邦的特区地位和保持泰国、老挝与缅甸之间的稳定平衡，对中国西南稳定意义重大。

缅军兵临城下而城中守军不足，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又演“驱虎喂猪”的把戏，杀思正，并残忍地将思正的一只胳膊呈送缅军。云南巡抚宋兴祖是戍边大臣中少有的清醒人，他并不认可这种以杀效忠明廷的土司（思正）以讨好缅人的作法，但为照顾朝廷的面子，他也勉强认可这是“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不得已戮思正以雪众愤，驱缅兵以保弹丸”。缅军复占蛮莫。蛮莫的失陷引起边将的担忧。当年底云南巡抚宋兴祖从地缘政治上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蛮莫当缅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扰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轹，卒有蠢动，征调何及。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保持可以“悍缅”的地方势力有利于明西南边地的战略平衡及建立其上的明廷控制，反之将会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的形势：

昔年思化众议处治，抚臣陈用宾特主容留以悍缅，寻以征缅功授上，同知思化殁而思正内属，仍旧令急而不救则已，且杀之几为属夷，将必生心，曰内附不保首领土地而附缅得安全，是我连各夷之交而长其敌仇也。臣闻洞酋有猛力者兵强，与思正善出兵，残木邦以牵其内顾，而阿瓦木邦遂疾去以保巢穴。

为此，宋兴祖又以婉转批评朝廷“喂猪驱虎”即杀思正以安抚缅军的做法，称杀失思正“不无可惜”：

倘思正三日不杀，阿瓦亦去。我有救属夷之名而思正重德，我因内御外忍，不殚力矧，思正部下强兵二三万，足当一面。此事大类杀悉怛谋，不无可惜。

宋兴祖认为杀思正以取悦缅方的危害性是深远的，它将造成“折藩篱、弃内附土地人民”，使云南成为“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使缅与我比邻剥肤”的一系列恶果：

大率缅夷连兵压境，势甚阽危。有地方之责者谓：何爱一酋，不以保全境，仓卒筹画，惟是杀思正可救缓急。臣何敢以事后议其非。但臣闻阿瓦据金沙江，修造船只，且欲杀洞吾插，乃修往年同天朝杀缅之怨，滇无兵往救，又蛮莫既阻，无路可通，倘所并诸夷尽服缅而为缅用，是缅昔在数千里外，今与我错壤而居得无烦备御者。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当诸夷连合横结之势，或一蠢动则祸中门庭而腾永危，又顺义系缅路缓冲，新城兵弱，酋或由此问道，而蒙化大理危。为滇南计，惟有豫裕兵食，急杜衅孽两端而已。环滇皆土司，有事率调土司兵以夷攻夷也。调之非行粮不行，既行非日粮不养。滇在万里外，奏请必半年乃达。一有缓急，待请饷而后调兵，势已不可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云南巡抚陈用宾、宋祖兴等忠臣重臣的无奈之举。无奈的是明廷上下充斥着以张居正为代表的空论议事的大臣，这些人“崽卖爷田不心疼”，对于明太祖确立的积极的“御边之道”及明宣宗确立的“驭夷之法”尽从消极方向理解并被曲解为不担当的托词。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明廷中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团团伙伙”们身上也是合适的。王安石变法结束至北宋亡（1085～1127年），凡42年；张居正改革至明亡（1582～1644年），凡62年。

就这样，元代留下的越过今缅甸曼德勒直抵都加山脉西南边疆到明代被迫退至今瑞丽即从东径94º向东退至97º～98º之间——这种边界形势大体延续至今。

毛泽东看二十四史时说：“看了《明史》最生气，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尽做坏事。”不说西北和东北，只看看西南的边疆治理结果，笔者深以毛泽东的评论为然。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参加义务劳动。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70多年后，缅甸从中国西南方向的附属一跃成为明廷“尾大不掉“的劲敌，天启年间，明廷对西南安边已没信心，留下的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天启七年（1627年），也就是在明亡前的第十七年，云南巡抚洪学痛陈明廷一错再错的治边失误：

遐考洪武时，既定云南，我太祖各假名号以示羁縻，其大者为三宣，为六慰。今三宣无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缅甸宣慰司，即缅也；其一车里宣慰司；又一曰八百；一曰木邦；一曰孟养；一曰老挝。尔时，地丑力齐，各自雄长，犹犬牙相制也。即嘉靖初，缅甸为孟养所灭，其酋莽纪岁举族皆死，惟莽瑞体兄弟数人是免，入洞吾寨，供其兵力复仇，日渐强盛，四面吞并，遂成尾大不掉矣。

洪学指出明廷自毁长城的恶果甚于造成战国二百年大战乱的“三家分晋”,战国前是“晋分之而六者”,现在则是“今合之而一”：

以嘉靖末年灭八百；以万历八年掳孟养酋思个，再以十八年逐思远，遂灭孟养；以万历十年掳木邦酋罕拔，再以三十三年掳罕磕，遂灭木邦；以嘉靖间破老挝之揽掌，挝已失东偏，惟西偏仅存未尽属缅，然亦不通中国。是昔分之而六者，今合之而一，而缅安得不大也。

尽管已晚，洪学还是提出亡羊补牢之策，但明朝廷上下空议国事的学风和脱离实际的政风已将西南戍边信用资源透支殆尽。随着明末的乱局出现，从汉代至元代先辈们在西南边疆开创出的大好局面已一去不返。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样的后果似乎有所预见，他汲取汉唐治边教训，告诫后代：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结果还是让朱元璋说着了，他的后代最终还是因“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不断打破西南诸夷间的力量制衡，最终而导致西南边疆治理失败、边土大幅丢失的恶果。读史至此，联系昨日西南果敢之乱局 ，为明日计，不能不令人扼腕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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