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势看财经
文|《财经》 记者 邹碧颖 孙颖妮 研究员 张舸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一会议通常被视作第二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风向标，也是前瞻2024年全国“两会”的关键依据。
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分季度看，分别是4.5%、6.3%、4.9%。此次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图1：1979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变化。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对于2024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从科技创新、扩内需、民营经济、对外开放、防风险、三农、城乡区域、绿色低碳、民生等九大方面进行了部署。“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会议为明年经济政策划出了重点
“当前经济的结构性恢复，主要是靠服务业、高端制造带动，但是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平台经济等仍受到一些冲击。因此就业也是结构性的，服务业和基建投资带动农民工就业形势好转，但青年就业压力较大。”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对《财经》记者表示。而站在年末，多家国际机构预测，2023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最终会在5.2%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调整后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4%，2024年增长4.6%。而世界银行10月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1%。同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等专家告诉《财经》，考虑到2022年疫情扰动、基数较低，即便2023年实现略高于5%的经济增速，也是略低于市场预期。
当前，经济学家们多建议将202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微观主体信心和活力不足，从扩大内需和提振市场信心角度出发，明年增长目标很有可能仍设定在5%左右。”西部证券首席分析师边泉水对《财经》表示。
图2：2021年-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内容对比。信息来源：《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一、扩内需，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回望2023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依然动荡不安，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巴以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经济的增长总体放缓，主要经济体延续加息进程，全球流动性收紧、利率中枢维持高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在此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扩大国内需求进行了着重部署。
会议提出，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等。
滕泰分析，2023年是新冠疫情防疫措施放开第一年，虽然消费的复苏进程低于年初预期，但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这并非由于消费高增长，而是因为出口和投资增速下降造成的。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占比中仍然过低，长期来看，提振消费，还得从提高居民的劳务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入手。
“2024年扩消费，不论发钱还是发消费券，财政预算还是该做一定的安排。2023年，大部分稳增长的财政资金用于扩投资，从学者的角度讲，我还是觉得很遗憾。”滕泰说，消费最终是收入的函数，发放消费券或发钱，能产生三倍以上的乘数效应，将极大扩内需。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会带动股市上涨，推升居民的财政性收入，继而促进消费。而工资或劳务收入的上涨，与就业有关，属于长期举措。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9%；1月-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逐月下行。此次会议亦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基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强大推动作用，释放经济长期增长潜能，需要数量巨大的对基础核心行业及领域的投资。这些领域往往处于国民经济生产网络的关键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极高的社会回报。例如，绿色转型和建立数字化转型网络、收入与发展机会不平等、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基础研究等等问题，单靠市场根本无法解决。
滕泰表示，“有效益的投资”意味着要严格控制无效投资、低效投资的项目。政府投资要带动社会投资，让一块钱投下去，产生尽可能多倍的GDP。而中国银行研究院预计，2024年中国投资增速为4.5%左右，消费增速为6%左右。
二、振出口，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堵点
全球经济在衰退区间摇摆不定，如何应对外需放缓？
此次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举措包括，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切实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堵点。
对此，边泉水分析，今年国际局势依然复杂多变，外需下行压力较大，FDI（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一定流出压力。在全球需求转弱的大背景下，2024年中国出口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就越强。另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前11个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0.3%。
近期，有关部门已出台举措支持北京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六国单方面免签等等。在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看来，此次会议较2022年更加强调发展新的外贸动能。比如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出口等。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6月和7月，中国出口分别同比下滑8.1%和8.8%。而到11月，中国出口同比终于增长1.7%，实现近7个月以来首次由负转正。全球经济不景气，野村预测，2024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速或为负增长，为-1.5%，2025年则为-0.3%。而中国银行研究院预测，2024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2%左右。
明年出口如若不振，也会严重影响就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滕泰指出，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提高，意味着百万上千万的就业机会，必须保持一定的GDP增速。而从结构上来讲，需要着重发展服务业及服务出口。当下，中国农业从业人口1.7亿人左右，今后下降到1亿人以下。中国工业的就业人口是2.3亿人，亦会下降到2亿人以下。只有发展服务业，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防风险，满足不同所有制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
防范化解风险，亦成为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所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3%，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此次会议指出，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房地产没有正常复苏会导致什么？地方财政会面临相当大的问题。”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强调，房地产救市关键在于保交楼。当前，交房量占售出期房的比重仅仅50%出头。中国的水泥消费量，按照官方数据下跌7%左右，但按照民间的统计水泥厂的数据，下降25%左右，进一步说明交房难等问题可能通过负向循环进一步扩大，并影响到开发商买地、水泥消费量还有房屋装修消费。
陆挺分析，房地产确实出现了企稳的迹象，但是，是不是就不会再往下走了呢？很多指标是不是到明年都会同比上涨？现在还不能特别乐观地马上做出百分之百的结论。2022年四季度时，中国人民银行曾推出2000亿元的保交房的再贷款，现在可能只用掉了一个零头。而2024年，房地产有希望开始出清。
陆挺指出，如果还不能把期房制度彻底取消，就一定要保证交割、保交房。另据野村估计，“保交楼”所需要的资金，保守估计需要3万亿元。
罗志恒也强调首先做好“保交楼”工作，加强对房企的预售资金监管，防止期房烂尾；二是防止健康的房企出现流动性紧张。当前金融机构为保障资金安全，已经出现慎贷惜贷行为；三是因城施策，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四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三大工程”建设。
陆挺指出，过去高点的时候，中国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能达到8.7万亿元。现在数字都要打些折扣。未来政府卖地的收入，不会再像过去七八年那样雨露均沾。房地产复苏的过程中，土地、金融、信贷资源，亦会跟着人口和产业向一些地方集聚。一线城市和部分强二线城市，可能会获取中间的大头。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罗志恒亦表示，今年的特殊再融资债券超预期发行（注：借新还旧）。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仍有必要通过体制机制的联动改革，抑制隐性债务产生的土壤。在稳定宏观税负的同时，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解决无限责任政府职能过大、支出责任过大的问题是根本。
四、开药方，积极财政政策加力、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2024年的宏观政策如何施展？
会议要求，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会议还指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0.5%，为2023年内第三次月度负增长。滕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把2%左右的CPI通胀水平当成目标，而适当地容忍更高的通胀率，或提升经济增长水平，都要求进一步扩张性货币政策。过去几年，我们也更强调结构性货币政策，今后要更强调总量性的货币政策——跟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一样，要么降息，要么量化宽松。
滕泰建议，未来进一步大幅降息，增加货币投放，而且或许直到M1（狭义货币）增速从现在的2%以下，尽快提升到10%以上，才会有效果。此外，在通货紧缩、经济增速回落的背景下，面对内需不足、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跌，除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要实行发钱或者发消费券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此次会议亦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具体要求包括，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控一般性支出。
罗志恒认为，2024年赤字率或有必要突破3%，赤字规模由中央占主导。2023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并提前下达2024年度部分新增地方债额度，有助于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在2024年形成开门红，但需注意政策接续性，避免出现项目资金后继无力的局面。要实事求是面对真实赤字率，避免长期采用的“控赤字+扩专项债”导致赤字规模过小、专项债使用效率偏低的局面。
罗志恒指出，财政政策有必要以支出政策为主、减税降费等收入政策为辅，逐步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而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是下阶段的重要任务。当前，仍然存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和边界不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地方政府承担过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财力不够协调、转移支付不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有待进一步深化等问题，有必要在未来改革中进一步解决。
五、强信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会议还指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外界认为，这与前几年中央提的“避免合成谬误”异曲同工。
罗志恒建议，改善社会预期，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在涉及重大方向性调整的政策，充分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和建议，设置路线表和时间图，让企业家有充分的时间调整资产负债；此外，进一步梳理和完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让企业有更加明确的预期，规范企业行为。
罗志恒强调，法治是最好的稳定预期的方式。此外，可考虑在重大理论层面实现新突破，讲清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讲清楚企业家精神不是剥削，同样创造价值，给企业家从理论和思想层面吃下定心丸。
对于民营经济，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有部署。会议提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2024年经济工作势必将更重视预期引导。”边泉水认为，良好的预期管理，能够切断负面预期的自我反馈和循环，也能够减少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对冲。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罗志恒建议，事前，所有政策在单独出台前必须考虑和评估是否会冲击到微观主体的信心，是否有利于改善居民、企业的预期；事中，建立部门间重大政策出台前的联席机制，避免政策间互斥；事后，对于从部门本位出发而非全局出发、弱化政策实施效果的行为要采取问责和约束措施。
（特约记者 孙东谡 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