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之企业的边界： 2009诺奖得主之一 威廉森述评

题引

上文介绍了2009年诺奖得主之一奥斯特罗姆及其自主治理理论，本文介绍另一位2009年诺奖得主威廉森及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

威廉森曾师从科斯（1991年诺奖得主）和西蒙（1978年诺奖得主），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他创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9年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因经济治理的研究获得诺奖，这是继1991年科斯，1993年诺斯，2007年属于制度经济学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之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第四次将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文的介绍从引领威廉森进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三部著作开始。

（注：本文又是一个长篇。全文共6515字。）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John Commons)于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是威廉森开展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康芒斯将“交易”与“生产”的概念相对应：“生产”是指人对自然的活动，而“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二者构成了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而“交易”又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市场）；管理的交易，主要指企业上下层之间的交换关系；限额的交易，即主要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主要包含了三个理论：

1. 集体行动理论。康芒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集体行动。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经济制度，正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来决定什么是合理的。集体行动的意义就在于为经济生活中个人的行为建立一个行为准则，并据此指导和约束个人行为，以使个人行为符合社会的利益。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就是法律。

2. 利益和谐理论。“交易”包含了经济生活中的三种社会关系：冲突、相关性和秩序。康芒斯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利益冲突，只要把冲突各方组织起来，通过集体的谈判，冲突就会得到协调。他还强调，法律在调和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3. 法制决定论。康芒斯提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法律、伦理这三种利益协调和制裁方式中，法制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康芒斯对以交易为基础单位的制度分析，主要不是依据经济学，而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尤其是法学的方法。

科斯的《企业的性质》

科斯1937年的经典著作《企业的性质》是威廉森开展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起因。（注：关于《企业的性质》的介绍，详见前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1991年诺奖得主-科斯》）

《企业的性质》开创性的提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即以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

威廉森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作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但他认为，在静态的环境下分析交易费用，没有太大的意义。

《经济活动的组织：关于市场配置与非市场配置之间选择的争论》

阿罗1969年的这篇文章是威廉森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源泉。经济学家们很早就认识到存在市场失灵。传统的观点认为，市场失效时，取代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是政府计划。（注：关于阿罗的介绍详见《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的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理论：1972年诺奖述评》）

阿罗指出，克服市场失败的主体，不一定只限于政府，一般地来说是“组织”。所谓“组织”，是在价格体系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为体现集体行动的优点而采取的手段或机制。例如，企业、工会、大学、政府、协会等都是组织。

但阿罗没有对市场有效或失效的原因进行分析。

威廉森在前辈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对不同“组织”形式的交易费用进行了具体的经济学分析，提出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相互替代的条件或边界，并更为详细地阐述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多种过渡形态。

威廉森于1975年、1985年和1996年分别出版《市场与科层组织：分析和反托拉斯含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与关系合约》和《治理机制》等著名著作。它们构成了威廉森交易成本经济学“三部曲”，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显学”。

影响交易费用的四个因素

威廉森发现，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以下四个因素将大幅度提高交易费用。

机会主义行为。威廉森认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假设，人存在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而利己的“本性”，称为“机会主义”。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的潜在收益越大，交易费用也就越高。

不确定性。如果交易契约条款不够具体和明确，当市场交易条件发生不利变化时，利益可能受损的一方可能会找各种藉口不履行契约义务。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交易双方都将尽可能把契约搞得很琐碎和复杂，企图囊括一切可能性，以及每种可能性时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但是，任何契约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总会给机会主义行为留下可乘之机。因此，不确定性越大，商务洽谈和交易契约就越复杂，交易费用就越高。甚至会出现市场化条件下无法达成交易的情况。

小数目条件。如果市场上参与者的数目较少时，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就高，交易中的优势方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大。当市场是寡头、甚至是绝对垄断时，依赖于寡头和绝对垄断的另一方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交易费用。

专用性资产。资产专用性是威廉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随着市场的扩大和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生产要素越是专用的，设计就越简单，制造费用就越低。但专用性资产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高。因为只要交易伙伴暂停甚至终止交易关系，专用性资产厂商将遭受重大损失。所以，专用性资产厂商的交易费用高。

如果一个市场同时存在以上四个因素，通过市场交易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可能会过高，或者说，高昂交易费用的存在将导致市场机制无法优化资源配置。而通过企业之间的兼并或收购，把原来的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即所谓“内在化”，可以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威廉森认为，不能笼统地评价市场交易费用的高低，而要依据具体的交易对象和交易过程特点，分析其交易费用的高低，才能判断出市场和企业“内在化”这两种机制哪种更合适。

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

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就是一个生产函数，是一个将投入转变为产出的“黑箱”。

威廉姆森抨击了这种企业概念。他强调应当将企业看作是一种“治理结构”，是各个代理人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总和。据此，他认为资产专用性是决定企业边界的关键。企业家会选择一种他认为最适应环境的组织形式。

企业组织的三种优势

威廉森提出，企业组织凭借三种有利因素及其综合运用，使得其资源配置要优于市场机制。

激励。在企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相对长期的，资源在企业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调配也有相对确定的内部规则或内部计价，这使得机会主义的空间被大幅压缩。

企业组织内部的成员拥有利润最大化的共同目标。虽然这并不能保证各成员行为目标的一致性，但仍然有可能制定出内部计价、奖金提成、股权激励等管理规定，形成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

威廉森认为，在市场中一切激励都唯一地通过货币方式来表达（评：这就是经常吐槽的，“都是交易”），但企业组织内部可以有多种激励手段，比如：奖金、加薪、晋升、荣誉等等。这就使在企业组织内部完成同样的激励所需要的货币成本要少于市场机制。而且，涉及的交易越复杂，企业组织内部的激励成本就可能越低。

（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风险也相应增加。《非对称信息下激励理论的开创者：1996年诺奖得主米尔利斯和维克里》有相关介绍。套用威廉森的理论来说，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也不容小觑。）

控制。相对于市场机制来说，企业组织的控制或执行手段更多样、更快捷。企业组织不仅拥有合法地进行控制的权威，可以低成本地获取企业内部信息，而且当发生内部冲突时，企业可以更高效地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企业内部调节的效率和效果，很多时候要远胜于企业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司法调解、仲裁和诉讼。

（评：企业高层之间的权力之争，企业与其雇员之间的劳动争议等并不少见。）

内部组织。企业按照业务、职能和区域等建立内部组织结构。企业内部的信息传输实现了流程化和制度化，降低了信息成本。企业甚至有可能仅因为更大程度地节约信息成本而推动企业之间的兼并收购。

（评：企业组织的以上三种优势是密切相关的。虽然前面的评论提到这些优势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并不是要否定其积极意义。恰恰相反，这正好印证了威廉森关于企业存在边界的观点。企业只有在其边界内才能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下文将介绍。）

有限理性和企业的边界

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威廉森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尽管企业组织可以凭借前述三大优势“理直气壮”地替代市场机制，但在无限大的市场中，企业始终是有边界的。这是因为：人类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企业管理者的能力界限。（注：别忘了开创有限理性理论的西蒙是威廉森的导师。）

市场交易只要不涉及胁迫、欺诈、重大误解，就在理论上是双赢的，因为如果任何一方不觉得自己有利，就可以不接受交易。而企业内部调配资源的指令虽然快捷，被指令者却并非总是心甘情愿，指令者也未必高明，甚至公心可疑。故而，指令一方面节省了寻找市场交易方并与之谈判的成本、履行合同的成本，另一方面却会由于指令的根本错误而造成损失。

因此，威廉姆森指出，虽然企业能够实施市场做不了的行政控制和协调性适应，但这同时意味着企业内部的激励效率不如市场那么高能，企业管理者做不到恰到好处的“选择性干预”。他还指出，“相比于小企业，大企业更容易出现官僚作风和政治站队”。企业组织进一步的“凝固化”，就会成为激励效率趋向于零的官僚组织。

面对大企业内部管理成本的高企，威廉姆森后期的研究越来越强调实体经济的市场交易和纵向一体化之间，通过长期合同、担保、互惠、带有限制竞争性质的特许权、管制等混合形式来实现中庸之道的益处。

交易的技术特性与组织形式的匹配

交易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等，也称为交易的三个维度。

威廉森最先提出交易的技术特性与组织形式之间的最优匹配模型。交易的技术特性不同，不同的组织形式会导致不同的交易费用。如果某种交易的技术特性与特定的组织形式匹配时，其交易费用最低，这种资源配置机制的运行效率就最高。

如果资产专用性很弱，接近或等于通用性资产，或者交易频率低的交易，适合于采用市场机制。

对具有中等程度资产专用性，或中等程度交易频率的交易，适合采取纵向的“中间体组织”。（注：由日本经济学家今井贤一提出的“中间体组织”，是一种介于市场与组织之间的体制，既有市场的特点，又具有组织的特点：其成员拥有独立的利益，可以进入或退出，如同市场关系；但是，成员之间的交易借助某种保障机制而具有一定的长期性质，成员进入和退出有一定条件，并且形成了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这又相似于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比如，一家大型企业与众多稳定的零配件承包小企业之间组成的产业链体系，就是一种中间体组织。）

对具有高强度资产专用性，或频率很高的交易，适合于由组织内部交易。

对具有高度专用性资产，但纳入企业体制后明显出现规模不经济的交易，适合于采取政府组织。

威廉森与反垄断经济学

1966年9月开始，威廉森曾在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工作。这为他对反垄断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一手资料和动力。

关于企业的横向兼并，威廉森于1968年设计了他称之为“幼稚交易模型”的研究模型。该模型为企业兼并提供了分析基础。该模型表明，企业横向兼并后，通过有线的成本节约所增加的总体盈余（是指公司利润加上客户盈余），可能都将比简单的涨价所带来的盈余要多。

威廉森对企业纵向一体化或纵向整合的研究更全面、更具有基础性。传统的理论认为，公司进行纵向整合的主要原因是建立或加强公司的市场力量。威廉姆森驳斥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企业进行纵向整合的主要原因是在公司内部建立更有效率的运营模式。从美国高等法院1967年Schwin公司判例到2007年Leegin公司判例的转变，反映了美国司法当局接受了威廉森的观点。

此外，威廉森在垄断经营领域的研究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引入了“战略考量”的概念，并使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垄断经营，驳斥了芝加哥学派的简单的、静态的垄断分析模型。

制度经济学：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旗帜

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由亚当·斯密发端，经大卫·李嘉图、马歇尔等发展而形成的古典主义经济学体系。在30年代中期，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和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分别出版《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终结了“斯密传统”，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革命”，共同将西方主流经济学推进到新古典经济学时代。

我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典型特点是“就经济谈经济”，将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过于强调经济模型的现实意义，却回避社会、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属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其起源可追溯到以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性，代表着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以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等为代表，重视对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非市场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制度分析，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凡勃伦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而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

制度经济学派强调首先应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为起点。

制度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过度使用数量分析方法，认为只有将制度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和社会结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

制度经济学反对将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理性经济人”的组合，反对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个人首先是一种“社会人”和“组织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需要。

如果说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强调非市场因素，而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市场分析为核心，两者还是“鸡同鸭讲”、“井水难犯河水”的话，那么由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成本理论将制度经济学推进到新制度经济学时代后，制度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构成了直接的 挑战。因为企业是经济学研究的微观主体，市场交易成本的提出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已“无处可藏”。

由此，制度经济学“扛起了”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旗帜。

然而，

与早期制度经济学直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埋身于”以交易成本和产权为核心的微观领域（也许诺斯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一个例外），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而且还受到了新自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详见《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1991年诺奖得主-科斯》）。

从这个意义来说，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们在企业和交易成本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已偏离了先贤们创建制度经济学的初心这一事实。

为什么说新制度经济学偏离了初心？

制度经济学的初心是什么？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

既然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

怎么可以忽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公司股东占有公司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所产生的劳资矛盾？

怎么可以忽略资本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与公司也是社会性法人的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

怎么可以不研究国有经济的优劣势和制度设计？

对于一般民众和劳动力而言，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是目标，持续永久的美好生活才是目标。而后者仅用货币是无法衡量的。

不要只记得“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而忘记了前一句“金钱不是万能的”。

最后，我仍然相信，新制度经济学总有一天会回归初心。到那时，新制度经济学将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最终“开悟”。这就是我在《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供给推动的经济周期：2004年诺奖述评》和《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创建和发展：2007年诺奖得主述评》均提及的，制度经济学的未来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文后：本系列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提供了基本原理，但仅有基本原理是远远不够，应该大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精华。被誉为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旗帜的制度经济学，将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提供丰富的营养。我在本系列诺奖篇花费许多时间学习和研讨制度经济学也是为下一阶段的研究积极做准备。】

诺奖篇-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