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爱恋着自己的学生，他的妻子却投入别人的怀抱。他就是徐悲鸿。
“无枫堂”是徐悲鸿和蒋碧微夫妻位于南京傅厚岗的公馆的名称。徐悲鸿先将这座公馆命名为“危巢”，因为当时国难当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取名“危巢”，即居安思危，期盼国泰民安之意。可这“危”字竟然也暗合了他和蒋碧微的婚姻悲剧。“无枫堂”则是因徐悲鸿的女学生孙多慈所送的枫苗被蒋碧微折毁后，徐悲鸿所起的名字。
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全家由上海迁到南京，先住在石婆婆巷，后来又搬到中央大学宿舍居住。这两处都比较拥挤，对徐悲鸿的创作不利，他很需要一个设有大画室的公馆。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的资助下，于1932年建起了这座公馆。公馆为两层，西式风格，厅室齐全，院子里点缀花草树木，内部装设典雅不俗，徐悲鸿的画室更是气派。 徐悲鸿是一个大画家，为人诚实、耿直，特立独行，坚持“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不要为名誉和金钱创作，不要为阿谀世上创作。”的做人做事准则。他公馆的客厅的墙上有一副对联：“独特偏见，一意孤行。”也看出他的独特的个性。而蒋碧微看不惯这些，对徐悲鸿的这种脾气和做法很恼火。对徐悲鸿命名公馆为“危巢”，蒋碧微也不乐意，因为这个名字在蒋碧薇看来不吉利。
徐悲鸿出身贫寒，到后来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对衣食的要求不高，不喜欢奢华和应酬，可他痴爱艺术，视艺术为生命，为艺术花再多钱和时间也再所不惜。蒋碧微正好与他相反，她出身与名门望族，天生丽质，浪漫多情，穿着华丽，讲究排场，喜欢交际和热闹，她经常在家中搞沙龙、派对和家庭舞会或宴会，这是她跟着法国人学的。两人的生活态度存在巨大的反差，又没有包容、忍让与沟通，情感开始发生危机。
徐悲鸿在中央大学有个女学生，名叫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很有艺术才华，功底扎实，悟性极高，人长得端庄秀美，她慕徐悲鸿大名，而投师其门下，徐悲鸿也非常欣赏孙多慈，决心培养她成才。师生两人感情很好。1932年秋，蒋碧微回乡省亲时，接到了徐悲鸿的书信，信上徐悲鸿催促她速回南京，否则，他可能就会爱上别人了。徐悲鸿所说的这个人就是孙多慈。蒋碧微接到信时并不完全相信，回到家里，徐悲鸿对她坦诚相告。蒋碧微听后非常震惊，自然不能容忍，开始大吵大闹，南京一些小报也捕风捉影地大肆渲染，闹得满城风雨。徐悲鸿向她反复解释，说自己并没有背叛她而移情别恋，他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气，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尽管如此，阴影投下，蒋碧微无法容忍，愤恨之情难以遏制。
他们的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了一百棵枫苗，以装点新居，表达师生之情谊，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蒋碧微知道后，怒不可遏，让人将全部枫苗折断。徐悲鸿看到这个情景，非常痛心，于是将公馆称之为“无枫堂”，称他的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了一枚“无枫堂”印章作纪念。这座既叫做“危巢”，又叫做“无枫堂”公馆，给徐悲鸿，也给蒋碧微留下了几乎难以弥合的伤痛。后来，蒋碧微在中央大学画室里看到了徐悲鸿的两幅画，是画孙多慈的，立即让人取下拿走，并藏匿起来。
为了缓解两人的紧张关系，徐悲鸿利用中国名家绘画作品赴欧洲巡展之际，携蒋碧薇同行。画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改善多少，冲突反而加剧。在孙多慈毕业前夕，蒋碧薇听说徐悲鸿为孙多慈出国留学卖画筹款时，跑到学校大骂孙多慈，并去找吴稚晖等人，阻止了孙多慈的留学事宜。孙多慈受辱离开南京，徐悲鸿也被搞得非常难堪。
后来，徐悲鸿又多次尝试着与蒋碧微和好，甚至乞求她，可蒋碧微已与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爱得热火朝天，根本没有和好的可能。1945年，在大律师沈钧儒的作证下，两人协议离婚，结束了28年的夫妻关系。
张道藩是徐悲鸿的朋友，1922年在巴黎与蒋碧微相识，并为之倾倒，他多次向蒋碧微示爱，而被婉言拒绝，因为这时的蒋碧微是想做个好妻子的，并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她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悲鸿的一颗炽热爱好艺术的心，驱走了我们所应有的幸福和欢乐，但是我仍然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好妻子，因为我发觉他所欠缺的正是我之所长。”“共同生活以后，我对悲鸿才有了深切的了解，我发现他的结婚对象应该是艺术而不是我……我十八岁跟他浪迹天涯，二十多年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与厄难。”当与徐悲鸿的关系出现裂痕后，她的情感天平开始倾向张道藩。1948年，蒋碧薇随张道藩去了台湾，做了十年张道藩的公开情人，1958年分手，之后独守空房二十年，于1978年去世。
后来廖静文勇敢地走进了徐悲鸿的情感和生命世界，两人相濡以沫，感情甚笃。可惜好景不长，徐悲鸿因积劳成疾，于1953年去世。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将徐悲鸿所有遗作收集整理后全部捐给了国家，并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去世时，廖静文只有三十岁，可她一直未再嫁，她说：“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希望再嫁给徐悲鸿。我希望我死了以后，可以和悲鸿在‘地下黄泉’相见。再看见他的时候，我会靠在他的胸脯上，向他诉说我这几十年来是怎么度过的，是怎么样想念他的。我要把我的痛苦都告诉他。”
孙多慈嫁给了当时的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1948年去台湾，任教台湾师大艺术系。徐悲鸿与她天各一方，偶有书信往来。徐悲鸿寄诗孙多慈：“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孙多慈赠诗徐悲鸿：“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苦楚、幽怨、无奈溢于言表。孙多慈得知徐悲鸿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为恩师守孝三年。她与许绍棣的关系一般，经常借故去美国，住在好友著名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家里。她也经常到徐悲鸿的好友王少陵家里去，每次在那儿看到徐悲鸿留下的诗画都泪流不断，喟然不已。1975年，她病逝于美国洛杉矶。
应该说，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夫妻感情是有比较深厚的基础的。两人都是江苏宜兴人，蒋碧微出身高贵，父亲是复旦大学教授，自幼知书达理，才貌双全，气质不凡。徐悲鸿虽然出身寒微，可人品上乘，风流倜傥，才华出众。蒋碧微倾情徐悲鸿，不顾自己已有许配，也不顾徐悲鸿曾经丧妻，而毅然决然地跟随徐悲鸿私奔。在去日本的轮船上，徐悲鸿将刻着“碧微”两个字的水晶戒指情意缠绵地戴到她的手上，从此原名“蒋棠珍”她变成了“蒋碧微”。这一年，徐悲鸿24岁，蒋碧微18岁。后来他们又远赴法国巴黎，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日子，并于1927年回国，这时，徐悲鸿已是赫赫有名的画家了。
志不同，则道不合。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志趣、爱好和生活习惯相左，双方都不能从对方那儿得到应得到的东西，这必然地要找寻新的满足。徐悲鸿和孙多慈，同属才出群伦，同爱绘画艺术，也就是说他们在志趣、才智、爱好、追求，乃至心灵方面同构，所以当他与蒋碧微不和和冲突时，找到了情感的依托和倾述衷肠的新对象。蒋碧薇也一样，张道藩似乎必然地走进她的情感世界。令人回味的是，徐悲鸿去世时，口袋里放着的是当年在巴黎他与蒋碧薇一起购买的怀表；而蒋碧薇去世时，房间里挂着《琴课》，这是当年徐悲鸿在巴黎为她画的拉小提琴的情景，它是蒋碧薇最喜欢的一幅画。
徐悲鸿和蒋碧微，以及与他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的故事，哀婉、凄美，似在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微妙难测，是非难断，婚姻破裂的原因也很复杂，但有一点也许是肯定的，那就是缺少理解、和合和包容，多得是误解、埋怨和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