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灾害认知与禳灾思想
欲要讨论灾害认知，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灾害。《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灾害是指旱、涝、虫、雹、战争等所造成的祸害。
祸害指“祸事”及“灾难”，固然是对人而言，不过，它只是一种简单的描述性解释，未能揭示出灾害的内在联系和基本属性。
《中国灾荒词典》认为：“灾害是由某种不可控制或未予控制的破坏引起的，突然或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超越本地区防救力量的大量人群伤亡和物质财富毁损的现象。”
其定义是从救灾防灾的角度出发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在《韦伯斯特词典》中则将灾害定义为“一种突发的并带来极大物质损坏、财产损失和精神痛苦的灾难事件”，注意到灾害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
事实上，灾害并非现代用语，而是古已有之。据《左传·成公十六年》中载：“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就其本意而言，说明灾害与神的意志密切联系，同时关系民生。
不过，相较于灾害，灾异的表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似乎更为流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灾与异没有区别。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八《必仁且知》中有言：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从董仲舒的表述来看，灾与异对国家之失表示警告的方式是不同的，在顺序上，灾先而异后，在灾之谴告无效后才使用异之惊骇，故言异大灾小。
然而，不同于仅仅让人惊骇的怪异，灾与害密切相连，灾能够对民众的生命、财产等造成实际的损害，所谓“害物曰灾”。在《管子·度地》中有“五害”之说：“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
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五害其实是五种影响民众生活的自然灾害。
事实上，董仲舒也承认“天之所加，虽为灾害，犹承天而大之，其钦无穷”，只不过董仲舒之后的汉儒在论及灾害并企图以此来向君主贩卖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作为谋利禄之路的手段时，遂援“异”入“灾”，以灾异天谴说替代灾害天谴说。进而模糊了灾害与灾异的概念。
不过，在宋代灾异事应说逐渐破产的背景下，变异的部分逐渐被剔除出传统“灾祥”的概念，灾害的概念日益凸显。
欧阳修以“可知”与“不可知”来区分灾与异，他说：“夫所谓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蝗之类是也。异者，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鹢之类是已。”
文彦博则进一步对“灾”与“患”进行了区分，灾是指自然灾害，患则与害相连，指的是天灾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
因此，尽管“灾害”的说法在文献中并非主流，但仍然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本文关于宋代灾害认知的讨论虽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怪异的部分，但并不脱离灾害概念本身，而是力图在古今灾害定义中寻找结合点。
阴阳五行灾害说的渊源与原理
阴阳五行说实际上是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合称。阴阳二字，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阴”即“闇”，有晦暗的意思，具体指“水之南、山之北也”；“阳”即“高明”的意思，具体指“日”。阴阳二字连用表示对立相反的两个概念。
在自然界，天为阳，地为阴。后来被抽象化了，被看作是推动万物生成、变化的两种基本元气，成为支配着一切的事物。
五行是五种世间物质的基本形式，即木、火、土、金、水。相对而言，阴阳观念比五行观念出现的要早，不过，到战国时期，邹衍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严密而宏大的宇宙万物运行规律学说。
及至汉代，董仲舒用阴阳五行说改造了儒学，使儒学阴阳五行化。在他看来，天道源于阴阳五行，《春秋繁露》卷 13《五行相生》言：“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正因如此，“从阴阳的消长而言，可以解释时空内的一切变动”。
各种灾害的发生也被纳入了阴阳五行说的解释框架之中，并成为儒家学问的重要内容。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万物的运行以阴阳五行和谐为基础，“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朝夕不息”。
然而，一旦阴阳五行出现失衡，天地万物就会受到伤害，所谓“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进而出现各种灾害。从阴阳五行的角度出发，董仲舒对各种灾害有详细的解释：
大旱者，阳灭阴也。……大水者，阴灭阳也。火干木，蛰虫蚤出，蚿雷蚤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五谷伤，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蛰虫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由此可见，包括水、旱、雷、霜、雹、地震、虫灾、彗星等灾害都可以在董仲舒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进行解释。
不过，由于历代士大夫都着重强调董仲舒的灾异论的天谴方面，对其中阴阳之气机械感应的部分有所忽略。
事实上，灾异的根源固然可以追究到人事，但其发生作用的机制并非简单的对应，而必须以阴阳五行的运动作为中介，这一特征在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如：
九年“夏四月，陈火”。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杀君，楚严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
待之，至因灭陈。陈臣子尤毒恨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严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麦禾”。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逆阴气，故大水也。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董仲舒以为季孙宿任政，阴气盛也。
从董仲舒的这些灾害解释来看，阴阳五行是联通人事与自然的通道，人事的失序会导致阴阳的失衡，而阴阳五行的失衡会引发自然的失常现象，即各类灾害。
在这种语境下，灾害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存在，但也并非是人格化的“天罚”，而是作为自然与人事相互沟通的信号。
对此，汉儒匡衡有更明确的解释：“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唵，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也就是说，灾害是阴阳失衡的表征，而阴阳失衡因感应人事善恶而起。
董仲舒之后，又有夏侯始昌、眭孟、夏侯胜、京房、刘向、刘歆、谷永、李寻等人关于阴阳灾异的论述，其成果最终为《汉书·五行志》所吸收，成为经典的灾害解释模式。
至此五行失性会导致恒、妖、孽、祸、疴、眚、祥、沴等八类灾害，对应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灾难与祸事。这种阴阳五行与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感应正是基于董仲舒所说的“同类相动”的原理：
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军之所处以棘楚。
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
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明，皆鸣而相薄。其气益精，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阳阴之气，固可以类相益损也。
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