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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1982年的一个五月日子，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应约前往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的家中，一项早已计划好的拜访。计划的初衷是一同前往看望他们的老战友，开国中将詹才芳。
然而，当李先念进入徐向前的家时，他立即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出发时间。然而，徐向前却陷入了沉思，坐在那里，长叹了一口气，语气沉重地说：“不去了，那件事快三个月了，还没办好，我不知道怎么和老战友说啊！”这番话让李先念感到十分焦急，迫切地询问了徐向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徐向前没有隐瞒，向李先念描述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詹才芳留在北京接受治疗的情况。李先念微笑着提醒他，办理此事并不轻松，需要经过中央的批准和一系列程序，不可能迅速完成。但徐向前显然感到愤怒，他坚称已经与总政取得联系，而且詹才芳的情况十分特殊，需要紧急处理。李先念同意会联系总政，了解进展情况。
1982年，广州军区顾问詹才芳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迫切需要及时且高水平的治疗，因此他被转移到了北京301医院。这一消息传开后，许多老战友纷纷前来探望。徐向前元帅也正在住院，得知消息后，亲自前来，并详细了解了詹才芳的病情。
詹才芳告诉徐向前，广州军区总医院建议将他转至北京301医院，因为301医院拥有相关领域的专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詹才芳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此期间，徐向前、韩先楚等老同志经常前来探望，詹才芳的心情也逐渐好转，积极配合治疗。
一天下午，徐向前再次造访詹才芳的病房，此时医生也在查房，顺便向徐向前介绍了詹才芳的情况。医生强调，詹才芳最好能够一直留在北京，以免频繁往返北京和广州，可能对他的病情产生不利影响。徐向前默默点头，没有发表评论。当医生们离开后，他直接对詹才芳说：“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工作也不再那么繁重，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不如直接到北京休养治疗吧。”他随即表示，会立刻联系总政的余秋里主任，请求他帮忙办理。
詹才芳对此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担心给组织添麻烦。徐向前安慰他，强调他是一位有着杰出革命贡献的老同志，身体状况危急，请求在北京休养治疗是合理的。他当即撰写信函，将詹才芳的病情和请求详细陈述，寄给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希望能够协助安排詹才芳到北京治疗。
然而，办理此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这类事情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请示和报告程序，还存在一些政策上的不明确之处，因此需要时间来解决。
不久之后，李先念返回后专门联系了余秋里，向他转达了徐向前对此事的关切。余秋里迅速向徐向前报告，表示军委首长已经批准了这一请求，正式通知将很快下发，以便处理詹才芳的关系转接问题。徐向前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终于帮助老战友解决了这一问题。
或许有人会疑惑，徐向前是元帅，詹才芳是中将，两者职级差异巨大，为何徐向前会如此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战友，并如此关心他的健康。实际上，詹才芳虽然职位较低，但在革命斗争中，他的经验和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在红军初期，他一直在徐向前的领导下战斗。徐向前担任师长时，詹才芳是师下的团政委；当徐向前
晋升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詹才芳则成为下级师政委。这段共同经历，让两人的战友情谊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此外，詹才芳的革命资历也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当时备受瞩目的开国上将许世友，那时也只是担任詹才芳的副军长。因此，虽然詹才芳担任开国中将，但在许世友、陈锡联等开国上将眼中，他永远是老首长。这一点的确说明了他在革命历史中的卓越地位。
历史的证明表明，徐向前的关心和支持对詹才芳来说至关重要。1984年，詹才芳的病情再度急剧恶化，幸运的是，得益于在北京的紧急治疗，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尽管此后只能长期卧床。
然而，1992年底，詹才芳最终因病离世，享年85岁。如果没有徐向前等人的关心和支持，让他留在北京接受治疗，他的生命或许不会延续这么长时间。
这段故事不仅反映了两位老战友之间深厚的情感，还彰显了共和国建立时期那些为国家付出巨大努力的英雄们之间的默契与团结。他们不仅在革命的硝烟中肩负着共和国的希望，而且在晚年依然彼此扶持，传承着革命精神。这段历史故事也告诉我们，无论岁月如何流转，真正的战友情谊将永远在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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