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入自身实践活动和过程，探究社会实践的成功经验，回答社会实践的重大问题，以实践为依据，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体系化的理论成果。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验基础之上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原文 ：《以实践为依据建构社会医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 |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王培刚
图片 | 网络
在充分把握场景的同时运用场景
社会医学是大陆医学和公共管理教学中的一门重要专业支撑课程，是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社会的角度看待、分析和研究医学、卫生和健康问题，反映了健康领域中社会因素与个体、群体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规律，是建构健康领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来源。建构社会医学自主知识体系迫切需要立足宏大且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实践，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聚焦中国社会医学转型发展进程中的个性问题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共性问题，在充分把握场景的同时运用场景，丰富契合中国实际的理论知识和解决方案。首先，从代表中国特性的新型社会动员体系和代表世界共性的数字社会浪潮出发，准确把握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及知识更新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以概括出独具一格且能融通世界的新概念、新表述。其次，以依托中国场景的政策科学实验为核心，提炼出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公共政策与健康融合新观点、新理论，为中国社会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不竭动力。
新型社会动员体系成为亟待发掘的中国式健康社会决定因素
郑永廷将“社会动员”定义为人在思想层面变化发展的过程，他指出：“社会动员就是广义的社会影响，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发动，是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动员机制被认为是大陆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的突出特征。爱国卫生运动就是社会动员机制应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通过与基层治理工作的融合，推动形成自上而下行政动员与自下而上主动参与结合的群众动员机制；又如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创造性地通过构建县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有效地保障了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医疗问题的典范”。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暴发后，党中央作出重要安排部署，充分利用紧急动员、参与式动员等方式整合社会资源、凝聚各方共识，取得了显著的危机治理成效，有效地保护了人民健康。这些都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抓住关键节点，对于人民健康水平的提升超越了特定阶段所有的因素和力量，超越了以往单一的、有规律的、循序渐进的疾病防治模式。同时，新型社会动员体系创造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群和特定环境，整群式激活了一系列外在社会决定因素，从而实现了对人群健康的极大程度提升。
传统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研究面临数字社会浪潮的巨大挑战
近年来，大陆社会医学学科的发展深受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理念的影响，相关的传统理论和经典模型成为研究主导。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区块链等颠覆性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与之相关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一系列社会因素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由于现代科技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快速增强，传统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模型和理论受到冲击，解释力也大大削弱。
其一是虚拟社会的建构对传统模型的挑战。像达尔格伦和怀特海德所提出的分层模型，是由内向外的层层递推演进关系，处于内环的因素都受到外层因素的影响。当虚拟社会出现后，现实社会主体以虚拟存在方式在网络空间进行社会交往，“非空间性”属性使人们的社会交往超越了层次限制。这样传统模型无法适用，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统计分析和建模受到挑战，使其对现实的社会决定因素深入挖掘出现偏差，不再符合现实情况。
其二是虚拟社会的建构对传统理论的挑战。例如社会生态理论是研究人与各种社会环境要素关系的理论，健康行为是人与环境复杂系统内的一个要素，但随着虚拟社会的发展，社会交往已经不仅限于实际生活，可能形成新的虚拟交往模式，或者是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交往模式。这就使得虚拟社会的个体行为和现实社会的个体行为边界难以界定，如何在研究中实现线上和线下的变量相结合，如何反映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现实情境，这是未来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相关理论构建关注的方向。当前，“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大陆智慧医疗、虚拟支付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对我们应用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分析机制的视角、凝练问题的方式以及分析问题使用的模型和理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社会医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以及概念命题的提升也都迎来新的挑战。同时，虚拟社会的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学科发展机遇，未来，我们要借助人工智能的领先优势，实现社会医学学科，包括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的快发展、新突破。
发展政策科学实验是充分呼应社会医学知识场景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试验或试点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机制，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来自卫生健康、卫生经济，乃至行政管理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主要是在政策过程中的框架下展开讨论的，并将试验或试点视为政策创新或扩散的有效机制，进而将其视为解释国家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成功或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以往政策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社会实验多呈现非官方组织参与、自下而上的自治模式等特点，例如，英格兰政府通过对南部的托基市某贫民社区实施房屋改善项目，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来改善居民的健康和福利以及家庭关系；1987年加拿大由非官方组织率先从多伦多开展“健康城市运动”，从魁北克开展“健康城市与健康城镇运动”；美国非营利组织或宗教组织等推动美国早期健康城市构想；等等。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策实验是基于大规模的人群试点，形成推动社会改革的有效经验，然后在全社会范围进行推广。其组织性、示范性、经验性强是中国政策实验显著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区域社会实验的典型特征。如2016年开始在全国49个试点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是大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制度安排；为了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同年全国爱卫办确定了首批38个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城市。诸如此类以社会实验为单元，对基于现实场景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分析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能通过更强大、更宏观、更渐进的政策示范效应，干预大众群体的健康提升，而不仅局限于某个社区或者某个个体。以往通过社会实验强调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往往倚重于西方经典模型，但在现阶段，特别是当下的中国社会，我们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更强调由宏观社会主导来激励、集成、创新和参与，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将众多社会实验与我们的学科甚至是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相结合，提炼中国式社会医学理论，关注现实，值得更多学者去探讨和思考。
总之，社会医学既具备深刻理念又充满现实关怀，医学学科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因素的影响愈发凸显，医学与社会互动关系愈发密切。经过学者们多年不懈努力，大陆社会医学知识体系在反思中不断进步。过去的30年中，大陆社会医学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未来我们仍需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撷取以往研究中符合时代精神、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精华，促使其成为建构中国社会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继续投身于医疗卫生改革的实践，对其范畴、概念和术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力求将大陆社会医学自主体系建构得更加完善，学科本土化特色和学科的国际贡献度更高，为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学科精神营养。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9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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