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老居正（1876.11.8－1951.11.23），原名之骏，字觉生，号梅川，出生在清一个塾师家庭。民国开国元老，著名政治家与法学家，共育有子女十人。
元配夏夫人生男居伯强、女居叔康、居季复。
继配钟明志，生男居浩然、居伯齐，女居瀛初、居瀛玖、居叔乐（瀛棣）、居载春（叔和）、居叔宁。这些子女中，到台湾的只有居浩然、居瀛玖、居叔宁及居正的侄儿居伯钧。居伯强早在1942年死于西安；居伯齐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居叔康、居季复、居瀛初、居瀛棣、居载春没到台湾。
当年三个生于日本，瀛初、瀛玖、瀛棣。因为都是女的，又值二次革命时期，所以两个从小由他人抱养。瀛初归上海朱家，取名朱觉方；瀛玖归东京日本人萱野家，取名萱野华惠。这种把亲生子女由他人抱养的情形，在大革命时代居无定所、到处奔波之际，这是革命者必然遭到的骨肉分离悲剧，居正自不例外。
居瀛棣便是此民国元老居正的第六个孩子，1916年生于日本东京，她也是居正生于日本的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位。因为生于有东瀛之称的日本，所以，居正将这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瀛初、瀛玖、瀛棣。从居瀛棣写于解放后的大陆时期的文革时候属于自查自纠那篇短短的自传稿，从字里行间排除一些当时政治高压氛围下及当时语境中那些不尽是本意的言辞外，但其人生的经历与脉络是真实且清晰可见的。小时候生活在因父母从事革命事业而不能带她于身边，便三个月大的襁褓中婴儿被送到母亲的故乡当时还属于江苏省宝山县（今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由外婆抚育长大。乡间的生活，养成了她平民化的直率性格。后来，居正虽然做了国民政府的司法院长，她的这种平民化的性格也没有改变。在家中，她不许佣人称呼她及兄弟姐妹为小姐少爷，要直呼其名，家中有绫罗绸缎她不穿，却偏爱布衣布裤（其父居正的一生穿着与打扮也很随便，平常也是一袭布衣）。
1935年夏，居瀛棣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住读。在此间，她结识一个叫周曼如（后改名周南）的同学，周曼如是学运积极分子，“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后加入中共，她受中共北方学委的派遣，来南京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居瀛棣受周曼如的影响很大，使原本喜看武侠小说的她，对实际政治有了了 解。加上当时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社会系的大弟居浩然也是位活跃分子，加入了清华学生救国会，并起草了《清华大学全体学生敬吿同胞书》，参加了北平学生“一二一六”大游行。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居瀛棣原先对政治所抱的无所谓态度。
当然，对居瀛棣影响最大的人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祁式潜。爱情的力量于人一生是影响巨大的，尤其对一个女孩子。
祁式潜别名祈乐陶, 原籍山西寿阳，1915年出生在江苏扬州，世家名门望族之身。父亲是满清咸同年间的大学士祁寯藻的孙子，光绪朝工部尚书祁世长的次子；母亲是道光年的浙江巡抚卞士云的孙女，光绪年的闽浙总督卞宝第的么女。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大家族的后代们分了家，家族逐渐败落。安放在祁式潜这位世家子弟头上的光环也几乎荡然无存己。
1927年，祁式潜与两个姐姐随母亲从出生地扬州迁居南京。在南京，他们受到了时任国民政府新贵的姻亲李石曾冷遇，世态的炎凉，及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少年的祁式潜对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新政权产生了由衷的反感。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三省及热河相继沦陷。从而激发了南京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1931年9月25日，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推动下，南京学界成立了首都学生抗日救国会，中央大学学生痛殴外交部长王正廷；北平南下学生示威国民党中央党部，怒打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步步地高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本已对国民党新贵产生反感的祁式潜，思想上开始左倾，作为南京钟英中学的罢课学生代表，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就充分显示了他宣传及组织才干。后来，他又参加了由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伦、孙晓村、曹孟君等人发起的南京读书会，利用每周六晩上或周日上午进行国内外时事分析，也学习马克思、列宁及斯大林的经典著作。这时，祁式潜已经是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后转文学院政治系）的学生了，并且，很快成为金陵大学的学运领袖。
对此，《金陵大学史》（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五月版）是这样写的：
金大中共党的活动被镇压后，金大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进步学生的运动一度转入低谷……由于当时南京和金大的中共党组织均遭到破坏还没有恢复，金大学生的抗日活动缺乏直接有力的指导，而学校学生会又被学生中的CC派和复兴社分子把持。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学校里以祁式潜为首的一些进步学生乃行动起来，自觉地承担起在同学中作发动工作的艰巨任务。他们先是在学生中开展了“读书会”活动，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籍，扩大中共党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又以“救亡”相号召，积极在同学中从事抗日宣传和鼓动。通过一个时期工作，在祁式潜周围，逐步集结起一些活动骨干，如李庚、胡笃弘等，学生中的进步力量也日渐发展。
1936年春，以祁式潜为首的一批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的学运骨干（包括李庚、胡笃弘、后文翰、薛葆鼎等）开始了筹组南京学生界救国会的进程。八月一日，学界救国会正式成立，祁式潜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
南京学生界救国会内部名称叫南京秘密学联，它与那些五花八门的救国团体有本质的不同，它的组织是秘密的，它从筹备到成立再到活动，始终处在中共的指导之下，对这个组织的性质，《南京大学共产党人》（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五月版）一书有这样的介绍：
历史情况表明：南京学联虽用的是公开的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的名称，它却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而是一个只有先进分子参加，秘密进行革命工作的，作为救亡运动骨干组织的革命学生团体。学联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条件下产生的，即在南京组织遭破坏后一段时间活动的，有其特殊性的革命学生团体。秘密学联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了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了革命力量。
居瀛棣和祁式潜相识于1936年的夏天。当时，华东地区的多所教会大学在浙江的普陀山举行了一次联合夏令营活动，在营地，他俩认识了。对居瀛棣而言，“这偶然的相识，不料是根本改变我今后思想生活的渊源。”（居瀛棣：《自传》）祁式潜起先并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儿，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穿着很朴素也很有个性。后来知道了，他就把她作为“发展外围团体”的工作对象。随着交往的加深，也使祁式潜觉得居瀛棣确实不像国民党大官的阔小姐，慢慢地，俩人就有了爱情的萌芽。
1937年7月7日，抗日军兴，而此时的居瀛棣和祁式潜却分各一方。作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的祁式潜，身兼南京学联外围组织“首都学生界抗敌后援会”总负责，奔走在抗日救亡宣传的前线；居瀛棣则离开南京去了武汉，借读于武昌的华中大学，也参加了救护伤兵的工作。1938年初，俩人在江城重逢。见到心上人，居瀛棣感到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和自己所爱的人又见面了；难过的是两人又将面临着分别，而此别又不知什么时候再重逢。在这个时刻，居瀛棣已暗下决心：离家出走，随爱人参加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
爱国学生宣传抗日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夏，作为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的祁式潜来到成都，向中共成都市委青委传达长江局的指示精神，顺途也去看了就读于迁蓉华西坝之金女大的居瀛棣，这一次，居瀛棣再也不放过这个机会了，她在后来自传中有段这样的似乎是私奔般的精彩描述：
1938年8月10日清晨，我向熟睡的母亲暗暗吿别。我一口气随祁君由成都又到了重庆。九月十八日这一东北沦陷的纪念日，我又重登上了汉口码头。这时马当已失，汉口十分吃紧，码头上、街道上，人车喧嚷，一片惊慌扰乱现象，我却兴冲冲唱起了新学会的“快乐的心随着歌声飘荡……”的歌。
从这段居瀛棣的自述文字中，我们自可看到爱情的伟大力量。也看一个热血青年对山河破碎共赴国难的勇气与决心。
自此以后，居瀛棣随祁式潜进入了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2月，在安徽省立煌县（今金寨县）白水河新四军第四支队兵站，居瀛棣经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会常务委员方毅、何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月，居、祁两人完婚。
从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潜（化名赵政）先后在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祁式潜是这些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他先后担任了下列职务：中共鄂东特委委员、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会委员、中共苏皖省委委员、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委员、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委员、中共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还有许多政、军、文的兼职。居瀛棣夫唱妇随，也在上述的中共根据地担任文书、文化教职，及农村支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941年1月，居瀛棣当选为津浦路东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参议长先是邓子恢，后是刘顺元）。
由于祁式潜、居瀛棣夫妇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祁式潜的高级干部身份，使他们成为上述根据地（尤其是淮南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受到刘少奇、陈毅的多次接见。陈毅这位留学生出身的新四军代军长还说：“共产主义是真理，不但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门下，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跟居正的儿子居浩然曾是台大的同学，且是好朋友，曾写过《乱世居家泪》等有关居家的文章，其中有：“抗战胜利以后，居瀛棣和她丈夫已不是现役共产党的身份”。又说：“他们夫妇在做共产党期间，或被国民党逮捕期间，才有‘次子交玖姐抚育成人，改名张建国’的事”。1943年，对身为中共党员的居瀛棣和祁式潜而言，是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将影响他们的一生。这年4月，日军进攻淮南地区，区党委部署妇女、儿童疏散。5月，居瀛棣携两子经区党委批准撤退到上海。同期，淮南区党委开始整风运动。整风中途，审干开始。8月，作为淮南区党委高级干部的祁式潜出走。引发淮南东南地区（祁兼淮南东南中心县委书记）一大批干部受到怀疑。
祁式潜究竟为什么要出走？从客观上讲，与淮南区党委的搞过头整风后审干有关。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第二个“四三”决定，号召抓内奸；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吿》，延安开始了大规模 的“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说：“特务之多，本不足为奇”。这种矫枉过正的心理及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整风与审干运动。从主观上讲，妻儿走了，对祁式潜的心绪也不无影响。这个世家出身的革命者“党性”可能也未必就这么强。所以，在主客观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祁式潜抱着“不叛党，不脱离革命”的宗旨走了。但人算不如天算，现实的情况是，祁式潜、居瀛棣夫妇有两年时间（1943年8月—1945年8月）未能与中共组织联系上。“叛党”自然谈不上，但“脱党”就脱不了干系了。
祁式潜夫妇在上海，而居瀛棣的姐姐居瀛玖夫妇也在上海。居瀛玖婚后八年未育。于是，他们将出生不久的次子祁懿年（这是祁式潜的母亲按照卞氏家族的“年”字辈排行命名的）送给了居瀛玖、张鸣（即张惊声）夫妇，祁懿年从此就成了张建国了。
1944年1月，祁氏夫妇抵重庆。居正也第一次见到了带她女儿出走的这位女婿。居正当然是知道祁式潜身份的。但翁婿双方都抱着“家中不谈国事”的态度。不久，居正还设法将女婿安排到财政部属下的花纱布管制局任视察（这是一个拿干薪不干事的闲差）。但祁式潜确实被国民党逮捕过，不过，一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知悉此事者，除居正外，还有一人是祁式潜的二姐夫沈清尘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事有清楚的叙述：
1945年4月，我应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之邀，离重庆赴鄂西宣恩，接任湖北省鄂西地区（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8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军统机关）副处长张达的一封电报。张达是常州同乡但与我素昧平生，只是在旅渝常州同乡会的聚会中见过几次面，他为何有电报给我？经拆阅后才知电文是关于妻弟祁式潜的，要我证实祁式潜对他们所说关于费筑教授失踪案是听我说的事并复电。嗣后，又连接岳母卞氏快函，说祁式潜已被捕，关在××地方，并说听说那里有你的同乡，盼速去救他等语。我当即复电张达，说我似曾对祁式潜讲过费筑教授失踪案。旋即派专署秘书谢亚云持我专函赴渝，面见张达，请其援手。谢到重庆见到张达后，方知祁式潜数日前已被其岳丈居正保释出去了……
这就是抗战末期居正的女婿被捕并获释的经过。作为当事人，祁式潜的岳丈居正不仅没有“大义灭亲”，反而为亲情所驱使，施以援手。才有后来李敖在其文章中发出的感慨：“数天涯，依然骨肉”。这几个字足能描述人性中最复杂也最温馨与现实的成份一面。
祁式潜被捕后的次月，即1945年的9月，祁式潜夫妇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团接上关系，周恩来派胡乔木与祁接谈，他们归队了。1946年3月，祁式潜恢复党籍。旋夫妇俩在杨超领导下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随着复员京沪，他们的工作关系转入中共“吴克坚情报系统”。他们的身份又是共产党了，只不过是执行“隐蔽精干，单线联系”方针的地下共产党人罢了。
1946年夏，祁式潜与吴克坚同机由渝飞沪。居瀛棣则随家庭经南京转上海。在南京，居瀛棣专赴梅园新村三十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向董必武汇报有关工作。在上海，居瀛棣的公开职务是邮政储汇局的会计，祁式潜的公开职务是中央银行稽查。祁式潜以“徐大可”为化名开展情报工作。他上边的直接联系人就是吴克坚。下边的关系涉及方方面面，如郭春涛、 秦德君夫妇就是一个方面，祁式潜的堂弟祁式弇（化名肖大成）又是一个方面。肖大成后来成功策反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并在上海解放前夕策动警 察局机动车大队起义。在运用情报关系上，杨虎及其夫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
抗战胜利以后，居正全家搬入沪宁地区，居瀛棣姐姐居瀛玖夫妇的沪 上寓所—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411号成为居家的中心。居瀛棣通过姐姐的关系，将该寓所的客厅提供给吴克坚，由萧光华负责一部中共秘密电台。她自己还亲赴香港，秘密会晤中央情报部驻港的情报负责人潘汉年，从潘手中接回译电员和密电码，从而保证了情报联络的畅通无阻。
后来，他们夫妇俩在上海江湾寓所的阁楼上也安置了一部秘密电台，直接与中共中央情报部联络。当时，中共地下党情报经费紧张，他们夫妻俩还拿出了3000美金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可见其对所信仰的忠诚程度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鉴于祁式潜、居瀛棣夫妇在上海三年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卓越表现，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任命祁式潜为上海联络局专员兼秘书处处长。居瀛棣则不仅受到军委联络部的公开表彰，还被推举为上海市静安区的人民代表。
可是，1949年以后的政治现实却很诡谲，最为明显地，对政权的稳定性，党内对内部组成人员的成份及革命性有怀疑。对祁式潜、居瀛棣夫妇，尤其对祁式潜而言，其后的岁月，却是命途多舛。有人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又翻出祁式潜出走淮南的“旧账”进行清算。于是，他的党籍又被停止了。一直“审查”了四年，总算查清楚了，但他必须离开了情报系统，看来还是得不到信任。又重操宣传工作旧业，干部定级时，只定了个十三级。
祁式潜从1949年以后则一直生活在“1943年淮南出走事件”的阴影之中，1966年“文革”伊始，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硏究所，卷入了一场是非的旋涡之中，在所难逃，最后自杀身亡。居瀛棣个性刚烈，她无法相信丈夫会自杀，她要为夫申冤，最后被打成“反革命翻案集团”头目，三年后的1969的某一天，一位曾心甘情愿抛弃优越生活的为理想为自由为明天………民国开国元老的千金小姐就这样倒在麦收劳动的田野中再也没有起来。
怎不让人唏嘘与感喟呢？
2023.9.2完稿於龙州新天地寓所
附：
居瀛棣自传稿
一、 幼年及小学时期
1916年我出生在日本东京，甫三月，母亲把我带回国交给外祖母抚养。外祖母住在近吴淞的宝山县杨行镇，这是四周田野的小镇。外祖母是位勤劳俭朴的妇女，不请佣人，凡事自操作，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我在幼年时对父母很生疏，母亲也难得来，父亲简直不认识。直到十岁时，父亲来杨行了（离镇二里路外）置起了家，我也随同外祖母来与兄弟姐妹跟着父母生活了。我进了镇上积谷仓小学三年级读书，直到小学毕业。
二 、中学时期
13岁时，家里搬到上海来住。进了私立持志大学附中初中一，读了一年，母亲觉得我是乡下长大的，性格粗野，持志附中办理马虎，就把我送到徐家汇天主教办的启明女中，这是个出名规矩严的学校。我一进去，比起那些上海小姐来，我是一身土气。父亲与人在办《江南晚报》，家也就住在报馆后面屋内，我们读书学费也就在父亲朋友处凑的。这学校充满了虚伪势利的风气，所谓规矩可说是专为穷苦点（的）学生设的。我在这学期将终时，父亲忽被老蒋捕去，关在龙华监狱，弟妹寄住人家，母亲到处奔走，根本已无家。我在乡下外祖母处过了寒假，第二学期我的穷相更遭到嬷嬷先生同学们的蔑视欺侮，一年的启明生活，赛似坐牢。对于洋人洋奴，我就种下了憎恶的念头，某种模糊不平之感，使我喜好一些侠义小说。
1930年父亲从龙华被押至南京，先关在白下路监狱，后来可以租了房子与家属同住，不过还不能自由。母亲就在暑假里把我带到了南京。
1931年，父亲与老蒋妥协了，出任反动派政府司法院院长。父亲虽挤入官僚之列，但是家庭生活开始好转。因为在此之前，我的父母除了在杨行乡三年的乡居生活是安居乐业（富农式的种田），以外的生活完全是奔波流浪并无家庭可言。在这样较安定也较宽裕的家境下，我在汇文女中读完了高中三年。
1935年我毕业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书，只是使我更讨厌都会学校。
三 、大学时期及思想开始转变时期
金陵女大是洋气贵气十足的。我老觉得不对劲，虽然我那时也是“小姐”，但比起校中小姐，我是一点及不上的，并非是比不过她们阔绰而不乐意，而是觉着这学校风气不顺眼、不合意。
1936暑假中我认识了祁式潜君，这偶尔的相识，不料是根本改变我今后思想生活的源渊。祁君在金陵大学，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起先他不知道我姓居，待知道了就不再理我。后来也许觉得我不同“小姐”的派头，就有时仍找我谈谈。但他谈起来总是转转弯弯的讲些我不懂或觉得奇怪的话题，他又借一些书给我看。可是那里我很糊涂幼稚，只看得进一些文艺书，理论书总是原封未动还给他。我在启明时喜欢看些侠义小说，在汇文时也风闻了“苏联”“共产党”“革命”“列宁”等一些零星字眼及看过一些文艺作品，再加上他给我的一些书及讲的话，他见大块理论我不能接受，就多讲革命家一些艰苦斗争或烈士慷慨就义等有事给我听，我的脑海中把革命看作是崇高神秘不可及的一种事业，革命家的英雄形象更只是幻想中存在，凡人做不到的。我虽觉得祁君这人奇怪，但他是个现实的普通一个人，我简直不去把他联想到那些革命者，所以也就随便听着他讲的话，不去追想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只觉得倒还说得有意思。
1936年已是很紧张的一年，我却还是奉了（母）亲命在“8.13”的前夕带了两妹去湖北武穴四叔处避难。不过在船上我感动我这样参加了逃难的行列，若是祁君知道了他一定要耻笑我的。这年9月我武昌与金陵一部分内地同学在华中大学借读。祁君那里正在京沪沿线冒极大危险作发动学生救亡工作。从他的来信使我明白了自己的糊涂，更感到惭愧。这时期学校由刘思蔺教授发起组织到鲇鱼套车站救护列车上下来的伤兵，预备了30个重伤兵铺位，我也参加了。见到脏、饿、伤的博士兵，我们烧粥喂他们，替他们洗脏（衣服）洗伤口，觉得他们为国牺牲真了不起。一些受不了的同学一次后就不愿再来，我继续到后来学校不知何故中止了这一工作。
这时期我感觉到这些“读书救国”是空话，比起这些伤兵，我是觉得自已太冷血了。
1937年冬季祁君率同平津首都流亡学生宣传团到了汉口，这一群热情奋发的青年使我不胜钦羡，就动了参加之念。但是家里也防着我，不放假就接我回家，一方面是我决心不够，一方面是祁君觉得我参加了宣传团父亲生了气或会对团不利，我就没有走成。
1937年我随家里到了重庆。
1938年我搬到成都，我又随金女大师生在华西大学借读。这暑假，祁君因工作来到成都，我自觉这次不走，那只是表示我怕吃苦怕死而已，我对他说，我决心离家参加任何救亡工作。
四 、参加救亡工作时期
1938年8月10日清晨，我向熟睡的母亲暗暗告别，我一口气随祁君由成都又到了重庆。9月18日这一东北沦陷的纪念日，我又重登上汉口码头。这时马当已失，汉口十分吃紧，码头上、街道上，人车喧嚷，一片惊慌扰乱现象，我却兴冲冲唱起了新学会的“快乐的心随着歌声飘荡……”的歌。
几天后，我随着三个青年上了一小船出发到团风，祁君后去黄安与我分途。那时只有上水去的船，这一小船却载了我们向下水驶，江面上到处设有水雷，船家很紧张的掌着舵，我们中是高兴的大声欢唱。从团风登陆，再坐船渡过一条35里的大湖，就上岸步行（行李有人挑）到黄冈大崎山游击区去（即鄂东游击根据地）。这天步行了70多里路，我第一次走如此长路，脚底完全肿了，及晚到达目的地（进山后一家老百姓家），我在跨越一高门坎时，一抬腿我跌倒了，原来脚已不听我指挥了。第二天还得走，我总算挨到了这闻名的处在崇山峻岭中老苏区，我开始了新生活。
我看到在此工作的方毅、刘西尧、张体学等同志由三支破枪（他们出去工作，因为我是二道毛子，不便外出，就叫我看守放在米柜里三支破枪），半年不到，发展为坚强庞大的抗日部队。队伍成立后，我在宣传队里工作，这半年使我认识了农民群众的伟大潜力，同时，这是老苏区，群众觉悟程度相当高，妇女们把当成红军时代工作同志看待，亲人般疼爱我。有时我因不善于识别道路，常回不到部队（部队又常移动），她们留我住，明天又带我找上部队，常常使我感动的流泪。当她们诉说着白军烧杀掳掠的罪恶时，大大地教育了我，使我分清了是非敌友。在革命大家庭里我跟着大学整天欢笑歌唱，爬山越岭，虽然吃的有两个月菜也好，饭也好，反正是豌豆，穿了从鬼子那里抢去的我们的伤兵棉衣（鬼子抢了国民党军队的伤兵棉衣，我们的队伍又从鬼子那里缴了来），又大又长积淀领，我长的黑黑胖胖，精神中愉快是最好的营养。
1939年初春，祁君自黄安来，同我到了大别山白石河新四军兵站，沿路是金家寨等地。大革命时期此地战争很激烈，后来遭到白色恐怖最深。遍地瓦砾无人踪，偶见村落也是男丁极少，不是跟着红军走了，就是被白军杀了。看到听了这些事实，令人悲愤之极。
在兵站，祁君和我结了婚，我随即在立煌县（距白石河30多里）省动员常委会妇女工作部门工作（当时安徽省主席是廖磊）。
1939年冬由延安来的郭述申同志率领了一批干部由那时高敬亭的四支队派一个营护送，出发到皖北淮南铁路沿线广大敌后地区。我们高唱“东进东…………”的军歌浩浩荡荡前进（只有我们这一次太平安稳的走，后来的人东进就没有那么安稳了，尤其是廖磊死后皖南事变后，最后一次青年们冲击黑暗奔向光明的敌后方来，那完全是逃了）。
那时津浦路西有周骏鸣参谋长在这一带打游击。随即祁分配到和县、含山淮南路边作开辟工作，我也随同在那里做发动群众抗日等宣传工作。
1940年3、4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广西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摩擦战，我们那里成立了一个团的地方武装，就遭到十倍兵力的顽固军围攻，当时我生孩子未满月，丢了孩子、奶妈，就随部队在和（县）含（山）巢（湖）一带与日本鬼子顽固派军队转圈子打游击。由于我们有群众的积极帮助，顽固军反遭到很大损失。
大约8月间，我们又调到津浦路东淮南边区，这是有中心后方的正规抗日根据地。这时期因身体差时就在机关做文书工作，身体好点就下乡做民运工作。
1942年冬季，鬼子有大举扫荡根据地情况，为了准备反扫荡，对于伤病员，妇孺等采取了隐蔽疏散及撤退的措置。我在1942年冬季带了两儿回到了上海，1943年春我回到了重庆家里。
五 、抗战胜利到解放后
抗战胜利我随家里来到上海，曾在邮政储金汇业局做一年会计工作，解放后我生产，产后病弱，就一直未参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