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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德烈的笔记
编辑|安德烈的笔记
1983年，赖声川开始进入台湾戏剧界，近四十年来，他原创的戏剧作品有40部之多，诸如《暗恋桃花源》、《如梦之梦》等作品如今依然活跃在海内外。
作为一名学者型导演，赖声川不仅在戏剧编导上有所建树，也持续助力戏剧教育和戏剧文化的推广。1984年，赖声川与李立群、李国修合组戏剧工作室“表演工作坊”，推出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等脍炙人口的好戏。
2013年，赖声川参与发起“乌镇戏剧节”，每年召开，发展成中国特色的戏剧节和戏剧品牌，为中西戏剧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2015年，赖声川的个人剧场——“上剧场”落户上海，为他的戏剧实验和商业演出提供了固定场所，在观众中形成“文化品牌”效应。
尤其是近两年来，赖声川先后出版了《赖声川剧作集》（2019）、《赖声川剧作集（第二辑）》（2020），共整理收纳他选取的16个剧本，其中很多剧本此前还未向公众公开。
总的来看，赖声川及其表演工作坊在戏剧演艺界、学术界乃至文创产业中都具有极大影响力。
就学术界的态度而言，对于赖声川这一“现象级”意味的戏剧文化景观，胡志峰等研究者也对赖声川戏剧中的娱乐化、市场化、商业化等问题提出了质疑的声音。
其实这一对于戏剧发展的担忧早在上个世纪就一直被戏剧创作者和评论者提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32年《论西欧戏剧的危机》中说道，“剧院的一般情况已悲惨地说明，人们是用商业观点看待剧院，把它当作一项营利的行业。根本不可能对剧本作稍许深入的探讨。……西方最著名的演员都在忙于拍摄电影。”
从工业时代到信息科技时代，影视行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日趋成熟、全球化下的经济效率化，让戏剧行业遭到的冲击只会越来越大。上个世纪，为了应对戏剧的危机，西方有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布莱希特的“间离”剧场，以不同的方式提倡回归戏剧本质。
日本剧作家铃木忠志在1976年离开东京，到小村庄利贺进行戏剧实验……进入到新世纪，戏剧发展面临的矛盾更加突出，而赖声川的戏剧创作正处于跨越两个世纪的大时代背景下。
八十年，代台湾戏剧正处于一个探索转型期，赖声川在戏剧的实验性和市场化之间努力探索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开创了一条独具个人特色的创作道路，并且在他的艺术实践中，这一创作路径不断发展日趋风格化，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整体来说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
赖声川幼时成长于美国，青年时期在中国台湾接受教育，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戏剧艺术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这几个时期既是赖声川吸纳学习东西方思想文化艺术的时期，也是他逐渐完成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
因此，赖声川能够包容多元文化，从不同文化的日常中汲取灵感，其博士学位论文《西方现代剧场中的东方思潮》，也体现了他对于现代剧场的理解和选择——融合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戏剧理念。
（二）所谓“大众文化与精致艺术”的创作道路
1986年，“表演工作坊”获颁台湾“杰出表演艺术奖”，评语中评论其“成功地将‘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巧妙结合……开拓了新而可行的道路。”
这一评论一直被赖声川的研究者们广泛引用，其实所谓“大众文化与精致艺术”的创作道路，体现的正是赖声川一直以来在创作中对于大众和实验、艺术和市场问题的思考和尝试。
（三）跨越两岸的戏剧实践
赖声川的创作历程经历从台北到大陆的转变，虽然两岸共享的是同一个中华文化传统，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其社会和文化语境要复杂得多，赖声川立足台湾的特殊环境，表达其特殊文化，为他打开了台湾戏剧市场。
从其整体创作历程来看，面临不同的挑战，赖声川在台湾和大陆的创作也存在创作策略的调整，这体现的不仅是剧作者的个人选择，更反映了剧作者与时代和社会变迁、戏剧创作环境之间的微妙关系。
综观赖声川近四十年的戏剧实践，其实也是台湾和大陆现代戏剧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于戏剧界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
通过对其整体创作的研究，既是历时地看赖声川戏剧实验中个人创作路径的发生过程，也能从共时层面分析在特定社会和时代背景下赖声川的创作选择，探讨其创作与时代和社会之关系。若要选择一出戏进入赖声川的戏剧世界，《暗恋桃花源》是最好的选择。
作为赖声川的经典代表作，《暗恋桃花源》的代表性首先在于它令人瞩目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1986年，赖声川、金士杰、李立群等人通过集体即兴创作完成《暗恋桃花源》，并在同年凭借该剧获颁台湾“杰出表演艺术奖”，被评为“开拓了新而可行的道路”。
而《暗恋桃花源》也以其实践证明了这一道路的可行性，该剧自1986年首演至今，在全世界上演了15个版本，表演了无数场次，三十余年来常演不衰，在观众中获得巨大反响。
2021年，《暗恋桃花源》诞生35周年，随着上剧场每年演出季的轮番上演、校园剧社和社会剧团的“大会演”，《暗恋桃花源》的演出场次和观演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影响力持续扩大。
除了剧场演出，赖声川从1986年到2019年在台北皇冠出版社、群声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暗恋桃花源》剧本。
可以说，“暗恋桃花源”已经被打造成一个文化品牌，在全国戏剧圈形成巨大的文化效应。当然，这种效应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但是一部戏能始终在剧场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在海峡两岸引起热烈的反响，与它本身的艺术魅力也是分不开的。
在东西融合中赖声川开拓出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而《暗恋桃花源》是这一道路的初步实践，也是代表之作。
因此，讨论赖声川的创作选择，还得从《暗恋桃花源》说起；要寻找《暗恋桃花源》生命力的来源，还需从戏剧本身入手。
戏剧来源于生活，赖声川很善于从生活中捕捉那些戏剧性的元素，透过生活的片段折射人情世态、社会人生。
在《暗恋桃花源》中，赖声川要做的也是这样一件事，他把那些对于台湾社会的感受和体验集合起来，以多种方式组合呈现在舞台上。但是要如何把生活的乱象以合适的方法传递给观众？
赖声川以多线叙述的方式，在互相交织中演绎生活百味，让观众既在剧场中感受生活又能认识生活，与戏剧完成一次思想和心灵的交流。
《暗恋桃花源》以两个剧团的剧场之争为叙述框架，因为剧场的管理不当，两个剧团被迫共用一个舞台进行排练，于是有了一个舞台两出戏轮番上演、互相打扰，直至相互融合的故事，《暗恋》、《桃花源》、戏外戏三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相互交织又自成一格。
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赖声川截取了世俗的爱情和婚姻片段，通过这个生活的“切片标本”，来观察人们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状况。
《暗恋》讲的是动荡年代不断错过的现代爱情悲剧，这是一个很简单真实的故事，江滨柳和云之凡相识相恋于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云之凡因为回云南和亲人相聚要与江滨柳短暂分离，不料上海一别就是几十年。
两人后来又因因战乱离散，虽都在台湾却互不知情，江滨柳患病在床，在生命的末尾登报寻找云之凡，二人在病房重逢，都已各自男婚女嫁多年，两位老人的寥寥数语却是道不尽的悲哀无奈。
两人相识相爱仿佛是命运的安排，那么大的中国他们不期而遇，而在那么小的台湾，人生数十年的擦肩而过也只能恨是命运的捉弄，经年不往，人又奈何。
江滨柳心中即便放不下云之凡，还是选择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云之凡苦等无果最终也成家生子，时隔多年也只能答一句，“我先生人很好。他真的很好”。
爱情仿佛是昨日梦境，婚姻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暗恋》是一出严肃而认真的时代爱情故事，而《桃花源》恰好与之相反，赖声川想以“不敬、讽刺的方式来改编《桃花源记》”，上演了一出戏谑笑闹的三角恋情剧。
戏里的武陵人老陶不育，妻子春花和袁老板私通，老陶无奈之下船行到上游，误入了桃花源。在桃花源中老陶遇到和春花、袁老板长相相同，但性格气质全然不同的两个白衣人，一同度过了一段如梦似幻的美好时光。
但是老陶仍旧放不下妻子而决定回去，以往如胶似漆的春花和袁老板也因现实生活的繁杂琐碎而成了一对怨偶。在婚姻里夫妻的相爱共守遭遇现实的琐碎平庸，在日日互相抱怨、推诿中，最终也只剩一地鸡毛。
赖声川通过《暗恋》和《桃花源》这两个故事描摹了非常私人的婚恋情感体验，这些体验固然使人动容和共情，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两个故事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赖声川在这个世俗婚恋故事背后所寄寓的是几代台湾人所面临的问题——身份认同和两岸政治的想象性建构、台湾现代社会秩序中的社会矛盾，这些问题交杂在台湾社会中，是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
在《暗恋桃花源》中，赖声川通过剧中的矛盾、冲突、混乱，寻找一个个被边缘化的“孤岛”，在戏剧世界中为它们架起联结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