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代表中国签署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有不少人说他是卖国求荣。但他个人的贪腐等问题也体现了他的局限性。然而他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能看出他眼光独到、经世致用的一面。我们从几个侧面来看一下李鸿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首先，我们看一下晚清四大名臣的贡献及他们的遗产：
1. 李鸿章：晚清重臣，四大名臣之首。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兼统帅，也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都督等。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说“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可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的人，德国海军大臣科纳德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死后留下百亿的巨额财产，后代至今是亿万富翁。其遗产涉及房产、田产、各种实业股份等，大量现银存在日俄等外国银行，遗产合计约4000万两白银。
2. 张之洞：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院（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广雅书院，慈恩学堂（南皮县一中）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工业上，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镇压过维新派的林圭、唐才常等的自立军起义。 1909年，张之洞在家中病逝，摄政王载沣亲自前去祭奠。清廷命令厚葬张之洞，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襄”。在记载中：“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殁后家无一钱，所有的遗产是万卷图书。
3. 曾国藩：创立并统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为大清力挽狂澜。是大陆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大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也是由他安排。曾国藩被称作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死后仅为家人留下1万两白银，且大部分都用在办他的丧事上。
4. 左宗棠：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湘军著名的将领，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和陕甘同治回乱。平定新疆全境叛乱功，可谓居功至伟。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候。中法战争爆发后，曾自请赶赴福建督师。也是晚清当之无愧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死后仅为子孙留下2万两白银的家产，这个仅仅相当于他一年的俸禄。
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巨贪绝对是他局限性的体现，由此，我们很难认为他具有真正的爱国情怀的，因为中饱私囊的人一旦拥有了权利，则很难把国家、民族大义放在首位。李鸿章曾说自己是一个大清裱糊匠，这话确实没错，但他是一个往自己家里顺纸的裱糊匠。
其次，我们再看一下李鸿章被称为“东方的卑斯麦”， 那卑斯麦本人如何回复的？
众所周知，俾斯麦是在法国和俄国虎视眈眈之下统一了德国，因强硬干练的政治手段，被誉为“铁血宰相”。而李鸿章被誉为“东方的俾斯麦”，是源于1875年李鸿章过生日时，德国军火商老克虏伯送去的贺信里对他的吹捧之词。但李鸿章对此十分受用，此后常以此自诩，后来就慢慢就流传开了。但在笔者看来，李鸿章的才能与功绩，都远远无法与俾斯麦相提并论。梁启超先生也曾在他的著作《李鸿章传》里说过，这是个自欺欺人的称号。
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遇到了俾斯麦并与其合影。李鸿章对卑斯麦本人自诩“东方的俾斯麦”。 俾斯麦听到后却说：他没有听任何人说过自己是“欧洲的李鸿章”。据说当时的会谈现场气氛非常尴尬。
后来，俾斯麦对访问德国的日本和大清官员，做了这样的评价：“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再无其他’。”
可见梁启超先生的评价相当到位。
我们再对比一下当时著名的外交大臣郭嵩焘（1818—1891，湘军创建者之一，也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他曾用12字归纳晚清外交: " 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 意思是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并且反对将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独立的文明国家看待。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加以痛斥并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呼吁国人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树立新的世界意识，走富国强民的近代民族主义道路。
再看一下李鸿章的思想深度和境界格局，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下面是一段是梁启超的评价，可加以佐证：
“李鸿章其实不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不知道国家与政府是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权限，不知道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对西方富强的原因其实是不知道的，以为大陆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赶不上的不过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我们就学这些，洋务运动就完成了。这就是现在举国异口同声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他们三十年前的前辈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只不过让他们的丑陋更加暴露出来，终究不会成功是必然的。
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
还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当年的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大力发展海军事业。当时的朝野“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还好有左宗棠，极力主张海防塞防，二者并重。并最终收复新疆。试想一下道如果清政府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则新疆全境尽失，现在很可能被俄罗斯控制，这对大陆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时隔百年之后再回看当年的新疆问题，只能说一句“好险！”。
客观上说，李鸿章对外不能强国对抗西方列强，对内又不能发起变革改变当时国家的腐朽落魄。现在却有很多为李鸿章洗白的论调，我们很难判断其目的，但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才能让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