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这句话当然蕴含广泛，但具体到战争的结果，开战前明显占据优势的一方之所以最终输掉战争，敌方实力逐渐强大固然是一大主因，但己方内部因为政治因素所外延出的各种内耗，恐怕更具决定性。
这种政治内耗大概分成两种，一是轻敌，盲目自信己方统治体系的坚固，认定对方压根不可能推翻，从而衍生各种误判、反应不及时，等到局面崩坏时已无力回天。
二是内斗，主要是派系、利益争斗，体现在上下不同欲、将领不合、官民对立等，统治集团内部将个人、小集团利益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实际就是不团结、相互拆台、气数将尽。
在王莽新朝之前，上述现象比较典型的历史体现有：
春秋末年吴国灭楚之战。面对孤军深入的3万吴军，楚军优势明显，主帅囊瓦也采纳了沈尹戌的明智战略，正面阻击、牵制，侧面迂回包抄，最终实现两面夹击。
若严格照此实施，吴军大概率有来无回，但是，功劳也将都是沈尹戌的，所以囊瓦悍然改变既定方针，贸然出击、决战，导致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这是因为“内部争功、轻敌”所导致的战败，几乎亡国。
战国时代长平之战。因为昧于战局、一味求胜等因素，赵孝成王和前线主将廉颇发生了严重分歧，导致廉颇被赵括取代。
这是典型的“上下不同欲”引发的临阵换帅，孝成王不仅撤换了廉颇，实际也同平原君、蔺相如等人近乎闹翻，赵国高层内部已经严重不团结。
秦朝灭亡应该是最典型的。
面对已呈燎原之势的山东起义，二世胡亥甚至装起了鸵鸟，谁汇报实情他就整谁，这实际是极端轻敌的表现，包括李斯、赵高等人也是如此，不然他们不会由着胡亥一味瞎胡闹。
在章邯取得平定陈胜、项梁的阶段胜利后，秦廷又继续轻敌，否则赵高不会把内斗置于战争之上，而也正是秦廷的各种内斗，最终逼反了章邯，导致其被迫投降项羽。
秦朝灭亡的原因林林总总，但秦廷内部的各种内耗恐怕才是主因、内因，至少，没有赵高等人的排除异己、“大力配合”，秦朝不会灭亡这么快。
这是内部政治对于战争结果相当显著的影响，甚至可以称为规律。前朝蒋公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不是输给了对面，而是输给了内部某些派系，可算最新的历史鉴戒。
贰
秦朝灭亡，实际是整个帝制体系的第一次“崩坏”，这是前所未有的，它的表面鉴戒，是“秦亡于宦官”。因为赵高等宦官主导的“内耗”，从内部摧毁了秦始皇开创的帝制体系。
至于西汉之亡，是“汉以强亡”，它并不是被战争推翻的，而是王莽以禅让“篡汉”，“西汉亡于外戚”。
如果排除上古时代的尧舜禅让等传说，新朝代汉，堪称前所未有的创举，相比秦末时秦廷的四分五裂，西汉末年的汉廷实际是“万众一心”，起码表面是这样，不然王莽也不可能成功受禅。
有意思的是，秦朝是十五年灭亡，新朝也仅持续十五年，所以这两个短命朝代是非常相像的，包括它们的灭亡过程。
区别在于，王莽是开国、亡国之君兼具，一世而亡。而秦朝实质是“法家帝制”，新朝实质是“儒家帝制”。前者号称“暴政”，是对天下“生存”层面的极限施压，而后者名为“仁政”，实则是对华夏“文明”层面的极限挑战（包括各种复古、创新等颠覆之举），最终都引发了雪崩，使得整个帝制体系土崩瓦解。
新朝灭亡，而非西汉灭亡，才是帝制体系的第二次“崩坏”，这个过程中，政治内耗同样是主因。秦廷轻敌加内斗的种种表现，在新朝同样出现，甚至变本加厉。
说起来，西汉末、新朝的反抗战争，在前30年就已经最早出现，到公元17年左右达到高潮。
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类似秦末的底层起义，包括前30年傰宗起义，前22年、前14年两次“铁官徒”起义，前18年“钳徒”起义等，这些发起者都是底层百姓甚至囚徒，算是“官逼民反”、拼死一搏。
之后的绿林（17年）、赤眉（18年）起义，实质同此，这是主流，也是它们最终推翻了新朝。
二是统治阶层内部的内战。围绕王莽是否受禅，汉廷内部分成“安刘”派和“易姓”派，即支持老刘家还是老王家。
以公元6年的刘崇反莽、7年的翟义反莽为主要代表。说起来很可笑，这两场常被无视的战争，可以算是王莽新朝的“立国之战”，他也是经过这两战震慑住了原本就不多的刘氏支持者，成功篡汉。
后来绿林起义所衍生的更始政权（刘玄）及东汉王朝（刘縯、刘秀），实际继承的正是“安刘派”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们笑到了最后。
而在新朝持续的15年中，公元17年算是一个拐点。在此之前，新朝的战争主要是对外，因为王莽盲目的华夏自尊、歧视异族等操蛋政策，使得新朝和匈奴等周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兵戎相见。
在这数年中，新朝相继向匈奴、西南夷、西域用兵，但这些战争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颇有些色厉内荏的架势，结果战争没打成，反而劳民伤财，危害边境。
对匈奴的战争最具代表性，从公元10年开始，30万新军兵分六路浩浩荡荡出塞，结果不仅没打成匈奴，反而惹恼匈奴连番入侵。
新军一直在燕代之地空耗数年，他们打仗的本事和欲望没有，折腾老百姓的劲头倒是很足，使得燕代为之一空，史称“北边虚空，野有暴骨”。
从这一点看，新朝就不像是个新的国家，从它建立伊始，政治崩坏就已经同步而生。
叁
也正是对外战争毫无意义的坚持与虚耗，引发了内部混乱。公元15年代郡五原郡反新起义，算是对匈奴作战的直接反应。
一般认为，17年吕母的海曲（即山东日照）起义敲响了新朝的丧钟。虽然吕母很快失败，但他的部属稍后加入了赤眉、铜马、青犊等起义军，成为山东起义的原始力量。
之后，绿林、赤眉起义表现最为显著，但客观说，王莽一开始是压根不重视的，虽然他没有像胡亥那样装鸵鸟，但实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压根不信绿林和赤眉这些土包子可以推翻他天命所归的新朝。
这种“轻敌”思想，一直贯穿到昆阳之战，即新朝覆灭前半年，而过程中的内斗内耗，也使得新朝的这些平乱之战打的极为离谱。
具体体现有：
樊崇赤眉起义，前期不过是流寇、游击作战，经常面临后勤难题，王莽的“探汤侯”田况看出了这一点，果断自行组织军队反击，并建议王莽下令各地坚壁清野、固城坚守。
如果照此实施，恐怕赤眉起义很快就将星流云散，然而王莽对田况一边重用、一边怀疑，之后甚至对田况明升暗降，将他调离青徐二州，给了樊崇坐大的良机。
这说明了王莽的轻敌，接替田况的景尚、王党、王匡、廉丹等人，更是将这种轻敌发挥到极致，他们认定赤眉军不堪一击，更不敢与官军正面作战，所以常常冒进，遭到赤眉军的游击与埋伏，最终惨败。
论起新朝或西汉末的官方军事力量，其实多数是被赤眉军在上述战役中消灭的，王莽是23年更始政权建立后才正视绿林起义，稍后就是昆阳之战了。
而新军平乱的过程中，他们常常烧杀抢掠，可谓无恶不作，难怪当时有言：“宁逢赤眉，不逢太师（景尚）！太师尚可，更始（王党）杀我！”这样不得民心的军队能打胜仗才是怪了。
而王匡、廉丹在战争过程中，还发生过摩擦、相互配合不力的情况，很像巨鹿之战前的章邯与王离，导致成昌之战的最终大败，10万主力新军因此覆灭。
成昌之战，可以说是整个反新战争的转折点，从此王莽失去了战略进攻的优势，对赤眉军只能采取守势，东方战场已经听天由命。
主力灭于赤眉军，却并未改变新朝对绿林军的轻敌之心。
公元22年蓝乡之战，自信可以彻底击败绿林军的新军，居然犯了将后勤辎重全部留在蓝乡，断桥绝后、全军冒进的低级错误，从而被绿林军“偷家”，不仅惨败，还当了一回运输大队长。
23年昆阳之战前，王邑、王寻对绿林军更是占据绝对优势，也正是这个优势，让他们自信可以随意击败所有沿途的绿林军，从而顿兵于昆阳坚城之下，给了刘秀出奇制胜的机会。
以上。对比秦朝和新朝两个朝代，它们的覆灭过程，基本都是三四年间的被“摧枯拉朽”，其实以秦军或新军的兵力与战斗力优势，战争原本不该打的这么离谱，然而政治层面的腐朽与混乱，不可避免地会辐射到军事层面，从而引发连锁反应。
其中，新朝是从头至尾都属于政治崩坏，无论外战内战，轻敌与内耗贯穿始终，可以对应二世胡亥执政的那几年，因为时间跨度相对拉长了数倍，所以，新朝个中的操蛋与离谱程度，也就更加显著。
诡异的是，后世的儒家，居然也看不上王莽，其实谁都可以痛骂王莽，就是儒家不行，因为王莽其实是原教旨儒家，大概因为王莽彻底暴露了“儒家帝制”的真面目与实践操蛋程度，所以后世儒家也不得不和他彻底切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