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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龙海
早在先秦时期，兵家孙子就提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三国时期，政治军事家者葛亮曾言：“军以粮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
南宋词人、将领辛弃疾也指出：“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响给军，以通为利也。
苏联革命胜利初期，斑疹伤寒的流行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列宁告诫全党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
可见，后勤给养与医疗卫生对于军事战争的成收至关重要。
13世纪蒙古人发起的征服战争，其规模几乎遍及欧亚大陆，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蒙古军队所向披靡、战功赫赫与其特有的补给方式和医疗卫生保障密切相关。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主要采用随带、掠夺和狩猎等方式为军队提供给养。军队出征时，每人自携少量的肉和乳。
为适应不断迁徙的生产生活，蒙古人发展出了很多既易于携带、保存，又营养丰富、含热量高的食物。
蒙古人最为喜欢的食物之一就是酸马奶。
据鲁布鲁克记载，在夏天，当蒙古人还有酸马奶时，他们就不想吃别的东西。他详细介绍了蒙古人制作酸马奶的方法。“他们把马奶灌到大牛皮袋或大罐子里，开始用适用的木棒撞击它。
木棒的下端有人头那样粗，其内部钻有孔。他们一开始搅动，马奶便像新酒般地开始沸腾，开始变酸或发酵，他们一直搅动到分离出奶油为止。
酸马奶除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外，还含有少量的酒精，不但能为人体提供必需的营养物质，还具有驱寒、舒筋、活血等功效，非常适合蒙古人艰苦条件下的军旅生活。
蒙古人还有一种名为“格鲁特”(Gurutthat)的奶制品。鲁布鲁克与马可·波罗都曾提到这种食物。
据马可·波罗记载，蒙古人会将乳品弄干，制成糊状，随身携带。当他们食用时，会把它放在水中搅拌至溶解，然后喝掉。格鲁特制法如下：先将乳煮沸，把浮在上面的乳脂敝进另一个器皿中做黄油，因为乳液只有去掉它才会凝固，然后再将取出黄油的乳酪晒干备用。
行军时，每人带约十磅在身边，每到早晨将半磅干乳放入一个皮袋中，加上适量的水，他们骑马前进时，皮袋震动使其中的干乳溶解变成一种薄粥。他们以此作早餐。蒙古人也制作肉干等适于保存的食物。
据波斯史家朱兹詹尼(Juzjani)记载，在1217年征服花刺子模的战争中，蒙古军队每十人携带三个干羊。
鲁布鲁克也提到，如果夏季遇上牛马死掉，他们便把肉切成细长条挂起来晒干或风干，这些肉条没加盐很快就干了，不散发臭气，留到冬天食用。
蒙古人的饮食习惯也非常适合行军作战。蒙古人出征时会带着成群的羊马，不用运饷。
夏秋，马奶和羊奶构成蒙古人的主要饮食。据赵珙记载：“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而据一项科学研究，在五个月的正常哺乳期内两匹母马可维持一个士兵的温饱。蒙古人凡出师，每个士兵有5—8匹马。
因此，只要确保有足够母马必乳，夏秋草料充裕时，只饮马乳即可保障士兵的口粮。蒙古人“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在五个月的哺乳期内，十只母羊所产之乳可满足一个士兵的需要。因此，在夏秋蒙古军以乳制品为基础饮食是可以生存的。
由于畜群走得较慢，士兵们带着干粮走在前面，牲畜跟在后面。据赵珙记载：“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其妇人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极能走马。
由此可见，蒙古军人出征，家属随军，负责辎重物资的管理和运输。他们应在前线后方不远处管理畜群。
冬春两季，畜群吃得少，产奶减少，其他食物也就变得重要。蒙古人除吃以上用于过冬的食物外，还在饮食中添加谷物。普兰·迦儿宾观察到，一般不很富有的人，冬天甚至连马奶也喝不上，他们将黍子放在水里熬成只能饮用的稀粥，每人早上喝一至两碗，白天就不再吃什么了，晚上每个人再分少量肉，喝些肉汤。
尽管谷物不是蒙古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但他们也种植。赵珙就提道：“彼国（大蒙古国）亦有一二处出黑黍米。通常蒙古人以汤的形式来食用肉，而不是大快朵顾。
这样不仅可增加饱腹感，还可大大提高营养物质的消化与吸收。普通的蒙古人饮食非常简朴。
即使在夏天他们也很少吃肉，除非偶尔有人赠给他们肉吃，或他们猎得禽兽时才有肉吃。山3当他们没有时间仔细啃骨头时，会把骨头放到口袋里，以便以后啃食，好让食物丝毫也不损失掉。
有时蒙古人制作食物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据鲁布鲁克记载，当他们食用绵羊肉时，会把肉切成小块放在小碟子上，只加盐和水，不加任何其他佐料，进行食用。
自古战争劫掠就是草原游牧民族获得物产补给的重要手段，蒙古人也不例外。
凡进取一地前，他们先向该地派遣使者，宣告成吉思汗驾临，告诚他们不得敌对和反抗，尽快纳款投诚。
1220年5月，哲别和速不台兵临你沙不儿城下，遣使到当地权贵和呼罗珊的官吏处，向他们招降，要求供应粮草及食品。他们派出三人携带礼物贡品去见哲别，表示同意供给饲料和给养。
威胁恐吓是蒙古人出征时常用的获取物资的策略。
如果一个地区拒绝投降，蒙古军队就会摧毁它，让反抗者付出巨大代价。在进军你沙不儿之前，哲别和速不台率军路过一个名为匝维(Zava)的城。他们到达该城时，要求当地人供应粮草，但遭到拒绝甚至辱骂。
蒙古军被匝维居民的傲慢所激怒，用时三天将城攻下，把能找到的居民全部屠杀。这种惩处做法很有效用，很多城市为避免被屠杀的命运主动纳贡请降。
蒙古军进至驻屯地之前或在围城扎营休息时，也会蹂躏其四周之地甚远，以获取补给。“
那年(1223)夏天，成吉思汗屯驻在蒙古人称作八鲁湾的草原上，等候八刺那颜。他将那一带地区全部攻占，进行了洗劫。
当然蒙古军因粮于敌，以战养战，实现的主要手段还是攻城拔寨后的掠夺。拉施特曾记载：“蒙古人每到一地，不停歇地用暴力掠夺粮食、衣服，然后向前开进。
成吉思汗征西域时，蒙古军驰骋于中亚、西亚和东欧地区，远离大本营蒙古草原，取之于敌的补给方式成为必然。
尤其哲别、速不台奉命追击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继而进讨软察人，孤军深入里海之西时，所过之地十之八九惨遭焚杀、肆掠。
为保证远征之中的粮草供应，蒙古军以劫掠获取补给是有策略规划的。
巡逻兵和先头部队常在大军到达之前，招降或摧毁一个地区，迫使他们交纳粮草及贡物，以便为后面的部队或其他纵队提供补给。
成吉思汗亲征不花刺（今鸟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以塔亦儿拔都儿为主力军开道。
塔亦儿拔都儿和他的人马接近讷儿(Nur,今乌兹别克斯坦Nurata)城时，遣使去宣布征服世界的皇帝驾临，劝谕居民投降，停止抵抗。经过使者的多次往返，达成如下协议：讷儿人准备好粮草，遣使进献给成吉思汗，借此表示他们归降。
塔亦儿拔都儿答应下来，仅接受很少的献礼，然后继续进军。当讷儿使者的贡礼被后方的成吉思汗收纳后，大汗下令将该城交给正率领前锋逼近讷儿的速不台。
速不台抵达时，居民遵命交出城池，仅保留他们日常生活、从事农耕所不可少之物，如牛羊等，人到城外，原封不动留下屋舍，让蒙古军抄掠。
之后，成吉思汗到达，居民前去迎接，进献各种合宜的贡品及食物，并上交现金作赋税。2]18-1除劫掠物资外，蒙古军还抢占牧场，以饲随军之畜群。
通常蒙古军会选择草原、灌木之地行军和驻营。因为解决了牲畜的刍秣，军兵也就无冻馁之虑。哲别、速不台远征波斯西北、外高加索地区时，曾驻冬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木干草原。
越高加索山征讨钦察人时，蒙古军先夺取了他们最好的草原作为驻冬之地。蒙古人也会通过摧毀城市、破坏农田创造牧场。1223年春，成吉思汗决定班师，沿之前来路返回蒙古。据伊斯兰史家也速丁阿里额梯儿记载，这年秋蒙古军“路径巴里黑(Balkh)附近，尽杀居民之还城者。
一年之间，此州余民仅恃猫犬之肉为食，缘蒙古人习食肉乳，只需牧场以饲牲畜，曾将敌地谷粮毁灭。
狩猎也是蒙古军获取给养的手段之一。成吉思汗非常重视狩猎，因为行猎不仅可以训练士兵，还可以提供食物。
猎物是古代蒙古人重要的食物来源。
马可波罗记载，蒙古人以肉、乳和猎物为食。彭大雅亲身见闻，蒙古人所猎之物有野兔、鹿、野猪、黄鼠、羱羊、黄羊、野马和河鱼。
鲁布鲁克观察到，蒙古人冬天大量捕捉土拨鼠食用。《秘史》也记载，成吉思汗一家避难于不儿罕山时，以捕猎为生。虽然狩猎比较耗时，不太适合行军作战，但在补给贫乏时也会采用。
赵珙记载，蒙古人“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免、鹿、野豕为食[]。蒙古人急行军时物资准备非常简单，除了装奶的皮囊和用来遮雨的小帐篷，几乎不带任何补给。
遇有紧急任务或环境恶劣，物资极度匮乏时，他们会食用一切可果腹之物。迦儿宾记载，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可充作蒙古人的食物，他们吃狗、狼、狐和马，必要时还吃人肉。
很显然以上动物并不属蒙古人的日常食物，可能是在迫不得己情况下的事情。
至于食人应是迦儿宾的道听途说，带有偏见的记述。
马可波罗记载，蒙古侦察兵能够马不停蹄地奔驰十日，既不生火，也不进餐，只用马血维持生命。
”具体做法是，割破自己战马的一根血管吮吸马血，喝够时按住血管止血即可。据研究，在不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的前提下，一匹成年马最多可捐出身体三分之一的血液，供一名士兵一天2/3的口粮，每名蒙古士兵同时拥有很多匹马，因此他们仅以马血生存10天是可以做到的。
蒙古人行军只需少量的费用，具备战胜各种困苦的坚韧毅力，这是其能征服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也有来自后方的补给。志费尼记载：“他们的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需的。
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
可见，为了军事情报和货物运输，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已设立驿传制度。全真道人丘处机曾沿驿站前往西域觐见成吉思汗。
可知，此时蒙古人的驿道已达战争前线。
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处于草创之时，战争频繁，掠获甚巨，驿道应主要传送军事情报、运输军用物资和战利品等。此外，成吉思汗也采用汉地色彩的屯田制，以供军粮。
1212年，成吉思汗命镇海“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戍守之。
1221年，木华黎承制，升石抹孛迭儿为龙虎卫上将军、霸州等路元帅，屯田镇守，且耕且战。
学界关于蒙古征服战争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其中涉及伤员医疗护理的却很少。下文笔者将以史料为基础，结合现代医学知识，探究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队的医疗卫生情况。
经过与疾患的长期斗争，到13世纪蒙古人已发展出带有自身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蒙古秘史》，蒙古军应有专门人员负责战场救护。
《秘史》第171节记载，在与王罕的战争中，成吉思汗的将领忽亦勒答儿被敌人刺伤落马，他的士兵返身列阵于坠马处，救护他离开战场。
同样在这场战争中，王罕的儿子桑昆中箭跌落马下，他的士兵也采用相同的方式救护他离开战场。
伤者离开战场后，被送往后方营地接受治疗和修养。《秘史》第145节记载，在与泰亦赤元惕人厮杀中，成吉思汗颈部受伤，流血不止，由者勒蔑在营内医治、照料。
717第173节记载，窝阔台受伤后，由孛罗忽勒护送返回营地接受治疗。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蒙古军人主要面临刺伤、欣伤、击伤、骨折、痢疾、伤寒等伤病的威。
从史料中可知，箭伤是蒙古军兵所遭受的经常性创伤，并且蒙古人能够熟练地治疗此种伤病。
成吉思汗颈部受伤时，者勒蔑自黄昏至半夜不停地用嘴吸吮其伤口的淤血。窝阔台颈部中箭受伤时，孛罗忽勒也同样吸吮其伤口。
临床医学资料显示，空气栓塞可能发生于任何大静脉开放的情况下，胸或硕部的刺伤或枪伤都能引起空气栓塞。
如果空气与静脉血液接触形成空气栓子，栓子可沿着血液循环流动。当大量栓子到达肺小动脉时，会引起肺动脉小分支和毛细血管广泛栓塞，影响肺循环，导致缺氧，甚至死亡。
当栓子无法通过狭窄的血管卡住时，会造成相应器官的缺血，临床上常见脑血管缺血、心肌缺血，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吸吮的处理方式恰能隔绝外部空气与静脉血流间的联系，可明显降低由于空气栓塞而引起的死亡。
从医学角度看，吸吮伤口还可清除受伤组织中的毒物、杂质和淤血，而防止空气栓塞应是其主要功效。脖颈是游牧战士最易受伤的部位，从者勒蔑和孛罗忽勒熟练的处理行为看，这种创伤很常见。
虽然中古时期的蒙古人不了解吸吮伤口背后的医学原理，但这却是他们公认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源自大量的观察和治疗经验的积累。
《秘史》中还提到，窝阔台在被孛罗忽勒护送回营地后接受了火烙伤口的治疗。在成吉思汗之前一千多年，蒙古草原的火烙疗法就已发展成熟。”烧烙伤口可起到止血、杀菌和去除受损组织的作用，有助于伤口愈合，防止患处感染。”
窝阔台的伤口经过一夜还在流血，烙治伤口应主要是为了止血。
窝阔台最后能活下来，说明其未伤及颈部主要血管，烧烙伤口不会对其颈部血液循环造成大的影响。
《元史》中还多次提到一种治疗战伤的方法，即将伤者放入剖开的牛腹里，以促其复苏。
《元史·布智儿传》记载：“从征回回、斡罗思等国，每临阵，布智儿奋身力战。身中数矢，太祖亲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更。
《郭宝玉传》载：“甲戌，从帝讨契丹遗族，历古徐鬼国化夷朵等城，破其兵三十余万。宝玉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颅，乃苏。”
《谢仲温传》载：“太祖攻西夏，过其城，睦欢（仲温父）与其帅迎降。从攻西京，睦欢力战先登，连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见而怜之，命军校拔其矢，缚牛，刳其肠，裸而纳诸牛腹中，良久乃苏。”
《李庭传》载，庭“从伯颜发襄阳…攻沙洋、新城。炮伤左胁，破其外堡，复中炮，坠城下，矢贯于胸，气垂绝，伯颜命剖水牛腹纳其中，良久乃苏。
从以上记载看，这种疗法非常适用于对失血过多和休克人员的急救。成吉思汗、窝阔台和伯颜等非医疗人员十分熟悉这种治疗方法的流程，可见其是最基本的急救术。
根据《元史》描述，可大致推断这种疗法的具体过程。第一步是杀牛，将牛缚住，背部向下固定，在腹上切一口，取出内脏，划破心脏或大血管，使血液充满腹腔。
第二步，剥下伤者衣物，将其呈蜷缩状入牛腹，浸泡于血液中。（尽管牛是较为大型的动物，但将一成年男子放入其腹并非易事。
因此，很可能是将伤者身体蜷曲成胎儿姿势，塞进牛的肚子里。)该疗法的主要功效是止血和防止休克。牛血可促进伤者患处血液凝固，起到止血作用。牛腹腔所提供的压力也有助于减少失血。
牛腹腔压及蜷缩身体所形成的压力，可保持伤者身体血液循环，纠正休克。其医学原理与现代抗休克裤基本相同。后者环绕腿部和腹部施加压力，最大限度地将这两个部位的血液输送到上驱干和头部的血液循环之中，使得体内有限的血液实现最优分配，以确保心、脑等生命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
这一技术广泛应用于现代军事和急救领域。
牛躯体及血液所提供的温度也有助于缓解休克。以上蒙古军将领明显经历了失血性休克。休克发生时，因局部微循环和脏器代谢障碍，会出现低体温的并发症。
在体温不低于32℃时，体温降低伤者的病死率也明显增加，而在体温低于32℃时，病死率基本上为100%。
因此，治疗失血性休克的重点之一是恢复体温。尽管史料中较少提及骨伤，但这种伤病在古代蒙古人中应十分普遍。由于从小骑马，与牲畜打交道，经常造成骨、关节和软组织损伤，蒙古人积累了大量治疗骨伤的经验，非常擅长正骨。
尤其行军打仗中，军人坠马和受击打概率大增，骨骼受伤风险增加。除治疗伤病外，蒙古人还采取措施防止疾病的传播，很多禁忌和法律都是为了避免疾病（尤其传染病)的发生。
成吉思汗下令，严禁让洗脸后的水流回水中，严禁在帐幕和水中小便。
町按照禁忌，蒙古人也不准用水洗衣服和碗碟。
以上法令和禁忌通常被解释为怕冒犯神灵。但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更像是注重卫生，保持水体的清洁。水源污染是痢疾、伤寒等细菌性传染病最重要的传播途径。
如果因洗澡、排尿和洗涤污染了水源，不仅对他们自己的健康不利，也会影响到他们畜群的健康。
蒙古人对传染病的经验意识可得到许多史料记载的支持。
鲁布鲁克提到，蒙古人从来不沿出发时所走的路返回，从来不靠近有生火痕迹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与前人使用相同的营地。平时停驻安营，幕帐之间也保持一定远的距离。们蒙古人还对病人和垂死之人实行一种隔离。
据迦儿宾记载：“当某人患重病将死时，他的帐幕上立一杆矛，矛上缠以黑毡；从那时起任何外人不敢进入帐幕四周之地；当病人快断气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离开他，因为准若于病人断气时在他的身旁，这个月内就不能进诸王或皇帝的斡耳朵里去。
以上做法可有效减少疾病的发生和传播。志费尼提到，蒙古人是“农夫式的军队”，也是“服军役的农夫”，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全民皆兵。
因此，防止疾病产生和传播的禁忌与法律应随时都要遵守。以上关于医疗卫生的习俗和法律实际上源自草原人群长期的经验观察。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已拥有丰富的医疗卫生实践，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共卫生意识，掌握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医疗技术手段。
部落时代，萨满是蒙古社会的首要医疗者。之后，随着征服战争的不断扩大，掌握中医学、伊斯兰医学、藏医学等外族医学知识和技术的人士开始加入蒙古军队的医疗服务之中。
李志常在其《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曾提到，窝阔台身边有一姓郑的汉人医官。2在征服中亚和呼罗珊的过程中，成吉思汗的眼疾由一穆斯林医生治愈。
幻因医治皇室人员有功，很多外来医生获得官职、贵族头衔和荣誉。外来医疗理念和方法对蒙古人的健康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医倡导的饮食养生观念被蒙古人所认可、接受并付诸实践。成吉思汗听说他的孙子贵由体弱多病，给他派了一个专门的厨师。”
成吉思汗向长春真人询问养生之道时，对后者“清心寡欲”和“少出猎”的建议皆称是，并表示依从。
尽管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对一些医疗卫生习俗和法律感到困惑，迷信于超自然的力量，不了解其中的原理，但它们无疑是基于长期的观察和经验积累。
蒙古人的一些医疗方法简单，易于操作，很适合草原游牧迁移的孤寂生活，以及部队的行军作战。
当然也有较为复杂的疗法，如腹罨疗法（上文提到的牛腹治疗法）。此种疗法需杀死一头牛，代价较高，多用于高级将领伤病的治疗。
部队伤亡对战场表现和战争态势影响甚大，尤其是最高统帅和高级将领的健康状况。
例如，蒙古帝国前几任大汗的突然过世，都影响到了蒙古人征服世界的脚步。
成吉思汗重视军队的医疗卫生建设，广泛吸收、收集外来医学人才、知识和药物，为帝国的塑造提供了有力保障。正是蒙古军队的医疗需求，驱动了不同文明医学体系的交融，促进了人类医学的快速发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