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在叙利亚地区遭遇的挑战
美国传教士在叙利亚地区遭遇了当地基督徒的挑战。1823年，两位新来的传教士艾萨克·伯德（Isaac Bird）和威廉·古德尔（William Goodell），连同他们的妻子还有乔纳斯·金（Jonas King）和普林尼·菲斯克一起决定将贝鲁特建成美国新教到中东的大本营之一。
当他们在贝鲁特定居下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的传教活动遭到了当地教会和统治者的反对。1823年2月，菲斯克和伯德在耶路撒冷因散发《圣经》和小册子“扰乱和平”而被捕。
是年5月，教皇利奥十二世（Pope Leo XII）发布了一份教皇训谕，谴责“某个《圣经》协会”用方言印刷了一份腐败的《圣经》，并将其分发给民众，产生了不良影响。
美国传教士与当地马龙派之间展开了多次辩论。伯德使用了大量希腊和拉丁的神父经典，试图反地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艾萨克·伯德自1823年来到这里以来，就一直在与当地教会和民众辩论。
从1827年7月到10月，伯德游历了黎巴嫩山，并与当地马龙派教会的神职人员进行了宗教辩论。在黎巴嫩山区，传教士的出现引起了一场骚乱。
有一天晚上，传教士伯德家里被人扔石头，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一个仆人走了过来，他把一张纸放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然后往回跑，就像见了瘟疫一般。伯德认出那纸条的字迹来自当地一位神职人员，上面写着：“走吧，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你在五分钟内没有离开，将会受到一顿石头的礼遇。”
这说明当地人对传教士充满敌意。1825年菲斯克于去世，乔纳斯·金永久和伯德也离开了贝鲁特。布道团的领导权移交给贝鲁特的伊莱·史密斯和威廉·古德尔。
他们认识到辩论并不是最佳的传教方式，决定放弃辩论的传教方式，采用更加温和的传教方式。古德尔认为，贝鲁特的东方基督徒一旦“觉醒”，他们当然会像马丁·路德在16世纪的欧洲所做的那样，反抗他们自己的教会和习俗。
1836年，叙利亚布道站召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制定了传教的规范。要求不能轻视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给予当地人适当的尊重，并努力尝试改变他们；欢迎当地基督徒皈依新教。当一个当地基督徒希望传教士为他举行圣礼时，不能拒绝他的要求；避免攻击当地基督徒的宗教仪式。
但相对于福音派在其他地区的传教活动，这些温和的传教方式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这使波士顿的美部会总部对叙利亚布道团的缓慢进展感到不耐烦。
1841年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马龙派反对传教士的浪潮，马龙派主教向叙利亚总督提出申请，投诉传教士在当地民众中的“破坏性”工作，要求当局暂停他们的活动，并敦促这些传教士离开。
叙利亚地区的传教前景显得十分暗淡。另外，叙利亚布道站的内部分裂也是美国传教士遭遇的挑战之一。美部会的一些政策导致了传教士在叙利亚的内斗。
参考文献：Cagri Erhan,“Ottoman Official Attitudes Towards American Missionaries”,The Turkish Yearbook,Vol.30,2000,p.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