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利可图啊，而且利润性价比太大了。
这世间的事，基本都是围绕着利而进行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明代的倭寇横行，其实就是几方逐利下的结果。
首先是真倭，也就是那些日本浪人。从明初到嘉靖朝，倭寇灾祸可以说基本没太断过。但也是有轻重之分。元代和太祖时，东南一带倭寇猖獗，也是正好赶上日本的镰仓幕府处在南北朝时期，战争 使得不少武士流离失所变成浪人，为了活下去，他们便选择铤而走险，出海抢劫。很显然，就日本当时的邻居来看，也就中国有钱，自然他们也就把矛头指向了江浙。
弘治、正德到嘉靖朝，日本的室町幕府对各路大名的掌控力衰弱，日本逐渐进入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那自然又是一批批的武士沦为浪人，带着一帮穷鬼下海来大明抢劫。
不过日本那时候毕竟人口少，而且倭寇所乘坐的小船航海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一波下来，十有二三是要死在路上的。因此这倭寇中的主力军却是东南沿海的明人。他们多是些渔夫、走私商一类吃了海禁政策大亏的人，为了活下去，或者是为了活得更富裕，选择铤而走险，拿起屠刀对准了自己的同胞。
而这第三方则是大明在东南广布的卫所。太祖时，猥琐军尚且拥有不小的战斗力，可到了文皇帝时，卫所就已经显露颓败之势，这也是为什么成祖会强化京营的建设。等到了嘉靖朝，这卫所的军户其实就是一帮倍受剥削的贫困老农，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操练，更别说有什么战斗力了。
也是因为卫所军太垃圾，这才给了倭寇可乘之机，一面是混吃等死，一面是亡命之徒，一面是打赢了也不见得有什么赏赐，一面是成功便是腰缠万贯。就这两种利益的驱使下，倭寇凭啥不横行。
即使当时的明政府调动了有些战斗力的募兵来抵御倭寇，可军中腐败风气盛行，军饷都贪污到了各路官员手里，本身募兵就是拿饷打仗，钱不到位，谁给你卖命。于是乎便有了击败倭寇撵着两万明军到处跑，还能再南京城下洗劫一波的悲剧。
说到底，明代的倭寇之乱很大程度，时明朝政策自己带来的悲剧。百余年的海禁，换来的只是沿海人民对海洋财富可望不可及所产生的怨愤以及铤而走险。糜烂的卫所和贪腐的官场使得这些国防力量不能保护这漫长的海岸线。
肉食者置身事外，不愿趟这趟混水，随便说个倭寇势大便搪塞过去了，却不想有理想有抱负的戚继光将军只要认真训练三千余人，便可将这百年大患扫平。
一个隆庆开关，便极大地缓解了沿海人民的压力，确保百余年内，沿海不再发生这般严重的乱寇。
说到底，都是当权者的不作为。
明代自明成祖以后，即时有变乱，其中规模最大、旷日持久者是“倭寇”（1523—1564），前后持续四十一年。中国北起辽东，南至闽粤，均受到倭寇骚扰。倭寇是介乎内乱与外患之间的变乱，因为真正的倭人不过十之二三，大多数倭寇为中国人，其中包括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富商大贾、官僚地主等各色人等，他们各为自身利害而与倭人勾串，骚扰劫掠沿海各省。
按明廷规定，不入贡者不得贸易。各国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因入贡土产，赏赐丰厚；既可贸易，兼可走私夹带，何乐而不为？这是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受明成祖册封为日本国王的原因，其目的在于取得贸易权。明廷允其十年一贡，“使额勿过二百，船止二艘”。此项“贸易权”所获利益，均为贵胄及特权者所独占，一般日本人并不能享有，于是日本人与中国商人合作走私，舟山群岛中的双屿岛遂成为走私的大本营，大约自明初起即是如此。此时日本内部分裂，诸侯林立，明世宗二年（1523）遂发生“争贡”事件。两批日本贡使在宁波因验货之先后及宴席座次之高低大打出手。其中一位贡使“毁嘉宾馆，劫东库”，并杀明朝将官多人，“浙中大震”。朝廷乃下令禁止倭人通商，从此倭寇兴起，蹂躏海疆，以南直隶、浙江两省受祸最严重。倭寇气焰嚣张之原因有三：
一、明代的卫所制的“军户”经一百五十余年之腐蚀已毫无战斗力，所谓“官军素愞怯，所至崩溃”是也。
二、“奸民”太多。奸民包括好乱的平民、不得志的书生，他们均受利诱而为向导，故倭寇尽知官兵虚实。这类人中，以汪直最著名，其“攻城掠邑，莫敢谁何”。
三、宦官、权臣弄权。如讨倭寇名将俞大猷讨寇大捷之后，不仅不被叙功，反被谪。倭寇终为俞大猷与戚继光所募之“兵”（有别于卫所之“军”）平定，但四十一年的劳师糜饷，东南沿海富饶之区的破坏，税收锐减，是明廷财政陷入窘境的主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