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献证据表明，早王朝时期埃及就已经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努比亚两地有所联系，到新王国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努比亚已经完全成为埃及的边疆地区并服从埃及的管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努比亚分别作为埃及北部和南部的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埃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古埃及历代政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新王国初期埃及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努比亚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散见于军事战争、经济贸易以及种族文化等诸多研究领域。
在众多的研究领域中，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值得借鉴：首先，是埃及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与努比亚联系及其历史发展的相关讨论。拉里·罗斯（LarryRoss）的《努比亚与埃及》一书对埃及与努比亚的交往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涉及了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资源、种族与民族等问题；艾伦·福尔斯·莫里斯（EllenFowlesMorris）的《帝国主义的建构：埃及新王国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政策的演变》一书在通过分析埃及边疆要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基础上，探讨了埃及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努比亚实行的边疆政策，并进一步研究埃及帝国形成的因素；郭丹彤的《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一文指出埃及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随着密集的战事和频繁的外交活动而不断变化；葛会鹏的博士学位论文《古埃及与努比亚关系研究——以努比亚总督为中心》，在研究以努比亚总督为核心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古埃及和努比亚的关系变化，总结双方关系变化的内部因素及其影响。其次，是埃及人对边疆观的认知方面的研究成果。
葛会鹏的《古代埃及人边疆观的演变及其影响》一文通过梳理古代埃及人的边疆观及其演变过程，来探讨王权在边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边疆观对埃及文明发展产生的影响。整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十八王朝初期埃及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努比亚地区政策的异同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在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埃及人的边疆观、军政传统和经济因素等三方面对十八王朝初期埃及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努比亚地区的边疆政策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一在埃及学中，边疆的概念传统上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边疆的本质是将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区分出来，并构成一道屏障，以抵御外敌的军事攻击或其他民族价值观的涌入。埃及的边疆由埃及本土边缘和附属国共同组成，埃及国王对邻国的征战是为了不断扩大埃及的边疆范围。
边疆作为埃及军事防御和经济资源及劳动力开发区域，在政治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符合埃及国王的边疆治理思想，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埃及人的边疆观最初体现在中王国时期的塞索斯特里斯一世（SesostrisI）时期，根据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的王室铭文，“伟大的国王，他割断了黎凡特人的喉咙，他把这些外国人全部围起来，砍断了努比亚首领的头，拓宽了埃及的边疆……”，而在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人的边疆思想则更为浓烈。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在塞姆纳（Semna）建立的第一个界碑成功阻止了努比亚人从第二瀑布由南向北渗入到埃及境内，他建立了几座“边界石碑”，阐明了埃及人对该地区的完全控制，并在此宣示了埃及南部的主权，确立了埃及南部的边疆。
根据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边疆碑文，“相对于我的父亲来说，我使我的边疆更进一步地向南延伸，我是言行一致的国王，我心里所定的事，必会完成……凡能守住我所定疆界的儿子，他就是我的儿子，是我所生的，真正的儿子是守护他的父亲、保卫他父亲所定边疆的人，但是谁放弃了它，谁不能为它而战，他就不是我的儿子”。在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统治的第八年，埃及人主要目的是防止努比亚人及牲畜由陆路或乘船北上，除非努比亚人到伊肯（Ikn）与埃及人和平往来，否则任何努比亚人都不允许驶过塞姆纳，这意味着生活在塞姆纳边疆以外的努比亚人被禁止进入埃及广阔的边防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