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消费市场与贸易规模的扩大
16世纪末，可可饮品逐渐被美洲的西班牙人所接受。随之而来的，是对可可饮品的跨洲际的广泛接纳和消费。
17世纪30年代，已有大量的可可被运送至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到17世纪中叶，巧克力已成为西欧主要城市上层阶级俱乐部的首选饮料。
此外，可可消费的流行，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因于巧克力的制作方法的不断改良。
并且，美洲当地人群与外来移民的交往日趋密切普遍，许多美洲印第安妇女和西班牙男子成婚，或到移民家庭中服务家务，随着家庭生活的长期联系不断加深密切，饮食文化不断融合，开始流行在可可粉中加热水和蔗糖，调味制作巧克力。
印第安人则继续喝可可、玉米、辣椒和胭脂混合的饮料，欧洲人开始尝试加入香草和肉桂等香料调味，还加入蔗糖来增加甜味。
可可消费在美洲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普及。
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卡莱蒂于1594年至1606年环球航行期间，曾经在美洲圣乔纳特（S·Jonat）逗留。
此地位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交界处，是一个主要的可可生产地。
卡莱蒂在他的日记中记录当时人们消费巧克力的场景，巧克力已经充斥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每日必需品，有时他们还会做成便于携带的形状，以便在外出时随手可以拿出来冲泡。
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教规规定在宗教斋戒日期间禁止饮用巧克力，但在恰帕市（ChiapaReal）的上层欧洲裔女性向主教声称在祈祷时如果不喝一杯热巧克力和喝点糖浆就无法完成祷告。
不过也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坚持不享用巧克力，但是可可在他们的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
教会对能否饮用巧克力一直充斥着争议，一是人们认为可可的液态和固态有着不同的属性，二是本身带有的物质可以刺激神经，和酒精饮料一样，对人体产生相同的作用。
巧克力也是监狱生活的消遣逸乐品。
从1640年开始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记录的囚犯证词文件中显示，巧克力出现的频率较高，监狱的工作人员外出消费清单上也有巧克力的购买记录。
可能，在恐惧、愤怒、痛苦以及被剥夺自由的监狱生活中，在这种极端的生活境遇和恶劣条件下，巧克力带给被关押者些许慰藉与快乐。
1643年9月3日，西蒙·瓦涅斯·塞维利亚（SimónVáezSevilla）在第十一次审判会上向审讯官提出与之前相同的请求：
他只要求与他的儿子和妻子胡安娜·恩里克兹（JuanaEnríquez）共度一段时间，1644年4月，在第十二次听证会上，他仍然要求见他的妻子和儿子，但他首先要求是希望能带给他巧克力和蔗糖，因为这是他在狱中唯一的给养。
新西班牙的人们把巧克力视为具有特殊意义日子的纪念品和作为重要节日赠送的礼物。
宗教裁判所记录阿特丽斯的证词：“1642年10月24日的证词，贝阿特丽斯·恩里克斯（BeatrizEnríquez）回忆起四年前商人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德·阿雷亚诺（ManuelÁlvarezdeArellano）来到姐姐拉斐拉·恩里克斯（RafaelaEnríquez）的家，安排拉斐拉的女儿安娜·苏亚雷斯（AnaSuárez）和另一位商人胡安·门德斯·德·维亚维西奥萨（JuanMéndezdeVillaviciosa）结婚。
订婚是由阿尔瓦雷斯和贝阿特丽斯的母亲以及准新娘的祖母布兰卡·恩里克斯（BlancaEnríquez）安排的。
布兰卡和商人在房间里交谈了很久之后，家里其他女性重新加入婚礼的庆祝中祝贺新人，每个人都在饮用巧克力助兴。
玛丽亚·德·里维拉（MaríadeRivera）经常为恩里克斯的另一位姐姐胡安娜（Juana）服务，胡安娜是富商西蒙·瓦兹·塞维利亚（SimónVáezSevilla）的妻子。
在1642年10月7日她的证词中提到，一年前在圣日前夕女主人胡安娜将她家里做的浓厚的巧克力和甜食送到里维拉夫人的简陋家中。
1644年玛格丽塔·德·里维拉（MargaritadeRivera）向审讯者招供，在1642年，女主人布兰卡·恩里克斯逝世的当天商人马蒂亚斯·罗德里格斯·德·奥利维拉（MathiasRodríguezdeOlivera）为在场的妇女提供从维拉克鲁斯带来的巧克力和腌鱼。
巧克力本身的特性引起教会关于能否在斋戒日食用它的争论。
许多犹太人遵循了基督教观念，为纪念圣日和其他具有宗教意义的节日时，当天禁止食用巧克力。
但是对他们来说，这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准备和提供巧克力是家仆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在星期六和非基督教斋戒日。
禁食巧克力很容易引起家仆的疑虑，他们平时会为家庭准备和提供巧克力，所以犹太人经常费尽周折来遮掩，避免受人指责。
这一事实表明，巧克力的消费已成为他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经常喝巧克力，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宗教节日庆典期间的习惯和安排，引发了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