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今天这篇文章，接续上回。为什么西汉早期还是进行了分封？为什么统一的事业总是艰难？
秦汉时期统一的最大障碍在哪里？
揭开答案的是现代学者陈苏镇教授，他发现“天下苦秦久矣”是一个略带夸张的口号，因为全天下有一个地方的人并不苦秦，或者说不是特别辛苦，那就是秦人，所以“伐无道诛暴秦”的战争中，秦人并没有反秦，毕竟秦人要是在秦国活不下去，早就反了，哪还轮得到秦王扫六国。等到汉初分封诸侯王时分封的地区都是东方、南方，大致与原来六国的区域吻合，而汉中央直辖的是秦国长期统治的区域，由此他发现了统一的真正难点，那就是六国人无法接受秦国体制。
本书贯通了从西汉立国至东汉一朝的全部历史过程，所涉及的问题，如汉初于“过秦”背景下实行的黄老无为政治、儒术的兴起与独尊、“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家法、儒家思潮推动下的托古改制、两汉之际的政治学术转变，皆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关节。对于这些重大历史转折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前辈学人多所发论，而本书将这些问题贯通连缀，一气呵成，时有新颖独到的简介。
统一的最大障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地域差异，在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下，各国都发育起自己的文化、风俗和政治传统。诸子百家就有很强的地域性，孔子、孟子和阴阳家邹衍都来自齐鲁地区，殷商的后裔宋国出现了庄子、惠施和墨子，而法家学术的代表李悝、申不害、慎到则来自三晋。最终让法家学说落地，形成国家体制的秦国，在血缘上和赵氏相近，在风俗文化上更接近西戎。
东方六国把秦称作虎狼之国，正是因为秦在制度、思想、学术、语言、风俗等方面都与六国表现出强烈的冲突。从墓葬和封邑的规模来看，东方六国的国君和贵族之间虽然有等级之差，但差距没那么大，而秦国的早期遗址就体现出国君与贵族的地位差距巨大。秦国君主早就实现了唯我独尊，大权独揽。荀子入秦所见的景象是在严刑峻法的管理之下，百姓畏惧并顺从官府，勇于攻占，但怯于私斗。官吏整日家和办公室两点一线，依法办事，不敢谋私事，不敢拉小山头，不沉迷于音乐华服，朝廷行政效率极高，“听决百事不留”。
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是奴隶制社会的生动再现，出土珍贵文物三千五百余件，墓主为秦景公（公元前577－537年）
早在商鞅入秦以前，秦的政治文化传统就和法家思想天然的契合，具有极强的理性、功利、集权的特征，这与东方地区浪漫，理想化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商鞅变法的核心“军功爵制”，就是在秦国传统的基础上，制度化的让军功，而不是拼爹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所以并非是法家选择了秦国，而是秦国选择了法家，正是这一原因使得秦国的变法图强最为成功。
异军突起的秦国使军事统一变成可能，但长久以来列国文化格局的差异却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抹平的。六国人连全体公投都没有机会投一下，就猝不及防的全部变成秦皇的子民。征服楚地后，秦政府不能容忍楚人的社会风气，楚人热衷于商业，不愿意辛勤的种田，追求奢靡的物质享受，性观念开放，一大批人崇尚暴力。秦简留下的行政文书将楚人的风气称为“恶俗”，地方官府针对性的打击私人斗殴，强制推行秦的农业制度，还强迫楚人背井离乡去做苦役，第一个揭竿而起的陈胜就是其中的一员。
“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绘于“漆奁”盖侧壁，形似“画卷”。从“漆奁”剥下展开后，全长87.4厘米，宽5.2厘米。整幅画卷以黑漆为底，深红、橘红、土黄、棕褐、青色等色漆加以着色刻画，描绘勾勒出了由26个人物、2架骖车、2架骈车、10匹马、5棵树、1头猪、2条狗、9只大雁组成的战国楚贵族人物车马出行的场景。同时画面也通过平涂、线描与勾点结合的技法，生动描绘了当时贵族的现实生活气质与神态。贵族的器宇轩昂、侍者的恭敬拘谨以及奔跑者和御者的紧张通过各种角度和姿态都在这“漆奁”之上被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不禁令人感慨，“方寸”为“卷”，竟能勾勒出一方天地，流传至今。
因此等到刘邦再度统一，已经不敢像秦那样急于在全国整齐习俗，统一文化，而是暂时接受了不同习俗制度并存的战国文化格局。针对法家政策落地较早的秦地、韩地、魏地设置郡县管理，用脱胎于秦法的“汉法”来治理，而在赵国、燕国、齐国、楚国的旧地则是设立王国，顺从当地的风俗治理，以缓解文化的冲突，避免激起东方、南方的反抗。
西汉早期郡国
曾任齐王、楚王的韩信说的没错，东方的水真的很深，不立个王你真的把握不住，如果我们只把韩信的话当做一个沽取功名的借口，那格局就太小了。韩信所揭示的统治策略是统一的基本盘能够在汉朝最终确定的底层逻辑。西汉开国集团这一波，是站在了大气层，在不适应秦制的东方各国，诸侯王尊重辖地的习俗传统，任用本国的士人，史称“从王而治”，“从俗而治”。曹参做齐国相时，曾向当地的贤者，请教治理之道，得到了无为而治的点子，后来曹参调任到中央朝廷，介绍推广“无为而治”的经验，使之成为整个汉帝国的治理原则。
据《史记•礼书》载："孝文即位，有司仪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由此可见汉初的统治阶级非常重视黄老思想。
诸王国有独立的军队、赋税、法律、纪年、货币和官僚系统，很多王国职官的名称和汉一样，但职责却是另一套安排。司法审判时，汉继承了秦的法律规定，一切遵循法条，而东方王国多采用一案一议的方式审判，类似于今天的大陆和海洋法系的区别。楚国旧地的淮南国、长沙国仍然沿用旧楚国的军事制度，楚地的治理并不完全依靠官府，社会上存在一种行侠仗义扶助弱小的“任侠”群体（对此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西汉游侠郭解）。管辖楚地的吴王和淮南王为了获取当地民心的支持，甚至模仿起任侠们惩恶扬善，快意恩仇的做法，看出统治集团利用高超的政治智慧，给了统一国家和皇帝制度一次洗心革面的机会。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汉朝想要的“统一”是这样吗？
接下来像完全的“大一统”过渡的重任，落在了文帝、景帝那一代人的肩上，在贾谊、晁错等智囊人士的支持下，王国与中央逐渐走向一体化，过渡的手段也重视稳定，避免激进。文帝要求王国实行汉法，把王国二千石级别的高官任命权收归中央，为了少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朝廷没有突然更换所有的高官，而是只有当王国两千石的职位出缺时，才由中央任命新官员。尽管如此，还是有王国举兵抗拒中央的集权，汉庭击败叛军后，没有直接把叛乱的封国变成郡县，而是执行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齐国分为六国，淮南国分为三国，逐渐削弱诸侯的势力。
汉文帝画像
至景帝时代，汉朝廷的步子迈得大了起来，开始削减楚王的封地。事后看来很可能是故意碰瓷，景帝的削藩之举，激起了吴楚等七国之乱。中央火速进兵，迅速将叛乱平定，借着军事上的胜利，景帝将王国五百石以上的官吏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下令诸侯王不得治国。至此诸王唯有“衣食租税”而已，只保留财富和礼仪待遇，彻底失去了割据一方的实力，分封制度名存实亡。
在汉代中央和诸王国分治的时代，休养生息的政策终于让东方人民重新接受统一的法治国家，秦的重税具体是多少，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但按孟子的说法，“十税一”也就是粮食产出的1/10上交国家，已经算是仁政。刘邦时期的税率定为“十五税一”，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古代经济结构中农业是根本和主要的产业，农业税是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汉文帝时期暂停征收农业税13年，政府向民生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在两千年帝制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景帝时虽然重征农业税，但税率定为“三十税一”，比法定税率又减免了一半，人头税则减免了2/3。秦朝征发了半数的人口做额外的苦役，汉代则规定成年人三年参加一次劳动，成年的标准推迟到二十岁，过去被君主视为私人财产的山林和湿地也向百姓开放。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
在文景时代，皇宫的园陵、车马、服饰、仪仗没有任何的添置，汉文帝的霸凌依山而建，避免耗费人力来修建巨大的封土堆，建筑完全使用瓦器，没有任何金银铜锡等贵金属做装饰，东周起世代传承的贵族被彻底消灭。掌握政权的新贵来自贩夫、走卒、屠户、织工以及基层官吏，他们深知民生的疾苦。中央政府长期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由皇帝以身作则，避免刚从平民上升而来的统治集团走向腐化。曾被东方人民视为恶法的秦法，到了汉政府手中改头换面变成了德政，终于在汉景帝时期汉朝体制推广到全国。孔子做《春秋》时所向往的大一统理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三月，诏令群臣对百姓鳏寡孤独穷乏之人举行赈贷，又下诏规定各地存问老年人，发给布帛酒肉之物，地方官吏应当亲自阅视或送到。六月，令郡国无来献。
何以中华？
“大一统”的奠定，单靠秦朝的开创之功未必能长久的传承下来。中国人把不设君主的国家制度称为“共和”，共和这个词源于古老的西周时代，曾短暂出现的没有天子的时期，史称“共和行政”，但周代并没有从此成为共和国。在内忧外患仍旧严重的民国时期，也曾有一大批人对共和制度丧失信心，极力的鼓吹复辟皇帝制度，乃至于付诸行动。同样的在2000年前那个大变局的时代，正是汉王朝前后延续400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光辉的正面形象，中国的大一统传统才真正的确定下来。
西汉西域都护府
中国统一的基本盘是无数因素合力的结果，从商周时代起，只是荣誉性的“天下共主”观念广为人知，就用了2000多年，法家思想诞生尝试在魏、赵、韩、楚落地，并最终与秦国的体制相结合，催生出足以征服天下的国力。用了200多年，统一国家昙花一现，就被受奴役的人民摧毁，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用了14年，把它重新捡起来，洗净改造，使之渐渐为人民所接受，又用了53年。好在通过西汉的郡国并行，休养生息与社会革命，统一国家的基本盘最终被确定下来，统一国家从一开始就迸发出巨大的力量，汉武帝第一次手持这种力量，就硬碰硬的打垮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将西域永久的纳入中国的版图。
自汉代起，中国历代统一王朝长期居于中心文明地位，确保传统疆域的统一，也成为后来的历朝历代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必要步骤，“汉”这个字成为华夏人主体民族的名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自豪感，一直传承至今。悠久辉煌的历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保家卫国的荣誉和底气所在，而这一切都曾经历过历史的偶然与曲折，险些和暴秦的教训一起被丢弃，从而成为一条被放弃的道路。或许这就是身在变局之中，手握时代命运的人，之所以如履薄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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