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章之前，感谢您点个“关注”，既能有很好的体验，还能有不一样的参与感，谢谢您的关注！
前言
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49岁生日的晚上，他在与副官恩格尔的谈话中，以令人吃惊的坦率，披露了1月和2月事件的背景，独裁者保证说：“如果不是国防部部长对他玩了花招，弗里奇的事情绝对不会被翻出来。”因为他“对将军们的信任因布伦堡之事受到了沉重的挫伤”。
布伦堡-弗里奇双重事件
这番话显然是符合事实的，它反驳了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广泛流传的错误观点［经过卡尔-海因茨·扬森和弗里茨·托比亚斯，的深入研究才得以纠正］：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上将，是一起蓄谋已久的阴谋的牺牲品。
希特勒没有料到布伦堡会和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结婚，他也不会有意识地立即铲除1937年11月5日对他提出异议的人。但他利用自己一贯的狡猾抓住了机会，从始料未及的局面中获取利益。正如弗兰索瓦·庞塞特所言，布伦堡-弗里奇双重事件，为“那些想研究历史上不可预料因素之重要性的人”，提供了丰富的佐料。
1月24日晚上，由于戈林带来的有关布伦堡妻子的消息，希特勒还陷于极度沮丧的情绪中，当他思考着该采取什么对策时，他回想起1936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希姆莱交给他一份警方的案卷，弗里奇被怀疑在1933年底有同性恋行为，还被一个叫奥托·施密特的男妓勒索。
希特勒恼火地拒绝对此事进行调查，还下令毁掉卷宗。但是现在，当布伦堡的所作所为打击了他的信任感之后，他开始怀疑那件事也并非空穴来风。无论如何，在他可能任命陆军最高将领为布伦堡的继任之前，他必须有十足的把握。
于是他下令让盖世太保重新建立调查卷宗。事实证明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海德里希并没有遵照希特勒的指令，他把一部分卷宗收藏在保险箱里。1月24日至25日的夜里，弗里奇的警方档案已经摆在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
1月25日上午，当希特勒向他的国防军副官霍斯巴赫透露布伦堡事件时，他也透露了对弗里奇的指控，并要求对方严格保密：“（弗里奇）上将也必须离职，他受到同性恋的指控。我（指希特勒）手里掌握了案卷，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霍斯巴赫被吓坏了。
他只能认为，希特勒想找个借口摆脱让他觉得不快的陆军司令。由于坚信弗里奇的无辜，霍斯巴赫请求亲自去问他本人，但是希特勒坚决反对。副官没有遵照命令，1月25日深夜，他驱车前往本德勒大街弗里奇的公务宅邸，把希特勒的指控告诉了他本人。
“弥天大谎！”弗里奇喊道。第二天上午，霍斯巴赫把自己违规报信的事情告诉了希特勒。独裁者似乎“非常平静地”听取了他的汇报，在霍斯巴赫看来，当他描述了上将昨晚的反应之后，希特勒似乎还松了口气：“那么这件事就妥了，弗里奇可以成为部长。”
希特勒又一次证明了他的表演天分。事实上副官的抗命让他感到恼怒，他费了很大力气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独裁者根本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相反，1月26日，总理府笼罩在可怕的气氛里。
“罗姆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政府危机”，戈培尔评论，“我心烦意乱，希特勒看上去像一具尸体。我非常同情他。布伦堡的行为让我无法理解……现在又是弗里奇违反刑法第175条，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说，那些不是真的。可是谁又能相信呢？”
罗姆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政府危机
不管霍斯巴赫还是弗里奇都认为，整件事是针对国防军上层的险恶阴谋。他们怀疑，所谓的原告证人是否真的存在，因此他们要求当面对质。希特勒稍加犹豫之后同意了。晚上弗里奇来到总理府——为了避人耳目，他穿上了便服——霍斯巴赫迎接并告诉他，原告证人已经到了。
此前一天，四个盖世太保官员，驱车前往埃姆斯兰的博格摩尔刑事犯营，将被关押在那里的勒索犯奥托·施密特解往柏林。“我一定要亲眼看看这头猪！”弗里奇说着冲进了一楼的图书馆，希特勒将在那里主持对话，戈林也在场。
独裁者开门见山地说，他希望听到真相。如果弗里奇真的有同性恋关系，那么他必须和布伦堡一样长期外出旅行；否则就没事了。弗里奇再次声称他是被冤枉的，但是接着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自从弗里奇从霍斯巴赫那里听到对他的指控之后，他一直在思索，到底为何他授人以柄。
他回想起，1933年至1934年在执行冬季援助计划时，他曾经为一个失业的希特勒青年团员提供无偿的午饭，那人定期来他的家里吃饭。在希特勒面前，弗里奇有些琐碎地回顾了这段单纯的关系，反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怀疑。现在上将可以查阅有关他的警方档案了，正当他在看档案时，奥托·施密特被带进来了。这个敲诈犯喊着：“啊，没错是他！”
他声称认出了弗里奇。弗里奇再三保证从没见过这个人，还向希特勒发了誓。但现在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了：德国元首宁愿相信一个小刑事犯的证词，也不愿意相信德国最高军事长官的保证！弗里奇被勒令第二天接受盖世太保的审讯。“这一处置”令弗里奇“怒气冲天”，他离开总理府，1月26日晚上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正式的病假单：“在我受损的名誉得到恢复之前，我决不会执行任何公务。”
1月27日上午，审讯在盖世太保总部进行，弗里奇再次与奥托·施密特当面对质。敲诈犯在严厉的盘问之下依然坚持自己的指控，而上将激烈地予以否认。最终双方各执一词。“天知道到底谁对谁错！”戈培尔评论，“但总之这个局面太不像话了。以后还要继续调查。无论如何弗里奇必须走人。”
宣传部部长注意到，希特勒“变得沉闷阴郁”，他取消了1月30日例行的国会讲话，和预定的内阁会议。1月28日，他粗暴地解除了霍斯巴赫的职务。希特勒不能原谅他违抗自己的命令。由于盖世太保也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希特勒授命司法部部长，做一个“弗里奇事件”的司法鉴定。
“见鬼的情况”，戈培尔评价，因为无论专家们持什么意见——“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1月底，法律鉴定书完成了，它是由居特纳的个人助理、高级公务员汉斯·冯·多南伊撰写的。这份鉴定书对弗里奇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其结论是“无法有力地反驳对他的指控”。
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本身无足轻重的故事成为“证明罪行的关键”。“孰是孰非的评判”必须被当作“司法裁决的案件”，至少居特纳安排了一场正规的军事法庭审判。希特勒最终对上将的罪行深信不疑：“违法刑法第175条的同性恋者（当时德国刑法第175条针对同性恋者）弗里奇被揭穿了真面目”，他在1月31日宣布。
人事大洗牌
“虽然事情过去3年了，但是元首坚信它是真的。弗里奇撒谎了，可是人们通常都会那么做。一切都无可挽回了。”2月3日，弗里奇被勒令立即提交辞呈。经历过前些日子希特勒对他做过的种种事情，陆军最高统帅很乐于从命：“我无法再与此人共事。”
但是谁能成为布伦堡和弗里奇的继任者？第一人选是贪得无厌的戈林，他已经包揽了不少官衔和职务，现在他的手又伸向国防部。可是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对空军一窍不通……”，他曾经对维德曼表示，“我在这方面懂得都比他多！”在1月27日上午布伦堡的告别觐见中，当他被问及谁能顶替他时，布伦堡立即建议希特勒本人领导国防军。
当天中午戈林也向希特勒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比陆军元帅更进了一步，他提议取消国防部，除了空军部之外再成立陆军部和海军部。“这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希特勒立即采纳了建议，1月27日，他和凯特尔将军初步讨论了国防军未来的组织结构。
正如戈培尔所言，布伦堡—弗里奇事件涉及的最敏感的问题是：“怎么向人民交代？”虽然社会上有一些传闻，但是消息还没有泄露出去，连一贯耳聪目明的外国记者也对丑闻一无所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希特勒完全不像以往雷厉风行、善作抉择的“元首”。
“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来看”，尼古拉斯·冯·比洛回忆说，“我认为希特勒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显得犹豫不决，他逐一听取参谋们的意见，与他们反复商讨。”——这再次清楚地表明，将军们的倒台并不是蓄谋已久的结果。
戈培尔逐渐对希特勒的犹豫不决感到不耐烦了：“可是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总要做点什么。元首想在本周解决整个事件。也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被折磨得疲惫不堪。”1月31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希特勒做出了决定：布伦堡和弗里奇的离职将同时带来国防军和外交部上层的大换血，由此可以打消人们对真正起因的诸多猜测。
“为了掩盖整件事情，必须要有一次人事大洗牌。”戈培尔和希特勒在总理府办公室里讨论了两个小时，过后他评论说。对于独裁者来说，这个解决方案有两大好处：一方面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重新安排军队和外交部的职位；另一方面他可以在公众面前为两位军队高官的离职给出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
“我希望，人事大改组的真正原因能够秘而不宣”，宣传部部长评论。当必须做决定的压力消失之后，出乎戈培尔的意料，希特勒在午餐桌边“像换了一个人”：“他尽情说笑，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但希特勒还需要一些时间思考怎么重新做出人事安排，与参谋们讨论具体细节。
2月4日晚上，听众们被要求守在收音机边，因为收音机里将要播出重要新闻。午夜前的一个小时，电台宣读了德国政府宣布将要进行人事改组的长篇公告。大多数德国人从次日的报纸上才第一次得到消息，部分报纸发行了特刊，主要的宣传口径是：“所有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之手。”
《参考文献》
伊恩·克肖 《希特勒》（下），2000年，115-118；
劳施宁，《虚无主义的革命》，1938年，235-238；
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传》，1970年，203-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