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医生
编辑|媸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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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是历代新安名医大家在徽文化沃土上深耕厚植发展而成的一个传统医学流派，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产出了一批内涵丰富的医学著作，形成了极大的学术影响力。
明清时期，固本培元派以其强大阵容和鲜明特色独树一帜且代有传承，成为了新安医学众多学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支。
汪机、孙一奎等新安固本培元派的代表医家，融合医、儒、道的摄生精华，围绕脾胃和真元的病机进行辨证施治，从而建立了既能固护后天脾胃又能培补人体真元的治则治法。
历经众多医家不断传承创新和深入研讨凝炼，新安固本培元思想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中愈发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
一、学术渊源
- 学术源头：《黄帝内经》
中医学理论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以“医家之宗”《黄帝内经》为源头，呈现出“一源多流”的学术特色。
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学术主张究其源头，与《黄帝内经》中的诸多理论和观点相契合，两者是“源”“流”关系。
一方面，固本培元派的医家们崇尚《灵枢》和《素问》，对《黄帝内经》研究颇有心得，尤其疏注、训诂、注解等多有建树。
如，汪机曾集诸家之说为《读素问抄》续注，在明清时期多次翻刻。
吴崑深谙《黄帝内经》要义为《素问》作注，汪昂盛赞其注“补前注所未备”。
另一方面，固本培元派的医家们阐发学术主张皆以《黄帝内经》为宗，新安固本培元的很多思想亦源自《黄帝内经》。
汪机的“营卫一气说”但凡引经据典之处，皆有《黄帝内经》条文论证，其根本依据就是源于《黄帝内经》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等。
孙一奎对《黄帝内经》和《难经》中关于“命门”的论述进行了引申和发挥，指出“肾间动气”即是命门，其“动气命门说”成为后世温补命门的理论基础。
此外，与新安固本培元派相关的三焦、相火等理论、元气思想、治病必求于本的观点也都出自于《黄帝内经》。
- 理论依据：“补土说”和“滋阴说”
“补土派”的代表人物李东垣认为，元气是人身之本，来源于先天父母之精，又有赖于后天水谷精气的充养。
由于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充养九窍，所以是气血生化之源和后天之本。据此提出：“脾胃无伤，而营卫有所滋，元气有所助”。
朱丹溪是“滋阴派”的代表人物，其认为，人身的阴阳在正常情况下，阴常不足而阳常有余。
由于“相火易起，则妄动矣”，朱丹溪注重用滋阴降火治法防相火妄动。
汪机继承了先父汪渭的学术思想，又私淑李东垣、朱丹溪之学，将营气作为共同环节，融合贯通李东垣的“补气说”和朱丹溪的“滋阴说”。
指出：“以营兼血气而然也”，即滋阴和补气虽有区别，但同奏补营之效，汪机因而提出了“营卫一气论”。
徐春甫、孙一奎、罗周彦等一众医家在阐发学术主张之时，莫不是以“滋养脾胃元气”和“滋阴益元”为理论。
- 哲学基础
程朱理学中文化十分广泛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派的理论成果，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说理工具。
古徽州地域既是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故里，又是新安理学的发源地，程朱理学与新安医学有着十分密切的思想关联性。
从理论阐释上看，程朱理学为新安固本培元派提供了说理基础。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根据太极动静原理指出，阴和阳构成气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作用。
汪机以此为基础，认为营气与卫气名称虽不相同但实为同类，营中自有阴阳。
孙一奎受《太极图说解》启发提出了“人与天地万物同此理气”的医学太极自然观，作《名门图说》。
由此可见，新安固本培元的学术思想与程朱理学构建宇宙本体论的思维具有高度相关性。
从治学理念上看，程朱理学为新安固本培元派提供了思维方法。
格物致知作为程朱理学的核心观点，强调在治学上要温故知新、长于思辨。
汪机、孙一奎等虽私淑朱丹溪、李东垣，却不墨守时弊，治病务求治本，既不一味滋阴降火，亦不一味升阳辛散，而是以“培补脾肾、顾护元气”为治则，使“养阴”和“补气”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了统一。
实际上，新安固本培元派在漫漫时间长河的演进史中，始终将“格物致知穷理”“实事求是不泥古”的治学理念贯穿其中。
- 文化基因：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
文化基因是文化和文明的最高原因，决定着文化机体的衍生、演化、发展。
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由此根发展出了应对天地自然、社会关系、文化传承、谋生技能、祛病健身、修身养性等方面的用。儒道同源于易，岐黄也与道家同宗。
可以说，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是新安固本培元学术思想天然携带的文化基因。
《黄帝内经》的诸多学术理论、程朱理学的宇宙本体论等与道家思想渊源颇深，新安固本培元派思想的源头出自《黄帝内经》。
又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新安固本培元派医家多精研《易经》，故而新安固本培元派是循着道家思想的印迹衍生的。
道教对生命、自然和社会有着独特的诠释。
由于道教素喜名山大川，新安江流域奇山峻岭尤多，是古人得道修仙的绝妙佳地，故新安名医大都与道教有机缘巧合。
据史料记载，固本培元派的许多医家都曾得到修道异士的指点。
汪机“援道入医”，余傅山、余午亭得隐者之术和“异人”授性命之学，孙一奎路遇“异人”传授禁方和圣药而与医结缘。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固本培元的学术思想也得益于道教文化的启发。
汪机“学足以溯河洛之趣”，其“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对“重视后天之本”学术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孙一奎热衷于“外丹”之术，注重温补下元，强调生生不息之机，也是受到了道教“金丹”和“玄牝之门”的影响。
通过追溯，可以发现新安固本培元派学术思想是在《黄帝内经》、补土说、滋阴说、程朱理学、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叠加影响下逐渐丰富发展而来的。
二、承嬗融通
- 汪机奠定固本培元的学术基石
元末明初，在江南地区盛行朱丹溪的“滋阴说”。
一些医家对其理解不深，偏执于“气有余便是火”等论说，但凡“虚热”之证，滥用苦寒滋腻的药物而致脾胃正气损伤。
为疏通和化解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困惑，纠偏滥用苦寒的时弊，汪机以《黄帝内经》的气血营卫立论，提出了“营卫一气说”，认为营兼有气血、阴阳的双重性质，气血和阴阳亏虚与营气息息相关。
汪机将朱丹溪的“补阴”重新定义为“补营”，再结合李东垣的“补脾胃元气”，将“补营”阐释为“补气”，由此主张甘温补气助阳，形成了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特色治法和重用人参、黄芪、白术温补的用药理念。
汪机独创的“营卫一气说”一方面冰释了滋阴说与临床实践的矛盾。
另一方面又纠正了时医“畏参芪如虎”的错误观念，从而奠定了固本培元的学术基石。
汪机的再传弟子和众多门生对其学术思想多有传承，治则和用药皆循其道，徐春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以“百病皆由脾胃衰”立论，确立了“调理脾胃以安和五脏”的治疗思路，进一步丰富了用“人参、黄芪、白术”固本培元的学术理念。
- 孙一奎确立固本培元的学术主线
孙一奎学出多源又博学勤访，在学术理念上多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著《医旨绪余》。
其认为肾间动气即命门，“禀于有生之初，从无而有，即太极之体也”，依此创立了“命门动气说”。
同时提出“包络、三焦皆为相火”的观点，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协同，保证人体气血生成和正常运行。
所以孙一奎临证善将命门、包络、三焦相火等理论交互印证，重视温补命门动气和三焦元气，并根据病证不同，从三焦分治，突出脾肾同治，首重温补下元。
孙一奎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固本培元的学术思想，将汪机和徐春甫固本培元的治则，从注重脾胃元气发展到注重命门元气。
从而完成了由“固后天之本，培脾胃元气”到“固先后天之本，培脾肾元气”思想的承嬗递变，为后辈新安医家确立了一条鲜明的学术主线。
继孙一奎以后，经过传承演变，固本培元派的学术影响力已传至江浙地区。
明中后期，江浙温补派医家张介宾、赵献可、李中梓的医学思想，皆可寻根于新安固本培元的学术思想。
- 私淑后学进一步丰富固本培元的学术内涵
明末清初，众多的新安名医和医学世家陆续加入这个学术阵营，并在各自的临床实践中持续丰富和发展固本培元理论。
这一时期，固本培元的学术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其中明朝罗周彦，清朝吴楚、郑重光、程敬通、汪文绮、程文囿等后学之士在丰富固本培元学术内涵的过程中都卓有建树。
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学派，以《黄帝内经》关于“正气”论述为学术源头，天然携带了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以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学说为理论依据。
在程朱理学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经过汪机、孙一奎、罗周彦、吴楚、郑重光、汪文绮及程文囿等历代医家的继承、丰富、发展和融通，已初备丰满的学术内涵和清晰的发展脉络，在新安医学众多流派中具有显赫的地位。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充分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在新安固本培元理论指导下开展临床和实验研究，对于促进新安医学学术理论进步，提升中医药临床诊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