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赋》中频繁提到的一个称为"稷下学宫"的地方，是一处引人注目的机构。这里聚集了许多历史名人，如李斯、韩非、淳于越和茅焦等，而举足轻重的大儒荀子更是在此担任过"祭酒"一职，相当于院长。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稷下学宫"存在的目的和作用又是什么呢？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田氏君主齐桓公田午，在临淄设立的类似于学校的机构。
虽然称之为"学宫"，但其实并非以教书育人为主要目标。据说它得名于所处的城门附近的一个名为"稷"的地方。
尽管"稷下学宫"是齐国官方建立的，但实际上官方在管理上并无太多发言权，而是由一些有声望的学者组织管理。
著名的大儒荀子曾连任三次"祭酒"，在这里任职数十年。他是"稷下学宫"培养的最后一位伟大学者，李斯、韩非等人都曾拜师于荀子，可见该学宫的影响力。
"稷下学宫"存在了约150年时间，培养了荀子、李斯、韩非等杰出人才。据说商鞅也曾在此求学，而参与韩国变法的申不害也是"稷下学宫"的学生。此外，邹衍、鲁仲连、慎子等人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这些人有些在齐国发展，如孟子和荀子；但也有很多人才离开齐国，如李斯、邹衍、韩非、商鞅、申不害等。
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矛盾的情况，因为这所由齐国建立的学宫并不受官方控制，学者们地位崇高，并且可以自由来去，甚至有些人还反对齐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齐国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来培养可能被其他国家利用的人才呢？
自管仲时代起，齐国倡导农商并重的国策，是当时各国中唯一重视商业的国家。然而，在农业社会中，过于重视商业无疑会动摇国家根基。特别是当盈利思维盛行时，社会浮躁，文化也变得薄弱。
因此，齐国迫切需要不断输入文化，以抵消商人追逐利益的风气，让国民保持儒家的礼义廉耻思想。
"华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文化概念，蛮夷部落可以接纳中原文明成为华夏之一，如泰伯奔吴；而华夏部族由于文化衰败，也可能退化为蛮夷，如匈奴。
中原诸国由于文化上的优越感，看不起"戎秦"和"荆楚"等地。因此，齐国特别注重文明的教化作用，希望通过塑造文化大国的形象，来冲淡其以商贾立国的本质。
至于人才是否会流入其他国家，这本质上是一个竞争问题。只要齐国能够真诚对待，自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稷下学宫是一个齐国非常重视的学府，它为学子们提供了自由讨论朝政的平台。这种举措展现了齐国对人才的重视和对舆论引导的诚意。
相比其他诸侯国，齐国展现出了一种非凡的魄力。在其他国家中，官员往往只顾自己的职位和政治阴谋，而齐国却允许稷下学子不论身份地位都能畅所欲言。甚至，如果他们能够赢得声望并提出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官职和俸禄。
可以看出，齐国实行这样的制度并不是为了吸引人才，而是为了控制舆论。通过给予稷下学子优厚待遇和自由开放的环境，无数士子都纷纷涌入其中，形成了“得道多助”的局面。齐国只需稍加引导，就能够自然地拥有大量有名望的人士为其发声，使得对手处于舆论漩涡之中。
除了“贸易战”之外，舆论战也是齐国另一个重要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田氏族人篡夺姜氏齐国的合法性问题。
“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成为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分界点，都属于以臣弑君，必须有合理理由的行为。因此，田齐的统治者通过考证自己的祖先与黄帝有关系，而姜氏一族的祖先与炎帝有关系，从而宣称“田齐”取代“姜齐”是大势所趋。
田氏是陈国的公族，他们的姓是“妫”，这是舜帝的姓氏，而舜是黄帝的八世孙。正因为如此，“稷下学宫”中的主导思想一直是道家学说，即使到了最后一位大师荀子也没有改变，这涉及到齐国根本的问题。
然而，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官方思想，为何还会存在“百家争鸣”呢？
“稷下学宫”的客观作用反映了“百家争鸣”的本质。田齐将自己的祖先考证为黄帝，因此尊崇黄老之学，所以道家在“稷下学宫”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这种“主导”并非像汉初那样直接用来治国，而是一种思想上的认同。这也说明所谓的“百家争鸣”实质上并非是学派之间的对立，而是一次思想融合。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说的兴起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寻找能够使世态稳定的方法。不论是道、法、儒、墨等主要学派，还是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支流，它们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这就意味着，尽管诸子学派存在着对立和争论，经常互相辩驳，但它们之间的争论仅限于方法的取舍，而并未涉及目标的是非。因此，这些争论本质上是在方法上相互取长补短。
这一点可以通过具体事例得到证明。秦国之所以强大，离不开商鞅的变法，统一六国的基础就是建立在秦法之上。然而，商鞅只是诸子法家中的一个流派，其他流派同样在当时活跃。
那个时代的法家主要分为三个流派，即“法”、“术”、“势”，商鞅代表的是“法治”，而同时期的申不害则代表了“术治”。与许多小说和电视剧不同，在战国时期，韩国实力并不弱，申不害变法期间没有哪个国家敢入侵其领土。只不过后来韩国统治者平庸，而“术治”更为依赖贤君，使得这个流派衰落了。
“势治”则由慎到代表，他也是稷下学宫的成员，他主张君主应该“握法处势”，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程度。这反映出黄老之学的影响。
而韩非成为法家集大成者，就是因为他融合了“法术势”三派思想。这正是“百家争鸣”实际上在融合思想上的证明。
除了同一学派的融合之外，还有不同学派的交流，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荀子。
尽管荀子被看作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但他的学说在后世儒者中并不受高度评价，甚至被开除出了儒家道统。这是因为他的学说中掺杂了许多其他学派的思想。
实际上，荀子传承了稷下学宫的道家思想，并认同了黄老思想。但他也继承了稷下学宫中管仲学派的法教思想，重视法律的教化作用。正因为如此，荀子培养出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都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
荀子学说的复杂性，使得后世的士大夫们无法将其视为同道中人。大儒程颐称他“才高学陋”，认为他“不见圣贤”。而有道家倾向的苏轼也说他“喜欢提出异说而不顾及他人，敢于发表高论”。
可以看出，稷下学宫所提供的并不是诸子互相争辩的战场，而是一个互相取长补短、交流融合的联盟。
这种交流的成果在历史上也有显著表现。
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汉朝对儒术的“独尊”。实际上，所尊崇的“儒”并不再是孔孟荀等人的儒家思想，而是诸子学派融合后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思想。
同时，随着对睡虎地秦简的发掘，战国后期到秦朝初期的秦法面貌也逐渐显现。这些秦法已经不再像商鞅时代那样冷冰冰地只注重条文，而更加注重儒道等学说的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