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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沃克笔下的世界
编辑|沃克笔下的世界
古代中国土地所有制
关于古代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过程,也就不能使人一目了然;很多政治制度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也看得不够清楚。
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缺点,同样削弱了本书力图简要地叙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目的。
以上是我们对古代史部分的主要意见。
下面再提出一些具体问题来商榷:
(一)关于“北京猿人”的发现的世界意义强调不够。
其巨大意义在于:第一,再一次証明了劳动创造人的眞理;第二,粉碎了帝国主义学者一切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诬蔑性胡说。
(二)本书认为西周社会中,“政治上等级不同的宗子,就是土地大小不同的各级土地所有者”。
当时诸侯大夫是否已经是土地所有权的主人,或者仅仅是具有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似值得研究。
(三)对“淝水之战”只提了一句,似乎太忽略了。
这次战役,它不但关系着东晋政权的存亡,同时也关系着南方正在发展的封建经济与文化是否将遭到北方落后种族的蹂躏,因此,它对中国社会以后的发展也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
(四)关于“一条鞭”的问题。
本书第四二页说:“一五八一年通行一条鞭法,将赋税徭役和各种杂税合而为一,按亩征收银两。货币地租,从此在中国成长起来。”
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把“一条鞭”看作货币地租,这是值得研究的。
因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经济形态”,也就是说,地租的产生系以土地所有权为其前提;而赋税则是针对国家而言,在阶级社会中也就是基于臣属关系,它是凭借国家的权力来实现的。
“一条鞭”仅是赋税的货币化,它虽然也反映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变化,但它与货币地租所反映出的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深度,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货币地租”意味着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
所以,如果将“一条鞭”看作货币地租,就不但混淆了“地租”与“赋税”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由于“一条鞭”通行全国(当然各地贯彻的情况是不同的),将会导致一五八一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已处在封建自然经济解体这样一种错误的结论(当然,明末清初也幷非没有货币地租,例如“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蒲葵扇”条中记新会等处的葵田,就是“岁岁租每亩十四五两”,这个材料明显地反映出在当时种植经济作物的一些土地上,已经实现了货币地租)。
此外,本书认为明朝的手工业“大都采取了工厂手工业的组织”,这也不够确切。
当然,明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是无疑问的,但当时的手工业,特别是民营的,并非大都发展到工厂手工业的水平(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下同)。
至于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则幷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五)关于汉族以外其他各族情况的分析和叙述,不但篇幅嫌少了一些,而且有些地方也还不够妥适。
特别像契丹和女眞族先后入据燕云十六州和整个北中国,几达三百年之久,幷建立了辽、金两个国家;因此对当时北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概况不加叙述,而仅仅只是作为北宋和南宋的抗击对象来描绘,是难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的。
(六)个别用词不够确切。
如第一页用“史前的傅说”这一小标题,而就其内容看,乃是描写传说中的原始公社制。
但原始公社乃是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部分,所以沿用“史前”这一概念是不甚妥当的。
此外,本书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看法,我们是幷不同意的,但这是另外的问题,此处不谈。
关于“近代的中国”部分
在近代史部分,本书简要地描述了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幷特别着重地叙述了和歌颂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的三次革命斗争高潮,这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
因为正是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武装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保卫了我们的祖国不致沦亡,幷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同时,编著者在着重叙述政治事件之外,也还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地照顾到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虽然还不如古代史概括的那样全面),给八十年间历史各方面的发展提出了大致的线索,这是本书近代部分的主要优点。
但是,本书对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也还刻划得不够明确,还不能给读者以比较明显的线索。
大家都知道,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表现为封建经济的瓦解,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仍然占着优势;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资本主义新工业的産生和得不到迅速的发展;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国家的半独立状态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不断加强等等。
应该指出:编著者也曾描绘了一些在外国侵略下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的破坏情形,但却没有进一步指出当时中国自然经济的迅速分解,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扩大等等,也没有指出这些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新工业产生的重要的内部条件。
回顾一下本书的古代部分,会经用一定的篇幅描述了明清两朝的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但是近代部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却没有作必要的交代,仅仅说:在八十年代,个别资本家开设了一些工厂,“这是代表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的新工业”。
读者不禁要问:在外国侵略下原来的工场手工业究竟是夭折了呢?
还是有某些部门发展了呢?它跟以后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究竟有无联系?
外国的侵略又如何把它拖进到一个艰难而得不到正常发展的困境中?……等等。
本来,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是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果不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具体条件来作概括论述,就不能够显示出资本主义新经济因素的规律性的发生发展过程;但是编著者在说明这个问题时,却使人感到只是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样,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新工业的产生,就显得不够确切不够全面了。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斗争,本书是曾着重叙述了的,但是对于各次政治斗争爆发的具体历史条件,它的特点、性质以及这些斗争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引起的后果,却说明得不够充分;因此难于看出这些斗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难于看出这些斗争的深化过程。
例如本书在谈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时,仅仅提到鸦片输入,清王朝为偿付赔款而加紧向人民搜括,运输路线的改变而使劳动者失业等等;这些当然也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然而对于产生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的土地兼幷——却只字未提,这样就难于说明为什么太平天国革命会发展成为一个席卷全国的大规模运动,也难于说明“天朝田亩制度”这一反封建革命纲领的提出。
同样,编著者在论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亦没有结合其经济发展的特点来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样,对于戊戌变法运动的改良主义特点及其成为悲剧结局的原因,自然也就无法深刻地揭示出来。
类似的缺点也存在于对辛亥革命的叙述上,在这里,编著者用不少的篇幅叙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可是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经济基础,即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几乎没有提到;对于农民群众在全国各地自发的革命斗争也叙述得不够(如长沙抢米风潮及山东莱阳的抗捐抗粮运动等),对于已经形成一支社会势力的所谓“保皇自由派分子”则简单地称为反革命,对于他们的活动、他们和清政府的矛盾以及清政府内部的矛盾等都未作出必要的分析与说明;这就使辛亥革命迅速胜利的基础和具体条件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而编著者所说的当时清政权“已极端地不得人望”,也就成为一个未被帮助的结论。
政治斗争的发生发展一定要和当时经济结构以及其它历史现象相互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加以眞正科学的阐明。
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中展开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要说明历史事件怎样发生和发展,而且要阐明历史事件怎样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从本质的联系中展开矛盾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引导读者对历史发展过程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
本书对于历史事实的叙述虽然条理还清楚,但可惜没有扼要地综合各方面历史现象进行必要的分析,因而就使读者难于从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情况中获得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比较鲜明的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