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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堡垒围墙
不同于城镇设防围墙，尤其是那些处在埃及腹地的设防围墙的对内属性。堡垒围墙是针对边境防御建立起来的对外军事设施。
皮特里在阿巴迪亚(Abadiya)发的前王朝建筑模型可能是堡垒围墙的一个最早例证，展现了两个警惕的士兵从围墙缝隙间向外窥探的场景。
象岛提供了设防城镇围墙最早的考古实例。但在第一王朝时期，从其围墙内部建筑规划的特点来看，此期的象岛聚落更倾向于一个南部堡垒而非城镇。在厚重的方形泥砖围墙内部，呈现出严谨的网格式规划。
这与同一时期非规划性城镇中散乱的居住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象岛聚落在前王朝到古王国早期名称的写法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文本材料上的支撑。在早王朝到古王国时期的文本中，象岛的名字中通常带有定符O36。
而在第一中间期之后代表本土城镇的定符O49和代表外国区域的定符N25交替出现在象岛的称谓之中，在第四王朝及第六王朝中期和晚期，象岛的名称曾分别被写作（如下图所示）。
这可能说明，在古王国以后象岛聚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同时体现在了文本材料及围墙考古证据之中。
到了古王国早期，随着区域人口的繁荣以及埃及南部边界的向南推进，这座要塞被其西部及南部延伸出的城镇外墙所包裹。
其内部居住区域也逐渐超出了原本方形围墙的防御范围。种种迹象表明，象岛的堡垒在古王国早期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军事防御职能。聚落本身完成了从边境要塞向南部区域的核心城镇乃至于行省首府的转化。
边境堡垒的集中出现开始于中王国时期，这与此期埃及对外政策的调整有关。在古王国时期，埃及主要采取派遣军事或贸易远征队的方式获取境外财富。
纪念性铭文中对于胜利的描述集中在法老强大的军队自境外俘获了众多敌人和珍贵的物资。他们对境外之敌造成了强有力的打击，使得法老外国土地之主的身份得到了巩固。
而到了中王国时期，随着国家实力的逐步强盛，“延长边境”(swsx tASw)的政治呼吁得到了进一步强调。第一中间期期间对外族入侵的惨痛回忆可能也是中王国以后新边境概念最终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作古埃及边境观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古王国时期，埃及人对于边境的划分是十分模糊的。面积庞大的自然疆界和潜在意识中对内外的模糊划分暧昧地交织在一起，使得古王国时期从未形成真正意义上明确的行政边界线。
而到了中王国时期，边界的概念最终发展为一条明确的界限。最晚在赛努赛瑞特三世（SenusretIII）统治时期，南部边界借由边境石碑的最终出现得以实体化。在西塞姆纳的界碑中，塞姆赛瑞特三世声称：
中王国时期的边境堡垒主要出现在埃及的东北、西北和南部边境地区。最迟在阿蒙尼姆哈特一世（AmenenhatI）统治时期，东部三角洲就被一连串埃及人称为“统治者之墙”的堡垒所保护，以防备亚洲人及沙漠游荡者的侵袭。辛努亥故事就曾提到统治者之墙，其中写到：
令人遗憾的是，在对埃及东北部中王国遗迹的考察中，目前尚未发现任何能够与统治者之墙明确等同的考古遗址。同一时期，西部三角洲的纳图恩干河(Wadiel-Natrun)同样建立起了一座堡垒，以防御西部利比亚人的入侵。
中王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堡垒群出现在靠近努比亚的南部边境地带。这些堡垒普遍沿尼罗河第二瀑布下游河道而建。其中建设年代最为久远的布亨要塞最晚出现于赛努赛瑞特一世统治初期。铭文证据表明它在赛努赛瑞特一世第五年就已经存在。
这些南部堡垒的防御性围墙代表了古埃及涉防建筑建设在罗马统治时期之前的巅峰。尽管受到所处区域地形的影响，这些堡垒围墙在形状上不尽相同。但它们却大体遵循了相似的设计理念。所有的堡垒围墙都由泥砖制成，其中个别配有巨大而坚硬的石质入口。
这些围墙普遍庞大而厚重。以布亨的堡垒围墙为例，其墙体平均厚度为5米，高度则可达到11米以上。所有的堡垒外墙都附带有明显凸出的方形或半圆形棱堡。
在为棱堡内弓箭手及长矛手提供保护的同时，这些突出的结构还能够扩大堡垒守卫的视野及攻击半径。为了适应守城战的需要，增加攻城之敌攀爬城墙的难度，地势相对平坦的堡垒外墙周围通常挖有上宽下窄的陡峭深沟。
处在险峻高地之上的堡垒，则通过天然的地势差实现类似的功能。由于这些堡垒内部通常没有水源，因而围墙临河一侧常开有取水用的小通道。
这些小通道的顶部大多加盖，以避免士兵在取水过程中遭到敌人偷袭。与同一时期埃及本土城镇城内建筑紧贴围墙而建的习惯不同，为了便利部队的集结堡垒内部的泥砖建筑通常与外部围墙间隔一定距离。
为了实现对珍贵矿产资源的控制，埃及人在重要矿区附近同样修建了防御严密的军事堡垒。胡迪干河(WadiEl-Hudi)的中王国堡垒是其中的代表。干河本身位于阿斯旺东南部约35公里处，是古埃及重晶石及金矿的重要产区。
在中王国时期这里的矿区得到了密集地开发。1992年在干河区域的西南部发现了一座巨大的长方形泥砖堡垒。其位置紧邻一对紫水晶矿，从而为附近矿工提供了一个突发袭击之下的紧急避难场所。
这个堡垒的外部围墙在形态上与赛努赛瑞特一世到三世统治期间修建的一系列努比亚南部堡垒相似，因而通常被判断为同一时期的建筑物。
从保存较为完好的西部及南部围墙来看，胡迪干河的堡垒外墙原始高度约在2.1米左右。围墙整体由大小不一，但长度小于0.5米，宽度小于0.25米的砂岩块堆砌而成。其墙体相对较薄，底部厚度仅达一米。
随着高度的增加墙宽逐渐变窄，最终呈现出较为缓和的上窄下宽之势。尽管这个堡垒外墙墙体厚度较薄，但它的军事属性却是显而易见的。墙体之上留出了界限分明的箭缝，内部衬以粗糙的石板，这些缝隙在西部及南部的墙壁上尤为明显。
在围墙的外部转角处共设有5个突出的半圆形棱堡。在扩大堡垒攻击半径的同时，这些处于边角处的棱堡还能够起到加固堡垒折角、增加破坏难度的作用。
随着第二中间期埃及统一政权的瓦解，国内政治形势陷入混乱。努比亚人趁机占领了布亨及阿尼巴(Aniba)等中王国堡垒。经过阿赫摩斯一世（AhmoseI）击败希克索斯人（Hyksos）的斗争，统一王权再度建立。
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开展了一系列对外征服活动，最终使得埃及在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III）统治时期成为了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其南部边界由原本的塞姆纳地区深入到了处于尼罗河第四及第五瀑布之间的库尔格斯(Kurgus)。
在埃及人重新占领努比亚之后，他们修复并扩大了中王国时期的堡垒。但较之中王国防御性极强的堡垒外墙来说，新王国时期的围墙建设是相当敷衍的。以布亨为例，尽管其中王国时期的围墙系统保存相对良好，但却由于长期搁置被掩埋在了沙砾之下。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人对这个堡垒的外墙进行了修整，但却无意于清理围墙外侧护堤中积沙，尽管这个护堤本身几乎完好无损。取而代之的是，它被掩埋到了更深处。埃及人还在其上建起了一个显然不具备任何防御功能的巨大平台。
尽管外墙周围的塔楼得到了重建，但在重建之前其底部积累的建筑垃圾却未得到清理。使得这种重建显得十分仓促，并降低了这些塔楼的实用性。
除此之外，雄伟的神庙围院被建造于这些堡垒围墙的内外。居住区域逐渐扩展，突破了原本堡垒围墙的范围。一系列新特征使得这些原本的堡垒在新王国时期更像是一个城镇而非要塞。边境的南推与努比亚相对实力在新王国时期的衰弱是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斯图尔特·史密斯(StuartSmith)认为在库什王国战败之后，埃及对努比亚的政策由公开的军国主义转向了对当地精英阶层的文化殖民与融合。
这种观点在对努比亚文化的考古中得到了验证。保罗·弗兰森(PaulFrandsen)认为这一时期的努比亚几乎实现了“完美的埃及化”。而这或许就是新王国时期努比亚传统元素在考古发现中不再突出的原因。在这些因素作用之下，新王国时期努比亚地区的整体局势相对稳定。
对于个别时段的零星叛乱，埃及当局则主要采取出兵镇压的方式予以平息。例如在赛提一世(SetiI）统治的第4~8年，埃及出兵镇压了努比亚地区的伊任(Irem)叛乱。美棱普塔（Merenptah）统治的第6年，埃及完成了对瓦瓦特（Wawat）判乱的镇压。
西部及北部边境的危机在拉美赛德时代变得突出。拉美西斯二世曾在三角洲以西建立了辐射范围超过320千米的要塞防御体系。扎维耶-乌姆-拉卡姆(ZawiyetUmmel-Rakham)可能处在这个系统的最西端。
它也是此期已知的堡垒遗迹中最大的一个。这个遗址位于亚历山大以西约300公里处，处在海岸线与沙漠边缘之间的平原上最狭窄的地带。其堡垒围墙的整体形态为方形，每面墙长度约为140米。宽度则在4~5米之间。
围墙整体由泥砖砌成，外侧的底部贴有石板贴面。在围墙拐角处还了一系列塔楼。这个要塞庞大的尺寸及其附属的防御设施说明，其主要功能无疑是军事性的。可能主要用于监视和控制附近的小股武装并抵御来自西部和北部的入侵。
然而，在遗址中同时还发现了大量完整的外国陶瓷容器及碎陶片。具有迦南、塞浦路斯、米诺斯晚期及迈锡尼特点的陶罐在遗址中的涌现，说明这个要塞同时也作为地中海沿岸的一个贸易或交流中心，承担了一定的海外贸易职能。
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前期城防战术可能仍然受到重视。但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中后期，随着埃及综合国力的削减，其在西北边境的对外政策转向收缩姿态。
军事作战的重点由扩大边界转变为维持本土安全。在美棱普塔统治时期，拉美西斯二世所建立的一系列西北部堡垒遭到废弃。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军事反击成为了拉美西斯时代中后期的主要军事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