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开创对官员的课考制度，目的是发现政绩突出的官员，淘汰不合格的官员。当然杨坚在吏治方面有成就的表现，还在于对官员进行严格的监察，对官员违法行为严惩不贷。
杨坚深知赏罚分明是吏治之本，奖赏不可过滥，而惩罚则必须要公正。仁寿三年（603年）七月，杨坚在总结历史治乱经验时说道：
自王道衰，人风薄，居上莫能以公道御物，为下必踵私法以希时。上下相蒙，君臣义失，义失则政乖，政乖则人困。盖同德之风难嗣，离德之轨易追，则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则众口铄金，戮辱之祸不测。
杨坚的这番话是说治乱兴衰在于得人心，而得人心又必须以“公”为先，赏罚不公就会造成离心离德。杨坚对此高度重视
例如张威是隋朝开国功臣，平定王谦之乱时以先锋军进入蜀中，大破王谦军，得到了杨坚的赏识，官至河北道行台仆射，后转任青州总管。张威个人优点突出，缺点也同样突出，他居功自傲，在辖地大置产业，甚至派家奴四处兜售芦菔根，趁机大肆掠夺百姓。
杨坚得知后并不袒护，依据相关法令予以问责，罢免其官职。
后来杨坚祭拜泰山经过洛阳时召见了张威，他对当年罢免其官职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杨坚甚至痛心疾首地对张威说，“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镇，可谓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视？直孤负朕心，亦且累卿明德”。可见对张威的痛惜之情。
杨坚对身边人触犯法律也丝毫不留情面，例如李圆通是杨坚的家奴出身，自幼便在杨坚身边侍奉，深受杨坚的宠信，但他跟随秦孝王出镇并州期间，对自己要求不严，不能做到奉公自律，跟着秦孝王一起贪污腐败，所以秦孝王最终被治罪，他也一并受到牵连。
正是因为杨坚做出表率，不偏袒亲信旧部，使得朝廷监察机构对于官员的监察，也可以不必顾忌人事背景，所以监察工作得以严格执行。
例如仁寿年间杨素凭借自身受宠而擅权，百官对其很是畏惧，时任大理卿的梁毗就直接向杨坚上奏状弹劾杨素，指斥他是“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
杨坚看完弹劾奏章后大怒，亲自责问梁毗，可是梁毗却全无惧色，在杨坚面前慷慨陈词，说杨素恃宠擅权，作威作福，无辜杀害驻守边关的将领。由此引起了杨坚对杨素的警惕，此后开始逐渐疏远杨素。
除了亲贵之外，当朝宰相也同样在监察范围之内，因此朝廷官员更不必说，所以平日官员们言行举止，按照监察标准来规范自己，不敢过于放纵。
平陈之后，杨坚曾经亲临杨广的府邸大宴群臣，在宴席间虞庆则和杨素互相争功，甚至互相攻击，很失身份，御史当场对二人弹劾，结果杨坚训斥了这两个人。
因此每次杨坚提议要宴请群臣时，虞庆则都向杨坚请求不要让御史在场，只有杨坚将御史支走后，大臣们才敢尽情宴饮。高层的宴席尚且如此，更何况平时的言行举止。
对于地方官员，杨坚则经常派出中央官员进行巡察，并以巡察情况作为地方官员升迁贬黜的标准。例如开皇元年（581年）二月，隋朝刚刚建立，杨坚就派出专使巡察各省，开皇六年（586年）以时任民部尚书苏威为专使巡察山东各地，平陈之后的开皇十年（590年）、十五年（595年）、十七年（597年）、仁寿元年（601年）都派出过专使巡察各地。
杨坚派出的专使基本上都是御史，或者是台省的主官。例如柳彧、皇甫诞是治书侍御史，杨尚希是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长孙炽是吏部侍郎，杨坚甚至还用虞庆则、苏威以宰相之名出任巡察大使，这些人代表的是中央的权力和权威，到各地之后不仅听官员的汇报，更要察访民情，深入了解当地的治理情况，作为杨坚在地方的耳目，有时还负责专项事务，一般都以访查官员政绩、推荐人才为主要职责，所以杨坚有时只是派黜陟大使。
站在地方官的角度来看，巡省和黜陟大使对升迁有重要影响，例如赵轨担任齐州别驾，连续四年考核最优，持节使者梁子恭就将他的事迹上报，杨坚得知后大喜，立即褒奖，将其调任京官；公孙景茂同样因为巡省大使杨纪的美言而升任淄州（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刺史。
但对于那些不遵法度甚至是为非作歹的官员，巡省大使也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例如皇甫诞因为在刑部干得很出色，被杨坚任命为治书侍御史，大臣对他都很忌惮，后来又委任为河南道大使；治书侍御史柳彧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经过不断巡察暗访，发现有两百余名地方长史贪赃枉法，于是上奏杨坚弹劾这些官员。杨坚知道后对其大加赞扬，后来在仁寿初年又委派他持节巡省太原道十九州。
这些巡察官员有了杨坚的鼎力支持，所以绝大多数都能秉公执法做好监察工作，使得那些封疆大吏或者宗室亲王都有所顾忌。
仁寿元年（601年）辛公义被委任为扬州道黜陟大使，当时担任扬州总管的是豫章王杨暕，他担心自己的下属因为犯法而被辛公义弹劾，便赶在辛公义进入辖地之前，对其远接高迎，希望他在巡查过程中不要过于较真，但是辛公义断然拒绝，他的理由是“奉诏不敢有私”，进入扬州后秉公执法监察。杨坚在位时期，很多贪官污吏就是在监察官员的弹劾下受到法办的。
当然履行监察职责的官员，同样也受到其他官员的监督，杨坚在位时期官员是互相履行监察职责。例如平陈之后，南陈降将萧摩诃在妻子病危时，奏请让儿子回江南收回家产，御史对此不闻不问。
当时尚书左丞元寿立即上奏弹劾御史，认为萧摩诃不顾妻子病重，让儿子外出收财，这是一种重利轻义的行为，不符合孝治天下的规矩，而监察官员居然不加以弹劾，完全是失职，他请求杨坚将这些人送交大理寺审判，杨坚看完奏章后深为同意。
元寿在奏章中指出：“御史之官，义存纠察，直绳莫举，宪典谁寄”，这个观点与杨坚的见解十分吻合。有一次，有人向杨坚检举御史监师在朝会上对衣冠剑配不整的武官不加以弹劾，杨坚当即斥责，命令殿前武士将监师拉出去斩首。
显然，杨坚看待监察官员为耳目鹰犬，对其监察也是甚严。为了防止监察官员懈怠，杨坚特意允许百官对其进行监督，这就建立了官员互相监督的体制，以此来保证国家机器稳固而高效地运转。
除了监察制度之外，杨坚还创设了公文档案制度，对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过程全面监察。吏部尚书牛弘曾经对政府部门官员倍增，但是处理政务却越来越拖沓的现象大惑不解，他向名儒刘炫请教，刘炫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地方官没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这样就打消了地方官的积极性。
显然刘炫是向往地方官专治一方的模式，对北周时期世家大族的社会遗风还心存恢复的愿望，因此他对隋朝大力推行的官僚政治自然怀有不满情绪。
杨坚创建公文档案制度，是和中央朝廷任命地方官员制度相匹配的，都是为了避免社会再长期分裂的新举措，并在实际过程中得到了很好地贯彻执行。开皇初年，杨坚看到尚书省文薄记录十分繁杂，觉得其中肯定有猫腻，于是就让于仲文专门调查，结果发现有很多记录是伪造的。
所以通过刘炫的话也能看出杨坚建立的文档制度，无形中对官员行使权力起重要的监察作用，使得官员的行政过程更加规范合理，而因此增加的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也是隋朝对社会管理逐渐完善的一种体现，还谈不上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
当然杨坚无论建立什么制度，或者怎样对官员进行监察，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种种限制，除了让朝廷正常运转之外，改变地方官员的人事任免制度这一点，杨坚始终没有忘记。
开皇四年（584年）四月，杨坚颁布规定：“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开皇十四年，这个规定限制的对象又进一步扩大到“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同时还规定“制州县佐使，三年一代，不得重任”，转年又规定“文武官以四考交 代”。
上述这些规定一是要限制地方官员及其僚属长期任职，导致年深日久形成奸佞，地方势力沆瀣一气；二是要防止官员在地方作威作福。此外还有类似“制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制县令无故不得出境”等规定，可以说对官员的纪律约束是比较严格的。
由此就衍生出了对官员的另一方面监督，那就是除了对其行政执法、政风官纪，忠诚廉洁等方面进行监察之外，对官员的品行操守以及私生活方面都要进行监察。例如前文提到的上柱国郑译，因为他与母亲别居，为御史所弹劾，结果除名为民。
大司徒王谊的儿子是杨坚的女婿，娶了杨坚的五女儿，不久王谊的儿子病死，王谊以公主年少为名，奏请提前免其孝服，结果也被法办。通过这两个事例就可以看出，对官员的监察已经涉及自身的各个方面，甚至就连杨坚最信任的高熲，其子高德弘被封为应国公时，申请在门后立上方天戟以示尊贵，也被杨坚驳回。
对官员的行为操守和私生活进行监察，经常会以提倡贞操和勤俭作为前提。前文我们说过杨坚和独孤皇后本身就过着勤俭的生活，而且共同起誓除了两个人所生的孩子之外，并无其他女人的孩子，等于皇帝和皇后带头实行一夫一妻，这在当时让朝野上下倍感惊讶
独孤皇后甚至还以这个作为衡量官员品行的标准，作为对朝臣忠诚善恶的判断，也深深影响杨坚。
独孤皇后特别痛恨官员纳妾，《隋书·后妃文献独孤皇后传》记载：“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为此不少大臣深受其苦。例如厍狄士文的堂妹颇有姿色，也是北齐的嫔妃，北齐灭亡后，赏赐给功臣长孙览为妻。
长孙览兴高采烈，但被冷落在一边的正妻却十分忌妒。隋朝建立后，长孙览的妻子知道独孤皇后特别痛恨男人薄情负义，于是便觐见独孤皇后，向其哭诉一通，独孤皇后当即强令将长孙览的那位“北齐嫔妃”逐出家门。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导致隋朝大乱的贬黜高熲以及更换太子事件，都是以纳妾为导火索的，当时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为朝廷政治纪律，也成为触发政治事件的导火索。
既然品行、生活作风成为官员被监察的范围，那么那些履行监察职责的官员，就必然会成为伦理道德的坚定捍卫者，开皇年间的治书侍御史李谔就是代表。
当时妇女改嫁的情况颇为常见，这种情况在官僚阶层和贵族家庭体现得颇为明显，尤其是子孙外嫁或外卖父祖去世后遗留下来的小妾侍女的改嫁现象成风。
李谔对此颇为叹息，认为这是有伤风化的表现，因此上疏痛斥请求予以禁止，这件事情得到了前文提到的名儒刘炫的支持。
《隋书·刘炫传》记载，这件事情最初针对的是“风俗陵迟，妇人无节”，可以看出针对的不仅是嫁卖父祖妾婢，也包括一般的改嫁。
杨坚审阅李谔的奏文后大为赞同，于是在开皇十六年（596 年）六月下诏：“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
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在位时，将这条规定正式定为律法。此外在提倡勤俭节约、力戒奢华以及改变官员浮夸等方面，李谔都曾经上疏直言，深得杨坚赞许，《隋书·李谔传》评价他是“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
上述事例可以反映出隋朝建立后，一直在强调传统礼法和儒家理论道德。魏晋南北朝两百多年动乱，儒家礼法严重破坏，加上少数民族习俗大量涌入中原，尤其是北方地区，社会道德观念变化巨大，乱世的苦闷精神使得颓废成为普遍现象，进而物欲横流。因此隋朝建立后，当大一统逐渐形成之时，改造国民意识形态就提到日程上来。
首先要去除颓废奢靡才能谈得上激励人心，进而塑造适合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所以杨坚要高举儒家伦理的旗帜，激发人们心中隐藏的道德理想主义，进而为构建新国家造势，也为肃清官场积弊提供理论依据，用意深远。
《隋书·柳彧传》记载：“隋承丧乱之后，风俗颓坏，彧多所矫正，上甚嘉之。”
其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将伦理道德上升到政治角度，并以此对官员进行严厉的监控，都是针对社会长久形成的颓废奢靡之风。这不仅是打压官员的一种片面想法，也不仅是为了拯救时弊，还因为道德主义是巩固集权的有力手段，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了不近人情和泯灭人性的程度，而这就会产生积弊。
《隋书·刘炫传》中说“高祖（杨坚）之世，以刀笔小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这段记载反衬出的正是道德主义光彩所掩盖的积弊。但是只要有利于集权，就会被统治者赞同，在这一点上历代统治者都一样。
隋朝建立之后，杨坚为了新王朝正常前行，同时也为了巩固集权制，运用的手段就是宣扬道德主义与行政监察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这也是两把利剑。
开皇初年，杨坚曾经和安德王杨雄、上柱国元谐、长孙览、李充、左仆射高熲、内史虞庆则以及吴州总管贺若弼等朝廷核心人员一同宴饮，席间杨坚说了以下一番话：
朕昔在周朝，备展诚节，但苦猜忌，每致寒心。为臣若此，竟何情赖？朕之于公，义则君臣，恩犹父子。朕当与公共享终吉，罪非谋逆，一无所问。
杨坚就是表露出自己在北周时代曾经备尝猜忌之苦，深知人心涣散的恶果，所以当了皇帝后，下定决心拯救时弊，因此与群臣相约共同努力，共享终吉。事实上由于北周时代门阀政治遗留的风俗，以及杨坚自身权力基础薄弱的情况，决定了杨坚对群臣的表态，不可能真正做到。
隋朝刚建立时，杨坚在与守旧政治势力斗争的同时，也时刻注意观察自己阵营的动向。
在古代专制集权体制下，君主最希望的是只存在君臣之间的纵向关系，最警惕的则是群臣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关系一旦增多，会让君主寝食难安，看作威胁自己权力的集团，历代称为“朋党”。历代统治者都将朋党列为严加监察和严厉处置的对象，即使是皇帝的心腹大臣也不例外。
隋朝初年因为政局未稳，所以政治斗争暗含激流，高熲作为杨坚绝对信任的大臣，为其献上颇多计谋，而且帮助引荐人才，协助杨坚迅速建立一支忠于新王朝的核心官僚队伍。
当时出自北周政权的元老重臣势力依旧很大，高熲等新贵必须要依靠皇帝的权威才能在朝廷立足，这是杨坚全力支持他们的内因。
尽管如此，杨坚从一开始还是暗防高熲做大，当有人向杨坚密报高熲结党时，杨坚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杨雄进行盘问。连竭尽忠诚的高熲都受到怀疑，可以看出杨坚对臣子的防范有多严厉。
有了杨坚这样一种作为，“朋党”一词当时就成了不同政治势力互相攻击所引用的词汇，而且常常很管用。
例如平陈之后，杨坚让太常卿牛弘主持制定乐律，参加修乐的宰相苏威之子苏夔和国子博士何妥意见相左，两个人争执不下。杨坚便让百官来表决，结果绝大部分人支持苏夔，何妥十分愤怒，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恨，他上疏揭发苏威与礼部尚书卢铠、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结党营私。
由修乐上的不同意见而转变为朋党之争，这是谁都始料未及的事情，而杨坚恰恰是听到“朋党”两个字便失去理智的人，他立即下令蜀王杨秀和虞庆则加以调查。
苏威因为本身比较偏执，又长期主政，所以得罪的人不少，经过杨秀和虞庆则的详细调查，果然揭露出一个庞大的朋党集团，苏威最终罢官外贬，牵连进来的官员和名士多达数百人。
出于对政治阴谋导致皇权衰落的防范，君主对臣子之间的交往也经常监视，稍有不慎，就会被治罪。
地方官之间相互往来，更在限制之列，从前文我们提到的“县令无故不得出境”的规定，就可以看出对大臣的防范程度。
至于宗室亲王和大臣之间的来往则最为犯忌，后来杨玄感作乱时，宇文述领军平叛，途经河阳（今河南省孟南县），致书时任河阳都尉的秦王杨浩，想要与他会合，结果杨浩被弹劾，最终以暗通诸侯的罪名被废。
由此可以看出，隋朝内部一直存在宗室亲王不得与大臣交往的规定。
开皇初年，杨坚要树立太子杨勇的权威，特意向朝中大臣交代：“朕亦知公至诚，特付太子，宜数参拜，庶得渐亲相爱。”可是当百官真的向太子朝拜时，杨坚又心生猜忌，对此倍加防范，这也成为后来杨勇被废的因素。
后来杨坚干脆规定大臣全都不允许向太子北面称臣，就是为了防止新的政治势力出现，将威胁皇权的一切苗头扼杀在摇篮。
总的来看，杨坚在位时期，与亲王来往过密的大臣大多没有好结果。侯莫陈颖在平陈时隶属亲王杨俊麾下，后来担任瀛洲刺史，治理地方颇有政绩，却因为与杨俊交往过密，最终被免官。
元胄是杨坚创业的功勋，因为蜀王杨秀获罪被贬黜而受到牵连；刚正不阿的治书侍御史柳彧得到博陵人李文博所撰写的《治道集》被传了出去，结果蜀王杨秀前来索要，柳彧只得将书籍呈现，杨秀以赏赐他十名侍女作为回报。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在蜀王杨秀获罪后，柳彧被安上了“以内臣交通诸侯”的罪名，罢官为民并发配边疆。当时这种情况很多，甚至导致王府的属官也受牵连，导致时人都尽量回避进王府当属官。
事实上，在集权制度下，打击危害国家政权的犯罪与实行专制主义，二者并不好区分。在开皇初年杨坚已经采取了一些不大正常的做法，让左右的人监视内外，有时因为一些小过失也会治以重罪，甚至还在朝堂动手打人，用恐怖的手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当时也只有高熲、苏威等比较亲近的人敢于直谏，使这些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但对于官员的违法犯罪，却依旧采取非常规的侦查手段。
例如故意派人向官员行贿，一旦坐实立即斩首示众，这种故意引诱官员犯罪的做法，当时似乎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为日后隋炀帝杨广的胡乱专制埋下了祸根。
当然，隋朝内部并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人，有些人看出了高压政治的危害性，可是通过前文我们说过的李德林事件，可以看出稳步推进的政治方略不适合杨坚的口味。
我们暂且不讨论稳步策略是不是适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像苏威这样的偏执之人都排斥稳健策略，因此隋朝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激进政治，虽然最初取得了诸多成就，却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杨坚这个绝对权威者倒下后，隋炀帝杨广继续这样的策略，而那个时候大隋王朝已经开始阴云密布。
杨坚在位的时候，君主独裁体制在动乱之后的国家肌体中不断滋生蔓延时，大多数人没有察觉出它的弊病，甚至尽情讴歌和推波助澜，特别是当国家经历两百多年动乱后，迎来真正的太平盛世，所有人都沐浴在国家统一繁荣的荣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