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河本大作实施皇姑屯爆炸

出兵锦州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一泡汤，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便下决心除掉张作霖，制造混乱，借机解决奉军，实现日本对全东北的武装占领。

村冈暗杀张作霖，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策划的，甚至连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和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事先也不知道。村冈是通过驻华公使馆建川美次秘密进行联络的。1928年5月31日，村冈密令驻哈尔滨武馆竹下义晴少佐，赴京刺杀张作霖。

村冈的暗杀计划被河本大作知道了，他当即找到竹下说“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在华北方面，果真有能够完成那样大胆谋略的可以信赖的人吗?很不放心。万一的时候，如果不让国家和军方承担责任而只以个人的责任来结束的打算办不到的话，那么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认为好极了，不知会怎样乘机指责呢。

让我干吧！别无他途。你若是去华北，要一直径去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活动，如几月几日乘火车逃往关外呀，只要把这些侦察清楚，通知我就行。”河本大作接过了刺杀张作霖的“使命”。

河本大作似乎在1927年12月就怀有杀害张作霖的野心。1928年初，他与川越守二大尉和北满土匪头子中野密谋，接连两次炸毁了东支铁路东线和西线两座铁桥。这是一个用意深远的试验。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此观察一下中国、苏联和日本的反响。果然，铁路被炸的第二天，各国报纸都作了报道。

这些报纸一般都认为东线铁路桥是哈尔滨的张作相或是白俄炸的，以此来反对张作霖，西线桥是齐齐哈尔的吴俊升干的。竟然没有一家报纸怀疑日本人或日本军队。这种情况使河本等人认识到，反张作霖的不乏其人，因此即使杀了张作霖再嫁祸于中国人，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河本一直想通过谋杀张作霖来制造关东军解决东北军武装的借口，而且认为必须秘而不宜地干，因而才说服了向他泄露村冈计划的军司令部的竹下义暗少佐，要他向建川武官传达自己制定的爆炸计划。河本将这个计划报告给了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并得到村冈司令官的默许。河本设想的步骤是：先除掉张作霖，再使东三省权力地方军阀化，尔后扰乱治安，最后出动关东军。

“一定要杀死头目，看透了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可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呢？

起初，河本等人经过研究，认为奉天境内唯有巨流河铁桥是最理想的地点。于是派工兵中队长，详细侦察那里的情况，发现奉军的警戒十分严密，在那里要准备好至少需要一星期左右的时间。要想避开奉军的严密警戒，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后来，杀害张作霖的地点定在南满线与京奉线交叉的地点——皇姑屯。河本认为，做这件事，必须选择一个能够比较自由进行的地方。而此处是两条铁路线交叉点，南满线在桥上，京奉线在桥下，日本人稍微走来走去，也不会引人注意。

至于杀张的手段，可能有两种：一、袭击列车。二、用炸药炸列车。用第一种方法，必将留下是日军袭击的明显证据；用第二种方法，也许可能不留痕迹地完成。于是河本确定了选择第二种方案。万一这一爆破计划归于失败，还可以马上制定作为第二个步骤的使列车脱轨的计划。而且不失时机地乘一片混乱，让大刀队冲进去结果了他，万全周到的谋杀计划就这样形成了。

派往京奉沿线的情报人员已各就各位，严密监视着张作霖的动向。狡猾的河本杀人还想不让刀子沾血，他又出笼了一个试图嫁祸于中国人的阴谋。在大石桥做煤炭和滑石生意的伊滕谦三郎，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曾向关东军建议用激烈的办法打开局面，与河本不谋而合。

伊滕很支持河本的炸车计划，当河本透露要炸毁铁桥需雇用几个中国人时，伊滕爽快地答应想办法。伊滕托了曾当过吉林军骑兵营长的刘戴明，其时刘是奉天日本附属地烟花巷投资匿名合作社的成员。

刘戴明共计雇到三人，其中两个是刘当年的部下，无赖、吗啡中毒症患者，另一名姓王。给他们每人各发了100元至150元钱。6月3日一早，让他们洗了个澡，又理了发，换上干净衣服，把他们送到伊滕那里。其间，姓王的察觉事有不妙，趁日本人不注意溜之大吉了。

伊滕等人对剩下的两人说，你们的任务是向火车投炸弹，把列车炸毁。并让他们带上三封信，其中两封是刘戴明伪造的南方军队的爆破命令，另一封是什么人在印有凌印清名字的便笺上写的密信。凌印清是国民政府任命的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宣抚使，当时正在满洲一带活动，煞是引人注目。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两个人被送到沈阳河本参谋那里。河本又用汽车把他们送到爆破现场。东宫大尉立即下令日本兵用刺刀把他们扎死，然后在他们怀里塞上早已准备好的炸弹，把尸体丢在现场，以掩盖关东军的罪行。

“在轰隆的爆炸声中，黑烟飞升上空，高达二百公尺……”

竹下义晴中佐看到张作霖已从北京出发，马上打电报给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张作霖已令其第五夫人乘坐由七节车厢编组的特别列车先行出发，五六小时后，张本人乘坐的专列向奉天进发。不久，山海关的石野芳男大尉，报告第五夫人的列车已通过山海关。竹下和石野是特别派到北京和山海关执行谍报任务的。

当张作霖的专列路过天津时，町野顾问和潘复下车。天津军司令部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关东军。专列行至山海关，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本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看不出紧张的样子。吴俊升已先由奉天赶到山海关站迎接，并将其所乘车厢插入张车之前。吴上车后还同张见面，彼此说了几句话。

列车里的张作霖，哪里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当他正一点一点地向爆破地点驶去的时候，专列出关前，随行人员手里都捏着一把汗，担心会发生什么不测。可是车一出山海关，大家觉得终于脱离险境，回到老家了，都放心地解衣而睡。吴俊升则与刘哲、莫德惠、常荫槐等人玩了一夜扑克，快到皇姑屯时才散。

哪里知道，山海关外，日本关东军已设下了死亡陷阱。真正的危险正一步紧似一步地向人们逼来。

与河本共同密谋的是曾经一起做过爆破“试验”的川越大尉；爆破的具体操作则由东宫大尉进行。川越大尉担心东宫错把先行的第五夫人的列车当作张作霖的专列炸掉，于是急忙赶到现场对他说：“午夜十一点通过的是由七节黄色车厢编组的，是第五夫人乘坐的列车。五六小时后，由二十节天蓝色车厢编成的列车，才是张作霖乘坐的专列。”

东宫答道：“知道了。一切准备就绪。已把那两个中国人干掉，把他们的尸体丢在现场，在其中一个人的怀里装了南方革命军的密信，在他手里塞了一颗俄国制造的炸弹，把他们伪装成一看就知道列车是他们炸的样子。”

川越回去时特地乘汽车在沈阳站和奉天城内转了一圈，看到中国哨兵的警戒情况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脸上不禁流露几分得意之色。按计划的那样“乘夜暗行事”了。川越与河本商量了一下，再次驱车赶赴现场，询问东宫天亮能不能干？东宫咬牙切齿地只说了一名话：“箭已离弦。”

简短的四个字，川越听了非常满意。返回的路上他又一次到沈阳车站和奉天城里察看了一番，发现中国方面警戒情况依旧，于是回到沈阳馆，向河本作了报告。河本自言自语道：“姓张的，等着瞧吧！”

专车过皇姑屯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迎接。齐登车后，专车即向东行驶，开往小西边门外奉天车站。

6月4日早晨5点23分，列车正穿过南满铁路桥洞，突然间“轰隆、轰隆”两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张作霖乘坐的车厢被炸得破败不堪。多少年后，河本在其回忆文章中得意地记述道：

“在轰隆的爆炸声中，黑烟飞升上空，高达二百公尺。我只能想象张作霖的骨头是否也飞上天了呢？可是对于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也很惊恐，有些提心吊胆似的。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

没错，“药力实在太大了”。将近200斤烈性炸药突然引爆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日本人竟使用如此毒辣之手段，可见他们对张作霖憎恨到了何等程度。

亲身经历张作霖被炸事件的周大文留下了关于炸车现场的真实的记录“……数分钟后穿过南满铁路桥洞时，我正在走廊向外张望，忽见南边有两个着黄色制服的人跑上南满铁路大堤。我进入包房，尚未坐定，即闻轰然一声巨响，刹那间又是一声，比前一声更大，车才煞住，我被震倒在地下。等我恢复知觉，睁眼一看，包房里车窗和窗前小桌不知去向，满地都是玻璃碎片。

当时我疑惑已经受伤，可是试试四肢皆能转动，站起来又摸摸身上，也如平常，并无疼痛之处，只发现左手掌流血，可能是被碎玻璃扎破的。我取出药布药棉擦了伤口，没来得及包扎，就赶快跑出包房。在车厢走廊上看见我们的机枪卫队，排列向南北两方扫射约数秒钟，经何丰林喝令停止射击，枪声停止。我下车一看，大吃一惊，张作霖那辆包车全部车厢塌下，已不成车形，后边那辆饭车也是一样，还直冒烟，开始起火。

再一看南满铁路桥东面桥栏矮铁墙炸得向天竖立起来，洋灰桥墩东面上半截炸去1/3。这时大家忙于抢效受伤的人员。首先我看见吴俊升被数人架上一辆皮棚马车，向市内而去（据闻当时已死，头顶穿入一大铁钉）。又看见日籍顾问仪峨满面是血，向车头方面跑去。又看见莫德惠从车上抬下来，送赴小西边门外奉天市立医院，刘哲是带着伤自己走去的。这时张作霖已经被抬上宪兵司令齐恩铭的一辆破旧汽车，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回转帅府去了

身受重伤的张作霖被送回帅府，大家慌作一团，赶紧跑出来迎接，并请医官来施行紧急救治。张作霖满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开，发现一臂已经折断，不久便身亡时年53岁。

其实，还在十几年之前，张作霖便成了一部分日本人谋杀的对象。当时，以关东都督中村为首的土井、小矶、川岛等拥立宗社党肃亲王一派，反对日本政府拉拢张作霖的计划，甚至作出要炸死张作霖的决定。

1916年5月27日，日本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访问”奉天，张作霖率其部下汤玉麟等乘五辆俄式马车赴车站迎接，在返回途中，日本预备役少尉三村丰向一辆马车投掷炸弹，将车炸毁。但张作霖却坐在另一辆马车上，幸免于难，不过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十几年前，张作霖侥幸躲过日本人炸弹的袭击；十几年后，日本人的200斤炸药到底还是要了他的命。

河本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