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着晶莹的皮肤和优美的曲线，咳嗽糖浆般又苦又甜又辣的奇异味道，清凉的口感以及让人打嗝的特殊功用，很少有哪种饮料像可口可乐一样被赋予如此众多的象征意义——友谊、激情、个性、创造等等，用一句更精炼的话来说，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精神就被浓缩在这样一个小巧的玻璃瓶子里，只消将它一饮而尽，就会受到一场全方位的美国式灵魂洗礼——如果你要最便捷地找到美国的话，就拿起一瓶可口可乐吧。
1942年的可口可乐广告就是如此暗示当时的中国人的，此时距离可口可乐登陆中国已经十年有余。在此之前，它仅仅是一种介于荷兰水和酸梅汤之间的解渴饮料，但在1942年，这种饮料却成了中国人心中美国精神的象征。
这当然不是一瓶饮料发生了变化，而是被人重新赋予了意义——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希望能够随时感受到美国的存在，表达自己对美国精神的热望，可口可乐不过是被热情“哈美”的中国人选中的一个吉祥物而已。
飞虎队：哈美的开始
除了可口可乐，还有“飞虎队”，他们共同组成了美国在中国的新形象。就像当时一幅广告宣传画上所表现的那样，美国飞行员和中国士兵在欢声笑语中享用着可口可乐，在他们的身后，一架机头漆着露着牙齿的鲨鱼头战斗机正整装待发，广告的外面写着：“我们是朋友。”
在1941年之前，中国人很少会对某一个外国产生特殊的好感——40年前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耻仍然未褪去，而后的每一场内战背后总能看见列强模模糊糊的身影，中国人对外国的唯一好感就是可以用它们的强大文明来羞辱自己无能落后的政府。但1942年的美国却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了一个敬慕的高地，不仅仅是1941年日本对美军珍珠港基地的轰炸使中美在遭受日本袭击这一点上同病相怜，更重要的是，在其他各国列强对饱受日本蹂躏的中国袖手旁观，甚至借机浑水摸鱼之时，只有美国人热情地派来了他们漆着鲨鱼头和泳装美女图案的战斗机，与中国人并肩作战。
“朋友”来之不易，至少在初期时，中国百姓对美国人肯与自己并肩同袍将信将疑，尤其是被耍过多次以后，这种怀疑就更加明显。1941年罗斯福曾许诺向中国军队提供当时美国最大型的飞机“空中堡垒”，大喜过望的国民政府很快以显著的标题报道了这则喜讯，中国的老百姓也望文生义地将其理解为“一种用锚链拴住，可以悬浮于空中的堡垒”，但最终，本应由这个神奇堡垒占据的天空却被日本战斗机及其扔下的炸弹所填满，中国人突然跌入绝望的深渊。
美军在马尼拉丢脸的惨败更让中国人将绝望化作对美国的讥讽：“你知道美国大兵为什么丢了马尼拉吗？因为日本鬼子把他们的奶牛都炸死了，而美国大兵只要一天吃不上冰淇淋就会拒绝作战。你看看美国人在中国怎么生活的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只有金钱，没有勇气，为什么他们不派美国军队出国作战？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士兵留在家里，而让我们中国人去替他们打仗受罪。”
飞虎队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确切地说，改变就在飞虎队战斗机抵达时发生的，几乎所有准备钻进防空洞的重庆市民都拥挤到房屋的阳台上、庭院中和街道上，向天空挥舞着帽子、旗子、衣服以及他们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小孩儿被举过头顶，在这半个小时内，50万重庆人激动人心的呼声响彻整个山城——人们前所未有地狂热地爱上了这群穿着卡其色军装的美国帅小伙儿，甚至爱屋及乌爱上了所有的美国人，这种爱戴甚至还带有物质奖励，就在第二天，外国人住的旅馆经理纷纷通知各位房客，特别是“值得尊敬的美国人”，不必再预付房租了。
满眼泪花、抱着鲜花的姑娘投怀送抱，扛着土特产的小伙子将一箱箱瓜果牛羊送到飞虎队的休息室，飞虎队的飞行员则用合影、好莱坞女明星的照片以及一箱箱的可口可乐以及更多被打下来的日本飞机作为对热情的中国粉丝的答谢。
真正的飞虎队其实存在的时间短得可怜，因为这些英雄太美国、太自由、也太不听话了，所以在尊敬的蒋夫人宋美龄以她“感人至深的演讲”为中国拉来更多的美援之后，这支差点儿为了“自由中国”而哗变的飞行大队便走到末路了，但飞虎队飒爽的英姿已经被化作中国人对美国狂热的崇尚。当飞虎队长陈纳德被迫辞职时，拥挤的人群封锁了车辆行进的道路，司机不得不在“陈纳德——陈纳德！”的欢呼声中熄了发动机，好让狂热的人群用鲜花和热情将他们心目中的这位美国英雄深深地埋起来。飞虎队对民众崇美癖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任何一个身穿卡其色军装的美国士兵都被当成飞虎队队员而受到欢呼。
哈美的“黄金时代”
任何和美国沾边的东西都是好的，一个美式军用饭盒、一双美式军靴、一个美式发型，如果一个人很光荣地加入了美式装备的军队的话，那么这个人几乎可以受到哈美控对美国人的一半热情。著名翻译家胡伯威的六叔公就是新六军的一名士兵，“这个军全是美式装备，当时最新式的卡宾自动步枪、汤姆森轻机枪、坦克、大吉普（十轮越野卡车）、小吉普（越野小车）、中吉普（可载十来人的帆布篷越野车），还有钢盔都是美式的”，穿着“美国式的军装”的六叔公“潇洒极了”。
由飞虎队带起的哈美热潮在1943年开罗会议后达到顶点，这场剧烈的哈美热潮还掺杂着民族自豪感的因素——民族领袖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坐在一起畅论世界大势的一幕被打造成了一种新的大国神话，蒋介石与罗斯福的头像被同时摆在街头以象征中美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甚至已故的国父孙文也被抬出来和美国内战时期总统林肯比肩而立，在一张邮票上，孙文的“民族、民权、民生”和林肯的“民治、民享、民有”并列出现，暗示中美两个世界强国有着同样的政治传统——中美从根基上就是一体的。
甚至连知识精英也加入到这场对美国的狂热崇拜之中。一位美国记者在一位建筑系教授的带领下去参观了他学生的作品——豪华的公寓、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整个访谈成了这位教授未来狂想曲的独奏，这位教授宣称中国将从美国得到飞机，美国人将在长江三峡建造水电站，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农作物都将种在用美国化学药品处理过的营养水中——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战后都会在美国的手中得到伟大的飞跃。
中国的胜利就是美国的胜利，或者说美国的胜利就是中国的胜利。当美国用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中国的饭馆里很快就有一道名为“轰炸东京”的菜新鲜出炉并且大卖。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两股探照灯组成的巨大的“V”字在重庆的夜色中熠熠生辉，人们纷纷举起双手张开食指和中指做着V这个自以为是美国象征胜利的手势。许多老百姓见了美国兵就跷起大拇指说：“顶好！”美国兵也同样回答。在当时成了互相打招呼的一种礼节。
在天津，人们挥舞着星条旗欢迎登陆的美国军队来“解放”他们，人们兴奋地接过美国大兵抛出的巧克力和糖果。在上海，黄浦江里停着的美国军舰成为了一大景观，作为救济品散发的美军餐盒成为了小孩子竞相争取的对象，椒盐味的压缩饼干、厚实的巧克力以及军绿色大罐子里的美国奶粉，让在孤岛中苦挨时日的上海市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美国货跟着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中国领土的美军士兵一起来了。“株式会社”随着日本遣返的人员被驱逐出境，而“American Standard”（美国标准，简称“美标”）和“Made in USA”（“美国制造”）则大举抢占“株式会社”昔日的地盘。美国新颖的产品是最受哈美迷们喜爱之物，任何有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像美国人的商品都会受到追捧。
最声势浩大的就是所谓“玻璃”用品，这种透明的塑胶材料在当时将整个上海变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玻璃”世界，从玻璃丝袜，到玻璃皮包，再到玻璃皮带，没有一处不闪耀着美国“玻璃”的光辉。上海一条短短的溪日路，因为专卖美货而每天被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根据《新民晚报》的记者观察，论及营业额，每摊平均达100万以上，以100个摊位计算，一天的营业额竟达到一亿元以上。记者不由得感叹道：“它处尚未涉及，其数字不可谓不大矣！”
好莱坞的电影则成为了另一个哈美迷们趋之若鹜的对象。著名学者，同时也是资深哈美影迷的夏济安曾在日记中记下了一份最卖座的好莱坞明星的名单，有一次，夏济安因为没有赶上由琼·蓓纳主演的《窗中少妇》（Woman in the Window）而遗憾无穷，后来此片在北平再度上演时，资深影迷夏济安便强拉着他的阿弟夏志清一起去看——很多年后，夏志清尚能记得那天济安真的特别开心。尚在读小学的台头胡伯威则深深地迷恋上了美国大片《反攻缅甸》中那位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当红影星埃洛·弗林——“埃洛·弗林在战场上显示出的潇洒帅气让我彻底着了迷……埃洛·弗林成了我的第一个好莱坞偶像，回家后，有很多天我都带着仲威、苹苹、田田模仿表演电影里的情节，当然由我自己演埃洛·弗林的角色。”
这是哈美迷们的黄金时代。可是谁也没有想到，1946年之后，对美国纷纷跷起的拇指变成了竖起的中指。
被偶像损害与侮辱
1946年圣诞夜那天，北平平安影院正在上演奥斯卡获奖大片《民族至上》，这是一部有很多人对着窗户和灯台说话的很沉闷的影片，但发生在一位观影女学生沈崇身上的遭遇却将这一天变成了由哈美变成反美的转折点。
根据后来北平警察局的调查，就在沈崇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就在那里，沈崇自己说，她遭到了这两人的强奸。
报章很快就将这一事件炒作成一场社会运动。一直以来，这些以解放者自居的美国大兵就以骄横不法而大大败坏了飞虎队在中国民众心中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其实就在三个月前，在上海黄浦滩的一条路上，一个驻华美军士兵就将一个黄包车夫臧大咬子踢打致死。
一场反美运动很快就在媒体和政治势力的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展开，被挑动起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声讨这些横行霸道的美军士兵，叫嚷着要让这些昔日的“解放者”“滚出中国去”。美货也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口号中遭到抵制，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台法令，对美国化妆品的进口进行限制，但这又引起了狂热的哈美迷（她们大多数以高官太太为主）的抢购风潮。
但哈美的黄金时代毕竟还是过去了。高唱中美合作的国民政府在中共的宣传话语中成为了美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随着国民政府军队的节节败退，美国在中国的热潮也归于幻灭。
最终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开始时就禁止固执的哈美迷们对美国的依恋，1949年红星照耀下的上海滩，美国大片仍然在影院里上演，一些希望向新政权展示忠诚的知识分子提议中共禁绝这些帝国主义的糟粕，但主管文宣的领导人夏衍则表示宽大：
“没有必要让当局建立审查制，公众批评将会比审查更严厉。”
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关于美国的一切都作为对中国的毒害而被彻底取缔。
作为美国象征的可口可乐也在这一年退出了中国舞台，哈美迷最后的精神象征也消失了，直到29年后，它才再一次回到这片神奇的土地。也许，“哈美”的味道就像可口可乐一样“又苦又辣又甜”。或者就像刘香成于1981年在故宫拍下的那个拿着可乐瓶子的中年男子对它的评价：
“味道马马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