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整个社会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一方面，除却个别类型的信息泄露行为有针对性的律令规定外，政府并未制定完整通用的限制性法令法规。
另一方面，秦汉社会对于信息泄露行为缺乏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使得这一行为受到的道德约束有限，某些泄露者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此外，特殊情形下，泄露行为甚至受到鼓励放任。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秦汉时期的信息泄露事件屡见不鲜。
对秦汉时期信息泄露的内容、泄露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信息泄露的途径进行梳理，并对泄露者通过虚构或编造信息进行泄露、通过灾异预测信息形成信息泄露等特殊情况进行分析，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秦汉时期信息泄露的研究框架。
如此，不仅能了解秦汉社会的信息传播状况，也能透过信息泄露事件了解这一时期政治斗争、军事战争、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对秦汉政治史、军事史、法制史、思想史等等方面进行研宄，从而推进对秦汉历史的认知。
一、秦汉时期军政信息的泄露
秦汉时期的军政信息泄露，具体是指军政参与人员或一些其他人士，将可能对政权安全与稳定、统治阶级权威与利益、军事战争胜利与失败等等产生影响的，且限制在一定时间与人群范围内的一系列军政信息，有意或无意中泄露于不当在知情范畴内人员知晓的情况。
秦汉时期的政事，主要是君主及军政大臣等管理及统治国家的相关政治事宜，包括各种政治议论、政策方针、行政公务等等类型。
这些内容往往关系国家政局的安全与稳定，且与统治阶级利益密切关联，故而凡是有关方面未曾明确授权公开，政事信息便受到传播限制，一旦转传他人，无论有意与否，极易形成泄露事件。
就有关传世及出土文献记载来看，在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利益争斗此起彼伏的大背景下，秦汉王朝在保护政事信息方面虽然存在制度规范及律令规定，但难以彻底禁止转传行为，政事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作为专制集权王朝的统治者，秦汉君主的某些日常言论，君主重要的政议决策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会体现君主的政治态度，影响正常行政运作甚至是政局的走向，故而经常成为君主政事信息泄露的重要内容。
朝臣奏议，具体是朝臣按照特定程序、以特定格式向君主表达意见、陈情报请的书奏或是言语议论，是朝臣参政的一环，也是朝臣职责所在，有关信息属于政事信息。
朝臣政事信息的泄露，主要就是指朝臣奏议信息的泄露。秦汉时期，还存在其他可以被归入政事信息泄露范围的事件，如作为行政管理重要手段的记录或隐含有军政工作信息的文书泄露，包括秘书及地方府书。
秦汉时期，国内的谋反叛乱战争不时爆发，不同军事集团间的争斗在朝代更替之际格外频繁，周边匈奴、南越等也日渐成为威胁秦汉王朝的心腹大患，中央政权与其进行的战争时有发生，军事信息泄露的情形也大量存在。
秦汉军事战争信息的泄露，是指影响军事作战的进程以及成败的相关信息的泄露，在军事集团斗争以及民族战争中较为常见。
具体而言，信息泄露的内容包括有战斗力、军事谋算以及战败者的行踪等等方面的信息。
二、秦汉时期私人信息的泄露
秦汉时期不仅在军政信息方面存在泄露情况，私人信息泄露的事件也是相当的频繁。
当泄露者将可能关系到军政人员及普通百姓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生命、生活、声名、前途等，并且处在当事人不曾或不愿公布的状态下的私事进行外传时，私人信息泄露事件便发生了。
刑事犯罪信息，主要是私人严重干扰与破坏社会正常秩序以及影响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等，并且在秦汉律令法规中有明确罪名及相应刑罚记载的相关行为。
犯罪者的行动往往是私人的、隐秘的，会尽量避免相关信息显露于人前。在统治者及有关部门不知晓详情的情况下，有人主动提供犯罪者的不法信息，于这些犯罪者而言，是信息的泄露。
私德是指私人品德、修养、作风、习惯以及私人生活中处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邻里关系的道德规范。
秦汉时期，因为关系到封建礼教以及封建社会秩序的确立，私德尤其是家庭伦理道德深受统治阶级重视，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个人不修私德，其前途命运都会受到影响。故而，有关信息往往会成为泄露的重点。
秦汉时期，个人私下间的言语谈话，当涉及当代或是现代君主、政治等时，有心之人欲置其于不利之地，便会将自己听得的这些私人言语当做是诽镑信息泄露给朝廷。
除以上几类私人信息泄露外，秦汉时期还有泄露私人身体特征、后代继承、起居行踪、“交通”等等方面信息的情况。
三、秦汉信息泄露的基本环节
泄露者在进行信息泄露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两个基本环节，首先是通过某些渠道获取信息，然后再以某种方式向他人泄露信息。
秦汉时期，虽然受时代背景、技术水平以及文献资料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存在一些因泄露者记载不明而难以探究具体泄露环节的事件。
但是绝大多数泄露事件中，信息归属于谁、由谁泄露和被谁接收都清楚明了，泄露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泄露信息的途径可以被明确探知。
细读秦汉信息泄露的相关材料，我们可以发现，泄露者大致有以下几种渠道获取信息。一，泄露者窃取或收买信息，窃取信息，是泄露者通过偷窃章奏文书等文本载体或是偷听来获取所需当事人相关信息。
二，泄露者刺探或监察信息，泄露者暗中打探或观察而掌握某些阴私信息，在双方存在利益冲突或是敌对的情况尤为常见；泄露者监察信息与刺探信息有所相似，二者都是通过打探或观察来获取信息。
秦汉信息泄露事件中，存在这样一群泄露者，他们或是信息主体，或是事件参与者，亦或是信息主体的下属、服侍人员或亲友等，身份特殊，在信息获取方面存在十足的优势，其身份本身就暗含着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
根据泄露者的主被动程度，泄露者泄露信息的途径可以分为两条：一条是泄露者主动寻求途径将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泄露给有关人员。一条是泄露者被动的在某种因素驱使下，将自己所知道的信息泄露给信息接收者。
泄露者手握信息主体的私密信息，在强烈主观动机的刺激下，泄露者会主动泄露信息。
通常来看，泄露者主要是在以下几种动机的驱使下进行信息泄露的：其一，泄露者与信息主体间存在矛盾，泄露者希望给信息主体制造麻烦，打击报复信息主体。其二，泄露者欲向信息接收者寻求好处。
其三，泄露者希望通过信息泄露来减免自己的刑罚。其四，泄露者与信息接收者交好，往往会成为泄露者泄露信息的重要动机。泄露者为了避免交好的信息接收者被伤害，会主动泄露信息。
之所以会出现泄露者被动泄露信息的途径，主要是由于泄露者本身没有通过某种途径泄露信息的打算，但来自于信息接收者的怀疑、讯治以及收捕等等，促使其泄露信息。
四、特殊的信息泄露情况
秦汉时期还存在一些比较特殊的信息泄露情况。具体是指泄露者为了抢先机、获利益，利用信息接收者对信息。
尤其是对一些可能影响自身的信息的渴求心理，或是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自行虚构、变造信息，或是通过灾异预测信息，并直接将其当作真实信息传达给信息接收者的相关情况。
泄露者无论是故意的虚构还是变造信息进行泄露，所生成的相关泄露内容，本质而言都是偏离现实的虚假信息。
只是，虚构信息是泄露者完全的无中生有；而变造信息是泄露者对自己所掌握有关信息主体真实信息的扭曲变形。
二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有很大不同，通过虚构信息的泄露，泄露者的重点是要为己方谋求机会与声名权益；而通过变造信息的泄露，泄露者则是意在使信息主体受到不利追溯。
泄露者通过灾异预测信息的泄露情况，其实是站在这个特定的信息主体的立场上，对论说灾异者应验在自己身上的灾异预言的相关看法。
对于信息主体来说，在不了解论说灾异者信息获取路径的情况下，自己不愿公诸于外的机密信息忽然间成为论说灾异者的灾异预言，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起人为的信息泄露事件。
论说灾异者是信息泄露者，其通过灾异预测信息并传达给信息接收者的行为是信息泄露行为。
小结
政事信息的泄露中，君主拥有较强的存在感。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权力地位给这一时期的信息泄露事件带来了较大影响。
军事信息及私事的泄露中，泄露内容所涉及的众多违法犯罪行为，可以看到国家力量对社会的管控情况。
灾异预测信息形成的泄露中，灾异现象并不受人力操控，只是恰巧出现的自然现象，又恰好为论说灾异者所用。
灾异预言的成功，不仅仅形成信息泄露的效果，也让经学更容易被当权者接受，进入政治视野中。在当权者的推崇下，有助于经学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巩固经学家以及经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