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三元日”的由来
在道教中，有这么一种说法：
“三元日”,正月十五为上元，天官赐福；七月十五为中元，地官赦罪；十月十五为下元，水官解厄。“三元日”分别 为三官检勾之时，考察善恶谓之检，删除功过即为勾。 一切众生， 皆为天、地、水三官统摄。天官的全称是“上元一品九气天官赐福紫微大帝”。
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每当日上，他便会降临人间，“观诸天万界，十方大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上元天官消愆罪行忏》中说，他“居于紫微宫，掌管三十六府，掌管万事万物，掌管仙人的起落。”因此，想要功名利禄，想要长命百岁的人，都会对其顶礼膜拜。
地府之主，名为“中元二品七气地府之主”《三官经》中说，他“居于北方都城，统领三界九地，掌理八极、四维五岳，察万物气运，辨阴阳，辨阴阳。”能赦免别人的罪孽，所以想要得到饶恕的人，都会向他行礼。
水神，又名“下元三重五气水神，洞阴大帝”。《三官经》上说，“青华宫，有四十二曹，掌管天地万物，记录生灵的罪状。”能解人之厄，所以想要避祸的人，多向他行礼。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道教中，“三官”不但主宰着人世间的吉凶祸福，而且也主宰着鬼魂的运行。对于“三官”的起源，道教内部也有很多种学说，比如《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中的《蠡海集》中就提到：“三官源于金土水”。
明徐道的《历代神仙通鉴》里说，三皇五帝是元始天尊的化身，是从太阴九气和太阴七气之中，以昊五气为引，下界为尧，舜，禹，后世被称为三皇五帝。清朝姚福均在《铸鼎余闻》中说，周幽王的“三位参议”，是指唐宏，葛雍，周武。
另有一则广为流传的传说，说是有一位名叫陈子祷的男子，天资聪颖，英俊潇洒，因此被龙王看中，娶了三位龙宫小姐。三位龙姑娘各自有一个儿子，三子的生辰分别在正月十五，七月十五，以及10月十五。三人长大成人，皆有莫大神通，元始天尊称他们三人为“三官”。
“三官信仰”的历史源远流长，始于东汉中叶，张鲁“五斗米”、张角“太平”等地，都有“三官书”，用以驱除灾祸、治疗疾病、消除罪孽、祈求平安。于是，在道士之中，设立了一个“鬼”，为有病的人祈祷，并将其姓名写下来，以示有罪。
即在道徒中设鬼吏，为病者请祷，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作书三通，其一上之天，置山上，其一埋于地，其一沉于水，谓之三宫手书。
一九八二年五月，一名河南登封县的农夫，在嵩山峻极山顶的一处岩石缝隙里，找到了一张武则天时期的金书，上面写着：请“三官”赐予武则天赦免罪孽，赐予她平安。根据清赵翼《陔余丛考》的记载，“三元节”习俗可追溯到北魏，关于“张灯”的起源，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二、“张灯溯其本源”说
张灯“元宵”起源于什么时候，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祭祀了太乙，才将这一天定为了“燃灯节”，并解除了夜间的禁令。《史记·乐书》中“汉代祀太一，以黄昏之时，祭祀至明时”，而“今人一月之望，夜来看灯笼，乃其遗风”者居多。
如唐朝徐坚所著的《初学记》、宋朝李肪等人所编的《太平御览》、后世所著的《直隶志书·永平县》、清代所著的《大同小异》等。
然而，在《史记·乐书》中，他只能看到一句话：“汉人每年一月初，都会在太乙清泉旁祭拜，直到天色渐暗，才会死去。”这句话，与其他学者的说法有些不同，因为“一月初”的日子不是十五，也没有提到张灯的事情。
《搜采异闻录》又云：“今史无此篇。”这一点，实是可疑。一是《史记·乐书》中的引文，被人误解，被人误传，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流派一样。
第二，《史记·乐书》中的确有这一句，但这句话是在唐宋以前流传下来的，所以，这句话并不为人所知。但不管怎么说，《史记·乐书》中的“乐府”之说，仍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
第三，还有人说，汉文帝于一月十五，平定了诸葛之乱，并把这一天定为了“灯节”。还有的说，明帝在元宵节的时候，曾经到寺庙里去过一次，用来表白自己的清净。目前所见的文献有：《列灯赋》，这是南朝梁代简文帝所作。
“冬日融冰，黄昏初绽，草木生辉，雪飞彩，南油溢，西漆燃烧，苏征长眠，蜡出龙川，夕阳辉映，明艳照人。”词中说的是灯会的盛大场面，按时节推算，好像是早春时节，只是不知是不是正月十五。
还有隋炀帝的《正月十五日通衢建灯夜升南楼》的“梵语从天而来”的诗句。灯树千盏灯，七朵花燃火。月影凝清泉，寒夜梅花在春风中。幡动金地，钟声响彻青天。”这首诗，暂且不提。
光是书名就说明了一切：“正月十五，在大街上放一盏灯笼。”明人不说暗话，隋炀帝也不说明人不说暗话，只说明人不说暗话。《隋书·音乐志》也证实了这一点："隋炀帝大业二年（六百六十六年）正月十五日，京都端门，燃起火炬，照遍八里方圆，乃为戏台。
金属摩擦的声音，响彻方圆十里，所以年年都当如此。”这就是关于张灯成的元宵习俗的第一个记录。虽然没有汉朝那么古老，但也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三、“禁灯”和“张灯”在北京
北京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都城，历史长达600多年。不过，“灯节”张灯并不是全部。元代是从忽必烈开始禁止灯笼的。这与元代在外邦人的控制下所产生的阶级冲突密不可分。
在元代，尽管明定“礼制，尊用汉律”，但是，从保护蒙古人的利益出发，将其民族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方人，并将其划分为四类。并且在政治，经济，法律方面有着非常严厉的不平等条款。
因为担心南北两个地方的人造反，所以他们的兵器、马匹都被没收了，不允许练武，不允许聚会，甚至连灯笼都不允许。在思想上，元代提倡佛教，反对道教。道教是汉家本土的一种信仰，“三元”是道家的一种常规表述。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奇怪了。英宗到了至治年就登基了。有心想在宫中设灯火，重重叠叠，中书省参议张养浩拟呈上书，请左丞相拜居陈国。当下一挥衣袖，进了皇宫，与英宗相会。
张养浩的奏折上写着：“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继而又劝英宗：“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小，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国家幸甚，臣民幸甚!”(见《元史·张养浩传》)
英宗初时大怒，但看完之后，却是大喜过望，立即下令罢免。应该说，英宗罢灯，与世祖禁灯是有区别的。
到了明代，汉族又重新成为主导民族。元宵节张灯的习俗，在很多方面都是遵循宋代的传统习俗。而且，根据明代《帝京景物略》的记载：“上元五盏灯火，始于北宋；灯火之初，上元六朝，南宋亦；而‘上元十天灯’，就是从我朝开始的。
太祖建立南都时，兴办了一座五光十色的楼阁，广邀各方豪杰，共设灯会，十日灯会。”明朝的元宵节，不仅持续的时间较前几个时期为久，其民间文化的内涵也较多，而宗教的因素却较少。这就是所谓的“灯市”。
明代《燕都游览志》中记载："东华门崇文街以东，王府街以西，灯市亘二里许"，指的就是现在的东城灯市口。灯市从农历的八日开始，到十三日结束时才开始热闹起来。
各省的商旅纷至沓来，售货摊位，衢三行，市四列，货随队分。从早到晚，都是熙熙攘攘的市集。这里的商品，从古玩珠宝到民间药品，再到地方土特产，甚至是异域奇珍都有。
人太多了，看不清对方的脸，交通堵塞，很难移动。一到晚上，那就是一片灯火通明。南北方各种颜色的灯笼，争先恐后地摆在台上。著名的彩灯有琉璃球、蚕丝、夹纱、羊角、羊皮、云母灯，还有麦秸、通草、走马和各种纸灯。球幕交织，将整条街道映衬得恍若仙境。
根据历史记载，“有善男信女，箕敛于市，要区设烟楼月殿，鳌山火道，收集奇珍异宝，每一件器物都是上乘之物，每一件都价值百法索。一座座建筑错落有致，错落有致，从远处看，光彩夺目，近处看，却是井然有序。”
看样子，这些喜欢八卦的人，都是收集灯泡的先辈。有不少北京的老外，对元宵节也做了详细的描写。波斯人在《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说：
“他们在皇城周围，修建了一座木丘，用松柏覆盖，宛如一座翡翠玉山。数以百万计的灯笼悬挂在空中，还有数千个木偶，它们的外形、面容、衣着，都和活人一模一样。每一根蜡烛上都有一根导火索，点着之后就会顺着绳索烧下去，把所有的蜡烛都点着了。”
城中的人们，也都在自己的房屋、商铺上，点起了一盏盏灯笼。本文所说的“木头小山”，就是从唐、宋时期流传至今的敖山灯。但文中却说，他们从未见过这盏“鳌山灯”，只是听说而已。
“在那个大城市里，每个人都用手电筒、蜡烛和油灯照亮了房子和商店，你会觉得太阳已经出来了，连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北京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北京，他的《中国札记》里也提到：“每一座房子里，都悬挂着用纸板、玻璃或布等巧制而成的各式各样的灯，并把它们照得明亮而透明。”
那时中国算得上“超级大国”，外国来客，到中国来，不是作买卖，就是献上贡品，结下友谊。这一幕，让他们目瞪口呆。
在明朝，“中元节”虽不成一种正式的节日，但是在民间仍然有它的习俗。《帝京景物略》中有这样的记载：“（七月）十五日，各寺设盂兰盆，每到夜晚，皆在水中放灯火，名为“放河灯”。“次泡子河，也是最好的地方。”
这盏河灯又叫“照冥”，按照佛门的说法，就是要将亡灵送上天堂。“水”指的是什刹海的后海和积水潭，现在的水面还在。泡子河昔，位于崇文门东城的一角，是一片低洼之地，只留下了一个名字。
现在，“三元日”放灯笼的风俗已经消亡了两个，只剩下“正月十五”这一天，只剩下吃元宵这一传统，这就是“吃元宵节”的由来。
最近几年，还偶有“灯会”。很多时候，都会有大公司投资，生产出大量的电子路灯，摆放在公园、广场上。因缺乏大众的广泛参与，以奠定元宵活动的深层根基，使元宵活动丧失了传统的文化意蕴，更多的是一场表面文章的商业活动。
民间艺术的最大特色，就是要普及，要大众，要让每个人都参与，而不仅仅是来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参考文献：
《上元天官消愆罪行忏》
《燕都游览志》
《帝京景物略》
《史记·乐书》
《三官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