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二十二日，成化皇帝朱见深驾崩，太子朱佑樘即位，第二年改元弘治，开启了他为期十八年的一段统治。
正如所有新帝登基一样，朱佑樘当上皇帝，正如所有新帝登基一样，朱佑樘当上皇帝，不烧上几把火是说不过去的，这可以称之为每个新皇帝上位后的一个鸡血期。
在弘治时期的最初几年，朱佑樘对前朝积弊进行了一系列改良和修正，如整饬吏治、广开言路、直言纳谏等等。
这些让群臣欣喜不已，他们殷切希望弘治皇帝能一直鸡血下去，为大明带来一段盛世。
然而没过几年，他们就察觉到，皇上刚即位的那股兴奋劲好像已经过了。并且，他答应的那些事也大部分没能做到。
表面看来，弘治皇帝经常下诏书求言，颇有虚怀纳谏之风。言官们兴奋地提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大到抑制兼并、整饬法纪、广开言路，小到严格爵赏、节约财用、停止斋醮。
几年下来他们才发现，朱佑樘“求言虽切，然见于施行者甚少”——这些建议要么不认真实行，要么干脆不回复，真正被执行的极少。
实际上，朱佑樘振作有为、裁撤弊政的鸡血时期，大致在弘治七八年的时候就结束了，此后他开始进入漫长的倦怠期。
说他倦怠其实不对，至少表面上不全对。看起来朱佑樘依然是个纳谏如流的君主。有点脾气的皇帝，不同意的奏章会驳回，会留中不发，朱佑樘基本不见这样的记载。无论大臣提什么意见，只要不触及到他的底线，随处可见他“纳之”、“嘉纳”、“嘉纳之”。
纳归纳，办不办是另一回事。刘健成为内阁首辅已是弘治十一年，早就过了他老人家早年振作有为、裁撤弊政的鸡血时期。从中期开始，弘治皇帝就开始对国事表现得不那么感兴趣，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越了晚年的朱见深。
比如宪宗皇帝虽不喜单独召见大臣，也不喜欢听人讲经，至少门面功夫还是装点得很好，常朝、经筵一个不落。
朱佑樘就有点不讲究了，一个月三次的经筵被改为一年几次不说，连常朝也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大臣们的奏章他同意归同意，就是拖着不办，你能拿我怎样（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
即使这样，大家也很难挑出朱佑樘的缺点，这个皇帝太和善，太好说话了，完全符合儒家传统价值观。能力不足不是大问题，国家整体稳定就已经很不错了。总之，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毕竟，相比玩虫朱瞻基、肉票朱祁镇、恋母朱见深，以及后来的中二朱厚照、道长朱厚熜、木匠朱由校等等一干奇葩，朱佑樘的形象已经是最符合儒家传统道德观的一个。
有这样的皇上，大家已经很知足了。
在朱佑樘任内，总体上国泰民安，国家没有大规模战事，也没有出过著名的奸邪小人。因此，这段统治被称为“弘治中兴”。
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过誉了。
首先，朱佑樘是个能力和性格都不那么强势的皇帝。或者说，他是有心无力。
这固然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有关，历朝积弊要想全靠皇帝打鸡血解决是不现实的。初登大宝的朱祐樘不懂，他开始以为只要自己振作求治，就能让这个老大帝国重回巅峰，但他很快发现，那些层层累叠的东西不是自己单凭人事就能撼动的。
另外，这还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
朱佑樘是个深受儒家教导出来的皇太子。自成化十四年起，太子出阁讲学，朱见深对他要求非常严格，除了安排诸位顶级大儒当老师，更极其注重礼仪教育。他规定太子上课必须专心注目，不得转移视听，背书时不许出错。除了课本，严禁阅读其他课外读物。
这样培养出来的太子，完全就是儒家的模板。朱佑樘对大臣的优容，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名声，不愿意留下“览疏大怒”之类的不光彩记录；另一方面，他毕竟不是朱元璋朱棣那样的铁血君主，也不算雄才大略之主。
他对社会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多，能力不足，既不能完全推翻祖宗法度，平庸的能力也使得他不足以解决大臣们提到的问题，甚至不足以把问题压下去。
那么，自然不得不“嘉纳”了。
朱佑樘何尝不想乾纲独断，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奈何这对皇帝的能力要求太高，既然没有太祖、太宗那样的雷霆与铁血，那么治理好国家的愿望，也就只能停留在美好愿望这个层面了。
另一方面，要找出他不那么虚心接受批评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比如在对待张皇后一家的问题上。
弘治是历史上少有的一夫一妻的皇帝，我们要表扬朱佑樘同志践行一夫一妻制的先行者精神，也要批评弘治皇帝对外戚的纵容。总体来说明朝的外戚算是比较安分的，要在这么多家外戚里挑个闹腾得凶的，那就得排到弘治一朝。
朱佑樘只有一个张皇后，最受恩宠的外戚自然就是张家。
朱佑樘将张皇后父亲和两个兄弟封为侯爵，就连国舅张鹤龄的几个亲戚，也一并提拔为锦衣卫百户。
有了这份荣宠，张家兄弟不满足于做些开店设肄、败坏盐课的非法生意，还开始欺压百姓、夺民田庐。甚至太皇太后周氏娘家头上他们也敢动土，为了争田，周、张两家积怨越来越深。弘治九年，寿宁侯张鹤龄与长宁伯周彧因琐事纷争，聚众斗殴，一时轰动京城。
骄纵外戚是弘治一朝无可辩驳的失政。可以说，朱佑樘既爱张皇后，又怕张皇后。为了让皇后高兴，他总是尽可能满足张家人的欲望，宁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也不忍指责爱妻；身为皇帝他又不能不考虑国计民生，面对大臣责难，不得不连哄带骗处处敷衍。
一个皇帝活得这样也是挺累的。弘治十八年，朱佑樘因北方旱灾而祈祷求雨时偶感风寒，服药后鼻血不止，竟致不治，驾崩于乾清宫，得年仅三十六岁。
比较而言，弘治皇帝是位中规中矩的守成皇帝，所谓“勤政亲贤”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复杂的社会矛盾，危机正在潜滋暗长。
朱佑樘的统治并没有超越父亲朱见深，在不少地方甚至还有倒退。
比如说边防，成化年间，王越、余子俊发威，打得蒙古“庐帐荡尽，妻孥皆丧亡，相顾悲哭去”，河套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和平。
成化十七年起，号称“蒙古中兴之主”的达延汗崛起，率兵东征西讨，使东蒙古六万户全部置于他的统治之下。
当蒙古部落们不再打内战，他们的目标会是谁，不言而喻了。
弘治元年，达延汗以大元大可汗的名义遣使求贡，朱佑樘竟然答应了。
说“竟然”是因为名分不对。明人认为明兴代元，元运已终，明朝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否认蒙古大汗是元朝的继承者。
自1402年鬼力赤弑汗自立后，明朝史书便不再记载大元国号。
大元大可汗，自己关起门来喊喊就算了。达延汗可是白纸黑字写在了国书上，问题就有点大了，这显然是个颇有雄心壮志的大汗。
可惜朱佑樘君臣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批准了——朝廷方务优容，许之。
自此达延汗的部落们借着互市的机会，像蚂蚁搬家一样，慢慢又搬回了河套地区。王越在弘治年间得不到重用，余子俊的边墙没有足够经费维修开始破败，蒙古人又开始干起了打劫的生意（渐往来套中，出没为寇）。
弘治八年，达延汗三次攻入辽东，杀掠无数；弘治九年，宣府、大同、延绥受到攻击被打残；十三年冬，达延汗正式把他的王庭挪到了河套。
朱佑樘轻信达延汗的入贡，丢失了成化一朝的战果，边患又出现了。
可以这么说，朱佑樘留给他儿子朱厚照的，是自土木堡以来最强大的外敌，和最废驰的边备。
朱厚照即位不到一个月，达延汗就给来了个下马威。这位蒙古中兴之主挥军南下，在长达二十多里的边界上大举侵入，而且还扎下营来（营于牛心山黑柳林等处），似乎有赖着不走的意思。
巡抚都御史李进、总兵官都督佥事张俊派遣宣府左参将李稽、副总兵白玉、游击将军张雄；大同副总兵黄镇、游击将军穆荣等将领，率一万五千多兵力分路抵抗。两军主力在虞台岭（今张家口万全区北新屯乡）遭遇，“虏拥众大至，诸军为所诱，不得应援”。明军大败，张雄、穆荣阵亡，部下死伤3300多人，损失战马6500余匹，被“掠去男妇畜产器械不可胜计”。
此战史称“虞台岭大败”，被认为是土木堡之后明军最大败绩（谓自己巳年兵祸以后所未有也）。
而在内部，大明王朝也有了新的问题：流民。
流民是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不能怪到朱佑樘一个人头上，但是弘治时期并没能遏制流民愈演愈烈的势头，发展到正德年间，就形成了群盗。
如暨南有几个齐名的大盗张茂、刘三（刘惠）、刘六（刘宠）、刘七（刘宸）、李隆、杨虎等等，在与官军的交锋中，他们演化出了一套自己的战术，大致是这样的：
每战，驱胁从者居前，呼号冲突，官军见形即缩，贼相与为乐，恣所杀掠。稍遇劲兵，前者皆陷，自以精骑为进退，莫可控端。
这些盗贼精于马术，他们来去如风，不占城池，抢一把就走；遇到官军围剿，软柿子就捏，硬点子就撤。
这是妥妥的游击战术，且已非常纯熟，因此官府称他们为“流寇”，意思是到处流窜，流动不定的叛乱者。
“流寇”一词从这时出现，从此伴随大明始终，在明末它将被再次发扬光大，为祸愈出愈烈。
朱佑樘留给儿子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没钱。
为什么没钱，原因很复杂，比如人地压力、流民暴动、上下盛行奢靡之风、北边还要支出庞大的军费，这些问题汇总到一起，就表现为皇帝账上没有钱。
话说弘治一朝不是号称中兴吗，怎么能没钱？
很对不起，弘治中兴即使是真的，也不包括经济。翻翻史书，弘治朝到处能找到类似的记载：
然今天下民已穷矣财已尽…
近来民贫财匮公私困乏…
今太仓无数年之积，而冗食日加于前，内帑缺见年之用，而给费日加于后…
朝天等宫，泰山、武当等处修斋设醮费用累千万两，太仓官银存积无几，不勾给边而取入内府…
李东阳奉使阙里亲见民生凋敝盗贼纵横仓廪空竭…
弘治朝时期的经济已经堕落到了太仓库连年亏空的地步，朱佑樘不得不拿私房钱出来补贴国家。
总之一句话，弘治皇帝驾崩前，财政上已经是一副烂摊子。
更夸张的是，朱佑樘连自己的棺材本都没攒够。
弘治十八年六月起，泰陵（明孝宗陵墓）工程开始营建，太监李兴申请运费五万两，朱厚照发现“府藏空虚”，便指示工部先挪用一部分其他经费。工部官员噼里啪啦算盘一打，说把我们账上这点钱全挪去修陵还是不够，皇上您必须从其他地方找钱，要不然泰陵就得停工。
不得已，朱厚照通过东拼西凑，再加省吃俭用的方法，才凑齐了给老爹修陵的经费。
泰陵总共修了多少钱呢？五十多万两，说实话并不算多，堂堂大明皇帝连五十万两都掏不出来，朱佑樘留给儿子的江山，得是有多缺钱。
后世给了朱佑樘极高的评价，将他奉为不世出的明君。万历年间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将他的统治称为“弘治中兴”。
以我看来，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朱佑樘虽不是昏庸之辈，但也决非中兴明主，他能博得后人如此美誉，实在值得深思。
文官们对他很满意，所以把中兴的标准被放低了。表面的稳定终究不能掩盖社会矛盾的持续积累。到了弘治末年，已是国库空虚、边防废弛、流民日增、“民穷财尽”。就算不说是烂摊子，也跟所谓的中兴盛世半点搭不上关系。
如果真要说中兴，那也应该和他老子连起来说，叫“成弘中兴”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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