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是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先后担任大陆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和总设计师，成功研制了大陆第一代核潜艇，为大陆海基核力量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黄旭华
一生结缘核潜艇
黄旭华出生在一个医道人家，年幼时希望自己长大也能以更高的医术排除病痛，拯救病人。
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黄旭华小学毕业。看着父母给人治病，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医术能够救人，却不能救国，从此他就萌发出要造飞机、军舰的想法，科学技术才能抵御外来侵略者。
1945年，黄旭华考入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为日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奠定了厚重的专业基础。
1958年6月，共和国开启了核潜艇研制的序幕。不久，黄旭华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前往北京出差。赶到北京后，黄旭华接到了“国家要开展核潜艇研究，决定你参加这项工作”的指令。
这项国家重大举措，正是黄旭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黄旭华从此一生结缘核潜艇。
青年时期的黄旭华
核潜艇是指由核动力推进的潜艇，能够长期潜藏于大洋深处形成强大的核威慑，是一个国家国防强大的重要标志。
黄旭华虽然是学造船专业的，但学的基本上都是民用船只方面的技术理论，并没有接触过军事舰船。不仅如此，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儿也一无所知。以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基础能力和工业制造环境，造核潜艇一时都不知从何起步。
这一年，黄旭华33岁，他心里暗想，没有见过核潜艇的模样，那就想方设法找这方面的资料。他马不停蹄地在图书馆、资料库搜寻后才发现，核潜艇作为拥有国最为神秘的核心机密，在国内连蛛丝马迹都难以发现，国外渠道更是严密封锁，难以获得任何参考资料。
即便如此，黄旭华等人也没有灰心，而是鼓足干劲一边琢磨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一边验证，横下一条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摸索向前。
他与同事们带着“三面镜子”开始了核潜艇的起步，用“放大镜”跟踪追寻有效线索，用“显微镜”看清内容和实质，用“照妖镜”去伪存真、为我所用，拼凑出核潜艇的最初轮廓。
在那个年代，连手摇计算器都没有，他们愣是用算盘珠子和拉计算尺完成了数万、数十万核心数据的计算。为了保证计算结果的精确性，黄旭华等人分成三个组，由三个组的人员按照同一种方法进行计算，如果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便可以确认数据结果的正确性，只要有一组数据不一致则重新计算，直到每组数据都得到确认为止。他们就是用这种最原始的土办法，解决了最尖端最先进的技术问题。
中国核潜艇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的。在没有外援、没有资料、没有计算机的“三无”条件下，立项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列装，创造了世界核潜艇研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使中国成为当时全世界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之一。
惊涛骇浪尽显报国之心
重心稳定是一艘潜艇非常重要的关键数据。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采取“斤斤计较”的土办法，把要装在潜艇上的所有管道、电缆、电线统统称重后记录在案，等安装完后再把切割下来的边角废料收集下艇严格称重，仍然在原来的重量旁记录下来，最终逐项核实从总重量中扣除。
这种办法虽然繁琐却也行之有效。黄旭华团队就这样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任务的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当凝结着成千上万研制人员血汗的核潜艇稳稳浮出水面时，黄旭华眯缝的双眼滚动出泪珠，内心的欢欣与激动难以言表。
1970 年12月，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作为总设计师，黄旭华深知建造一艘核潜艇，除了结构繁琐，强度复杂外，内部的分系统更是细如牛毛。大到系统，小到每一个螺钉弹簧、每一根电缆电线、每一条焊点焊缝都必须协调一致、稳妥可靠。
一天下午，当完成任务胜利返航的核潜艇在码头停靠后，大家依次从艇舱钻出，笔者与黄旭华一起步出潜艇，从架设在核潜艇与码头的简易浮桥上向岸边走去。还没有踏上地面，忽然听到身后的艇上发出“当啷”一声金属的声响，这种响声对一般人根本不会触动神经，但走在前面的黄旭华却停下了脚步，他异常敏感地回过头，紧盯核潜艇发出声响的部位，非常严肃地把研制单位和核潜艇的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责令他们立即查找发出金属声响的准确源头，即便连夜作战也必须彻底查清。
第二天清晨的调度会上，会议桌上放着一个断成两截的大弹簧。这个大弹簧有水桶粗，一尺多高，钢丝有酒杯粗。原来，昨天的金属声就是它断裂时发出的。
问题点找到了。是设计不合理，理论计算不准确，材料选用不合格，材料在使用中疲劳过度，还是机械组合不匹配？这些假设都将被一一排查，直到水落石出、准确无误。
核潜艇的作用就是深潜水下
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但核潜艇是否能够形成战斗力，则须经过极限深潜试验的关键环节。
1988年4月29日，中国核潜艇按计划将在大陆南海进行首次深潜极限试验。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常规潜艇曾经做过此项试验。作为新研制的体积庞大的核潜艇深潜试验，具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与常规潜艇相比，复杂性与危险性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1988年3月4日，黄旭华在核潜艇前留影
核潜艇深潜前，许多艇员暗暗写下出海执行深潜任务的豪言与嘱托，“我们深潜是祖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为了我们国防力量的强大，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下潜水下！万一出现意外，你们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因我而自豪！”
黄旭华深为感动，他突然提高嗓音对参试的100多名登艇人员说：“我是这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情感如同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对潜艇不仅疼爱，更是信任。进行极限深潜试验虽然有风险，虽然不能绝对保证安全，但我已经决定，我将与大家一起下潜，一起在预定深潜海域挑战极限。我与大家在一起生死与共，目的就是让大家稳定情绪、克服恐惧，就是要消除大家的任何疏忽和担心。请同志们忠于职守，坚定信心，我们只要按照试验大纲和操作程序细致缜密，严肃认真，就一定会获取深潜试验的最后胜利。”
考虑到核潜艇深潜极限试验的危险性和艇内的恶劣环境，大家极力劝阻，但黄旭华态度坚定。他说：“我们的核潜艇，从里到外，从前到后，所有的钢板、电缆、管路、焊接件、设备、材料全部都是中国自己生产制造的，选取材料我们一丝不苟，加工制造我们严肃认真，质量检测我们慎之又慎，整个核潜艇在设计时对于各项指标留有充足的冗余度。如果在水下出现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极端情况，更需要我和同志们一起在现场观测、判断和处置。”
黄旭华亲自登艇，不仅鼓舞了全体艇员，更体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责任心。
深潜水下几百米的核潜艇，被海水强大压力挤压，如同用手紧握一枚鸡蛋，随着水压增大，核潜艇如同蛋壳一般随时会破碎，此时核潜艇在水下30米、50米、100米、200米……不断向大海的极限深处下潜、再下潜。这时，潜艇结构开始出现了“嘎吱、嘎吱”的异常声响，漆黑的深海凶险莫测，每一声异常的响动都使人毛骨悚然。黄旭华站在艇内神态沉着冷静，全神贯注扫视每一块显示屏，听着每一处声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指挥若定。
尽管险象环生，但核潜艇深潜极限试验完全按照预定战术技术指标完成任务。当核潜艇完成深潜试验浮出水面后，全艇群情沸腾。《潜艇快报》的宣传干事请总设计师挥毫题字，黄旭华高兴地欣然握笔：“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1988年9月15日，平静的海面冲出喷火巨龙，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海空，这是潜藏在大海深处核潜艇导弹筒内发射的导弹，太平洋预定海域传来导弹准确落入的捷报，黄旭华止不住热泪盈眶。中国第一代导弹核潜艇完成了全部试验，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人民海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战略性军种。
惊天动地与隐姓埋名
黄旭华说过：“当祖国需要我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黄旭华
1957到1986年，黄旭华与家人、亲友、同学彻底断绝了联系。兄弟姐妹埋怨他是“不孝之子”；父亲日复一日地期盼着能够看上这个儿子一眼，结果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没能实现；母亲从63岁开始掰着手指头一天一天的盼，直到93岁才用干枯的双手抚摸到儿子满是皱褶的脸颊；他到核潜艇研制现场一去就是百日半年，每次回来年幼的女儿都认为爸爸不是这个家里的人。
对此，黄旭华内心怀有深深的歉疚，然而他对这样的选择不后悔。他说：“我这辈子没有虚度，一生都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我无怨无悔！”
黄旭华经常说，几十年来一心扑在核潜艇上，虽说对核潜艇充满激情，但核潜艇的巨大压力如同泰山压顶。在平衡国家与家庭的关系时，明明内心的亲情无限却也只能铁石心肠，他只能以“自古忠孝难两全”的古训来宽慰自己。
回忆中国核潜艇发展的光辉而艰辛的历程，黄旭华动情地说：
我从事核潜艇研制60年，欣喜地看到，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核潜艇造出来了。我作为一名老兵参加了这个设计的全过程，尽了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做的事情。我取得的成绩，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岁月流逝，事业前进。现在我们正面临新的挑战，世界新技术、高技术的浪潮正引起科研、生产、经济等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面对新形势，要求我们勇于开拓，敢于正视现实提出的挑战。
我虽年事已大，但作为一名院士，仍要志在千里，宋人欧阳修有一句话“今年花胜去年红，料得明年花更好”。我决心与新老核潜艇人一道，像当年干第一代核潜艇那样，无所畏惧，一往无前，把核潜艇精神传承下去，同年轻人一起奋斗，创造新的辉煌！（王建蒙）
来源：《中国人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