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米勒尔的猫
编辑|米勒尔的猫
塞法尔迪和荷兰商人和能够获得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阿希姆托”贸易许可与16世纪末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的政治军事事件直接相关。
1580年葡萄牙并入了哈布斯堡帝国，西班牙对向美洲殖民地提供奴隶的制度进行了法律改革，并就外国人在这些地区的存在制定了新的法律，这使得葡萄牙商人有机会进入西班牙“阿西姆托”贸易，从而拥有向西班牙美洲提供奴隶劳动力的合法权利。
根据波斯特玛(Postma)、沃斯等人的研究，荷兰商人于1590年开始在南大西洋从事经济活动时，主要投资的是巴西的蔗糖以及非洲的黄金，象牙和皮革贸易，在早期贸易阶段，荷兰对奴隶贸易的参与很少。
在荷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早期阶段，主要由阿姆斯特丹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开展。根据阿姆斯特丹市档案馆的公证合同显示，一些船只从荷兰来到了西非,通过巴西,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和马提尼克岛以及圭亚那而后返回欧洲，运送奴隶。
在这些航行中，主要就是由阿姆斯特丹和荷兰其他港口城市的葡萄牙塞法尔迪犹太社区成员组织的，比如迪奥戈·纽内斯·贝尔蒙特家族和他的同伴米格尔·德·埃斯皮诺萨和佩德罗·戈麦斯·德里斯本曾在1610至1620年间合伙组织了几次商业航行，其商业网络包括伊比利亚，几内亚，安哥拉，巴西以及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
在这些活动中，荷兰的商人主要作为塞法尔迪犹太人的保险人而出现。1614年，贝尔蒙特保险了名叫德格尔·米歇尔(DeDegelMichiel)船上运输的奴隶，以及黄金、白银和其他商品货物。
荷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从西印度公司成立后开始得到迅速的开展，尤其是当荷兰在巴西建立起统治后，随着蔗糖种植园的快速发展使得对奴隶需求的增大,奴隶贸易的财务、运输等先决条件得到解决，成为荷兰人加入奴隶贸易的催化剂。
因为奴隶贸易的复杂运作所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自由贸易者难以作为个体企业进行开展，需要组织贸易公司才能取得成功。荷兰西印度公司成立后，在荷属巴西殖民地以及荷属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和苏里南殖民地中，塞法尔迪犹太人的奴隶贸易活动尤其活跃。
荷兰西印度公司垄断下的奴隶贸易，曾有不少利润被用于战争，这种情况相当的严重。
由于西印度公司的军事性质造成了许多地区贸易活动的中断，在接管巴西东北部各州后的数年间，公司也未能确保向荷属巴西定期提供奴隶劳工，公司在巴西缺乏现金流，为努力保障运输商品、人员和武器，减少损失，西印度公司于1638年准许股东参与巴西以及加勒比海的贸易。
在奴隶贸易中，公司为了维持奴隶的高价来保障利润,因而对输入的奴隶数量进行控制。但在1636至1645年间，仍有超过两万三千个奴隶被运到累西腓。
巴西蔗糖种植园主每年都会从葡萄牙的殖民地安哥拉引入上千名奴隶，但是这些奴隶贸易几乎都被控制在葡萄牙承包商和寒法尔迪犹太商人的手中,这些承包商拥有合法的贩奴合同以及来自葡萄牙的特许权。
西印度公司垄断从非洲进口的奴隶，并在公开的拍卖会上出售，要求以现金支付，在巴西蔗糖种植中占主导地位的葡萄牙人并没有多少现金用于购买奴隶，现金大多数掌握在犹太人手中，所以出现在拍卖会上买家几乎都是犹太人，由于缺乏竞争者，他们可以低价购买奴隶，这使得不少奴隶流入了犹太投机者手里。
在荷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塞法尔迪犹太人在海上保险业务中占有突出位置。阿姆斯特丹的寒法尔迪犹太人是葡萄牙人获得他们在荷兰共和国购买的保险的纽带。他们往往是在葡萄牙以及葡萄牙其他海外定居点开展业务的商人的商业伙伴。
塞法尔迪犹太人会利用他们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将货物和保险船只运送到阿姆斯特丹。西印度公司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这种私人经营保险业务的行动，但是他们又制定了继续在大西洋地区开展业务的策略，如使用来自非荷兰城市的护照，让船长先行去往共和国境外的港口，并指示大宗货物在西印度公司管辖范围之外的地区交易奴隶、象牙等货物。
这样可以避免被公司发现、威胁或没收船只和货物。不仅是荷兰的塞法尔迪犹太商人采取这样的策略，荷兰的基督徒商人也同样如此。
荷属巴西时期西印度公司对奴隶垄断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64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荷兰商人及塞法尔迪犹太商人与该公司建立联系，以保证向巴西等美洲地区供应被奴役的非洲人以及商品、食品、弹药和药品。
然而，阿姆斯特丹的寒法尔迪犹太商人似乎不再直接从事奴隶贸易，他们开始主要成为西印度公司股份的购买者和持有者。在阿姆斯特丹对奴隶贸易的投资中，商业和金融活动常常结合在一起，投资的首选主要是贸易，金融投资主要是作为商业的补充。
荷兰塞法尔迪犹太人与奴隶贸易最密切的关系是,他们与设在荷属殖民地中的犹太人和荷兰种植园主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塞法尔迪犹太人以金融工具的形式间接参与了奴隶贸易，而荷兰商人则处于奴隶贸易业务的最前线。
这些荷兰商人跟追着葡萄牙裔的塞法尔迪犹太商人之前的脚步，不仅将奴隶贸易扩展巴西，还扩展到了到共和国控制的各个地区，如黄金海岸、安哥拉、拉普拉塔河，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区的库拉索和苏里南岛以及西班牙美洲。
加勒比海地区的库拉索和苏里南岛和是荷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重要转口地。尽管荷属巴西在1654年崩溃，累西腓的犹太人社区解散，但荷兰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保留了与美洲之间新建立的联系的很大一部分，在1640年后便有的许多犹太人移民到加勒比海地区再次定居。
加勒比海地区成为荷兰塞法尔迪犹太人经济活动的第二大支柱。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量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开始定居在库拉索岛，他们通过与当地的葡萄牙新基督徒社区的交往主导了与西属美洲的贸易往来。
到1702年，库拉索岛上的荷兰塞法尔迪犹太社区约有600个，占该岛应税财富的34.5%。1788年一篇名为《关于苏里南殖民地》的历史论文中曾这样描述:“大卫·纳西(DavidNassy)和他的家人、同伴们已经习惯了巴西的气候和农业劳动”，决定在苏里南重新定，因为当时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的热潮是普遍的”。
在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结束后，1667年英荷签订条约，苏里南成为荷兰殖民地，也成为后来荷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重要转口地。
荷兰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显著扩展主要发生在十七世纪,特别是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有人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奴隶贸易的爆炸式增长”，“涓涓细流变成了洪水”。当然这种描述可能是夸张的，增长主要限于特定的区域，比如荷属巴西殖民地。
显而易见的是，巴西到加勒比海地区蔗糖种植业的蔓延成为奴隶贸易以及食糖革命上升的关键因素。西印度群岛中的巴巴多斯岛上的奴隶数量的发展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趋势。在1641年，该岛的人口中仅有几百个奴隶，但在四年后，奴隶的人口数量增加到了大约6000人。犹太人不仅参与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还参与到美洲的种植园经济中，成为种植园主。
根据巴巴多斯岛上的人口普查数据，该岛首府布里奇顿(Bridgetown)54个犹太家庭里有163名奴隶，约占当地奴隶总数的11.3%，这说明犹太人在荷属殖民地的奴隶贸易中占有一定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是相对于犹太人本身的贸易来讲的，在荷兰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基督徒商人更处于主导地位。
荷兰传统的贸易边界主要局限在伊比利亚半岛至波罗的海这条航线之上,荷兰在大西洋地区的扩展在地缘政治上讲比在东方要困难的多。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跨大西洋地区的海洋霸权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已有近百年历史，想要撼动西葡两国在跨大西洋地区的殖民霸权，打破荷兰在大西洋地区的贸易边界，荷兰需要一个突破口。
除了16世纪末荷兰海洋军事力量的壮大这一决定性因素外，以商贸渗透为主的软实力也是不可小觑的因素。
塞法尔迪犹太人在历史长河的流散中形成了空前的流动性和广泛的贸易网络关系，在商贸移民和跨地区联系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塞法尔迪犹太人的到来打破了荷兰传统的贸易边界。
塞法尔迪犹太人能够在16世纪成功地建立起广泛且富有弹性的贸易网络有着复杂的过渡和适应过程。
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驱逐下向外流散的犹太人并不是为了促进远距离贸易而选择离开伊比利亚半岛，但这一过程导致了伊比利亚犹太人散居到了地中海和大西洋世界的各个港口城市中,为后来各地之间塞法尔迪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塞法尔迪犹太人的商业贸易网络首先从欧洲和近东等贸易散居地中开始。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崛起，塞法尔迪犹太人首先通过威尼斯和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港口，成为近东奥斯曼帝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主要贸易中介。
这主要得益于奥斯曼的国家政策。奥斯曼帝国出干对希腊和意大利基督徒的政治怀疑而与基督徒商人之间存在势力上的纠葛。
来自伊比利亚的塞法尔迪难民涌入奥斯曼帝国后，在萨洛尼卡、君士坦丁堡以及不久之后的希腊和巴尔干地区定居下来，他们讲西班牙语，很容易适应意大利语，并能够阅读拉丁字母表，所以更容易在西方形成持久的商业联系。
这种商业联系特别体现在意大利的费拉拉、安科纳、佛罗伦萨以及尼德兰南部的安特卫普，到16世纪末期，由于受到西欧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的影响，安特卫普的商业联系则转移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意大利的威尼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的港口城市里窝那，也成为塞法尔迪的主要商业联系地。
活跃在里窝那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在地中海以及印度次大陆的海洋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间接参与了跨大西洋贸易，成为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跨文化贸易的一个代表。
参考文献：
1.张舒勒:《荷兰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2.顾卫民:《葡萄牙海洋帝国史(1415-1825)》，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3.饶本忠:《犹太人与欧洲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4.顾卫民:“葡萄牙海洋帝国宗教裁判所的历史(1536-182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