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都铎王朝政体专制说的由来
尽管英国人一直对专制君主保持警惕，但是称都铎王朝为君主专制似乎是较晚的事。
在都铎时代，不乏有人抱怨亨利八世残酷无情、喜怒无常，甚至称之为暴君，但主要是指他的性格和脾气。
例如，尽管身陷囹圄的沃尔特·雷利爵士有意通过贬低都铎君主来奉承詹姆斯一世，但也只是指责亨利八世的处事风格。
“很多仆从被迅速提拔，但他却对提拔的原因深藏不露，当他改变了心意，也没有人知道做错了什么，就好比把饥渴的群蜂引至花丛，待它们采得百花成蜜后，再把它们活活烧死在蜂巢中。”
这只说明亨利八世其人城府极深、诡计多端，善于利用他人火中取栗，却不能证明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的政体。
有证据显示，直到17世纪末都铎君主专制的观念还没有出现，或者尚未流行。
1698年出版的《英国常备军简史》区分了三种政体：专制君主政体，全部权力由君主一人掌握，只有他一人的利益被关切；贵族政体关注少数人的利益；自由政体关注每个人的利益。
该书将都铎王朝视为自由政体，而非专制君主政体。
最先在学术作品里系统阐述都铎专制说的可能是威廉·斯塔布斯。
斯塔布斯是牛津大学教授和牛津主教，也是代表早期宪政史研究水平的牛津学派的奠基者。
斯塔布斯在19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了三卷本《英国宪政史》，将英国历史解释为宪政政治的成长史。
他认为，英国宪政的发展是三种力量持续、微妙和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即民族的性格，外在的历史和民众的机构。
英国的宪政从原始日耳曼文明和公共机构中萌发，在诺曼王朝增加了以王权为源泉的新行政系统，到兰开斯特王朝进行了宪政实验，实验失败后进入约克王朝和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
他的宪政史演变模式是牛津学派的基础观点，被称为斯塔布斯框架。
斯塔布斯的宪政史还以贵族与君主对抗为线索和特点，他似乎有意将宪政理解为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力量平衡，却又过于强调贵族反抗的宪政意义。
以现在的标准看，斯塔布斯的框架受到了民族情感的驱动，其中有太多武断的定义和结论，论证和逻辑也有失片面和牵强，有些表达甚至前后矛盾。
例如他对都铎专制的判断就不是实证的结论。
斯塔布斯花费大量的篇幅比较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占用《英国宪政史》的整本第三卷，只是偶尔提及都铎王朝。
他认为都铎王朝承袭了约克王朝的专制，不及兰开斯特王朝宪政自由的一半。
然而，他在另外一处又说，议会在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变得无足轻重，被内外战争淹没，只剩下单调的形式化例行公事，没有拓展新的权力，也没有创造新的机制，直到都铎王朝才恢复。
综合来看，斯塔布斯认为，兰开斯特王朝既是宪政实验时期，又是议会衰落的时期；都铎王朝既是专制统治时期，又是议会的重要发展时期；只有中间的约克王朝是专制统治和议会衰落同步的时期。
不过，他明确认为，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是宪政发展的延续，约克王朝的统治则是宪政发展的中断。
也就是说，斯塔布斯认为专制是宪政进程的中断。
斯塔布斯的好友约翰·格林不仅对都铎王朝的专制制度进行了系统地论证，而且给了它一个响亮的名字——“新君主制”。
格林认为“新君主制”与之前的旧君主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君主制。
他认为“爱德华一世牢固确立的民众自由，包括免于任意征税、任意立法、任意监禁的权利，以及甚至国王最高级别的臣仆仍要对议会和法律负责，”由议会两院通过与国王长期竞争的方式保护并缓慢发展，但是这种进程在玫瑰战争结束时突然中断了。
33格林所说的旧君主制是有限君主制，君主的意志并不自然成为法律，如果没有臣民的认可，君主不能立法和征税。
在“新君主制”时期，议会的活动几乎被中断，或者在强大王权的影响之下变得顺从了；议会两院的立法权被王室咨议会篡夺，任意征税以善意捐助和强迫贷款的形式重现，个人自由几乎被可怕的谍报系统和持续的任意监禁所灭绝。
总而言之，封建主义的旧君主制被专制主义的“新君主制”取代。
可见在格林的概念里，“新君主制”不仅中断了英格兰的宪政进程，而且将其带入了一个“宪政倒退”的时代；“新君主制”之“新”，不是乐见和期待的赞美，而是带有强烈的贬义；“新君主制”之所以中断了宪政进程，将历史带入“宪政倒退”的时代，是因为它的专制性质。
参考文献：
Raphael Holinshed, Holinshed’s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Vol. III, London: J. Johnson, 1808, p. 824.
L. Alston ed., Sir Thomas Smith. De Republica Angloru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6, p.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