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是吏部尚书崇绮之女，同治十一年被册立为皇后。
十三年，穆宗崩逝，两宫皇太后懿旨加封为“嘉顺皇后”。光绪皇帝继位后，慈安、慈禧仍为皇太后，而阿鲁特氏则成了“皇嫂”，这使她与太后和皇帝的关系极为尴尬，在宫廷中她也只是个没有权力的皇后，很是难堪。
宫中行事时也不知如何安排，如：皇帝登基时是要向两宫皇太后行礼的，但是要不要向这位特殊的皇后行礼，礼部就不知如何处理了，故而上奏请示太后。经过考量，最终太后下发懿旨决定让新皇在登基后“诣嘉顺皇后前行礼”，此事算得以解决。
不过这种尴尬微妙的关系和所产生的问题，随着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阿鲁特氏崩逝而自行化解。然而，皇后的死依然不平静，其死因让人迷惑重重，还引发了不少的议论。
对于皇后的死，一般认为同治皇后是思念同治皇帝悲恸至极，要以身殉节，从而节食而死。不过，慈禧不喜欢嘉顺皇后，而宫廷内外又全在她的掌握之中，同治皇帝无后致使皇后也无所依靠，寡嫂久居宫中无以自处，身死殉节倒也透露出许多的无可奈何。
有传言皇后为慈禧所害，真假无从考证，但也透露出二者关系的紧张。
对于不为穆宗立嗣的做法，朝中本就颇多微词，只是迫于皇权，未敢置议。
同治皇后
此次皇后殉节而死，波澜又起，一些大臣按捺不住，准备上奏谏言。皇后逝世后的第二年丙子五月，御史潘敦俨就上书请求表扬穆后以光潜德，他指出先皇后在先帝去世不足百日之际，也相随而去，民间无不悲痛感伤。传言皇后是绝食而死，志随先帝。所以，他感怀：“以母仪之德而有首阳之风，奇节不彰，何以表德？”
同治皇帝的谥号是“毅”，故而皇后死后定谥号为“孝哲毅皇后”，潘敦俨以为此谥号不足以表彰同治皇后贤德，应该为她改换更能凸显德行的谥号。
慈禧太后对于潘御史的请求尤为不悦，斥责他：“逞其臆见，率行奏请，已属糊涂；并敢以无据之辞登诸奏牍，尤为谬妄。”另外，太后表示孝哲毅皇后已加谥号,不可轻易改换，潘御史也因此被罢官免职。
同治皇后殉节一事，朝野本就意见不一，潘敦俨此奏一出，又掀议论。
文廷式慨言痛惜穆后，所以他觉得潘敦俨之奏“虽愚忠，亦公论也”。
潘御史虽因此获咎，但毅皇后的潜德也由此愈益彰显。
不过，李慈铭则认为潘敦俨请更谥号一事甚为荒谬。
皇后去世之事本就议论甚多，臣子也无不伤痛，假使皇后去世之时潘御史立即上书，根据当时的传闻，委婉措词，求两宫调护，即使可能触怒太后而获罪，但是天下人也能体谅他的忠心。
现今事已逾年，彼时传闻已无从根据，况且皇后去世定谥号孝哲毅皇后，本就尊崇，各种典礼、礼仪也都并无缺失，忽而更易谥号，本就毫无道理。
若依其奏表扬皇后潜德，那又该如何安排？此事不好处理，想必又会引发一番新的争议。诚如李慈铭所言，虽然他对潘敦俨此次上书并不以为然，但他也指出正值亢旱之灾，潘敦俨必是联想到昔日所闻有所感触，故而抒发心中郁积已久的隐疑。
“观过知人”虽前论颇多责备，但“君子无深责之可耳”，假责备于慨喟而已。潘御史为已故贤后更谥号上奏谏言，其实是想借此契机表示对慈禧把持权柄，不为穆宗立后的不满。
毅皇后的谥号最终并未被更改，对于潘御史的奏言，朝臣有指责也有同情，此事只是楔子，由此隐藏在当权者与臣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地明显起来。
孝哲毅皇后既已身死，由其牵涉出的礼仪问题并不难解决，至于其死后各种事宜的处理也较为顺利。但同治皇帝后嗣的问题，因牵涉甚广，交杂着错综的人物关系，就不这么容易应对了。
光绪帝位的正统性问题就漏洞颇多，虽然当时商议帝位人选时潘祖荫、翁同龢就注意到谕旨中“文宗嗣”、“嗣皇帝”等名称的关键，但仓促的定议使得光绪与同治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同治御宇十三年仁德无过，选其同辈继位，也不为他立嗣，这样的情况下，同治和光绪的关系如何能达到平衡？历来皇帝继嗣继统相统一，光绪继嗣文宗而不是穆宗，在统绪问题上本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上谕中继统的光绪之子立为同治后嗣，也不符合“秘密建储的”祖制，光绪之后的继统者是继承光绪还是同治，又成为新的矛盾点。问题频出，矛盾丛丛，如何能不引起朝野议论？
潘敦俨之后又有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于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1875年2月20日）为同治后嗣一事上奏，先是肯定前降懿旨中关于穆宗皇嗣的册立安排，赞扬这是两宫皇太后的“圣算悠远”、“计之万全”，同治皇帝终将得有皇子，统绪得以相承。
从奏折内容看，他并没有对慈禧立嗣的安排提出什么异议，那么他觉得应当变通的地方是哪里呢？宋太宗的帝位是由宋太祖遵母命传弟而来，且他承诺将来会传位于太祖之子，然而因赵普怂恿，违背承诺“传子竟未传侄”，招致无尽的斥责。
以史为鉴，广安担心日后皇上受到居心叵测之人离间，而不顾同治的后嗣。为了将来穆宗嗣子能顺利继承大统，他建议“颁立铁券”。以这种能代表圣旨效用的特殊方式，将关于同治后嗣的决定颁传于世，才能使这个决定稳如泰山，光绪皇上日后也必定会遵循，“离间者”也就无从下手，同治的统绪就能得到保证。
其实，广安只是认为应该有一个稳定、不易变更的方式来定格前降懿旨，维护同治皇帝的统绪，并没有指责之前立嗣的各种问题，但这也触及了慈禧的逆鳞，下旨申饬广安建言颁下铁券的做法是“冒昧渎陈，殊堪差异”。
像潘敦俨一样，诉求并未被接受，还因此获罪，舆论对其也是褒贬不一。“引宋赵普对太宗语，殊失立言之体，文亦鄙俚可笑。”这种委婉上奏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遭到士人鄙斥。但值此嫌疑忌讳之际，广安能“为久远之善谋，息将来之异议”，也是谋国之忠的表现，获得社会舆论的赞扬。
吴可读尸谏及同治后嗣问题
帝位的正统性、祖宗的家法、皇帝的后嗣这些关系王朝统绪的大事，不可能在少数官员温和的上奏被打回之后，就销声匿迹。问题始终存在，不能不解决，终于还是吴可读以激烈的方式再次将这些问题掀起。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日（1879年4月11日），两宫太后偕光绪皇帝及大批朝廷官员出京为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送葬惠陵。廿九日，典礼结束返程时却发生了吴可读“尸谏”的事情。
吴可读以直言敢谏著称，死谏时为吏部主事，本无随行资格，在他的多番请求下，吏部长官才允准其随行惠陵。帝后安葬事宜结束后，吴可读并未随队返回，而是在蓟州马伸桥三义庙留下一封遗折后，饮毒陨命。
吴可读所遗之奏折的主要诉求就是请求为穆宗毅皇帝立嗣，并确定光绪皇帝之后的继位之人是同治的继嗣之子。就其遗折内容而言，他先是讲明为何冒死尸谏的原因。
同治十一年，吴可读因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而获罪，当时同治皇帝免其死罪，仅以降职论处。吴可读自以为自己犯了三死罪而未死，全都仰赖同治皇帝的恩赐，而如今皇帝已死，身后之事也就是皇嗣问题最为重要，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未尽之余年”来为同治皇帝后嗣问题的解决尽微薄之力。
随后，他抛出了遗折中最为引起朝野轰动的“立嗣”一事。最初商议皇嗣问题之时，两宫皇太后不为无子的穆宗毅皇帝立嗣，反而为有子的文宗显皇帝立嗣，光绪皇帝所承大统是受恩于文宗及两宫皇太后，并不是同治皇帝，而且最重要的是“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这将极有可能导致同治皇帝的统绪断绝，所以他指责慈禧这是“一误再误”的行为。
不仅言辞犀利，而且直白地指责慈禧不为同治皇帝立嗣的行为。前降懿旨已说明将来承继者为嗣，但吴可读仍不放心。他以为虽然醇亲王公忠体国，上奏请开一切差使，但难保朝中没有宋初宰相赵普之类的离间者。
他所忧虑的是宋太宗立子而非立侄历史重演，名分已定的都可以不遵守，同治皇帝这未定的情况更不知会如何了。他希望两宫太后能再降一道懿旨，明确将来继承大统的皇子是同治皇帝的嗣子，以此来“正名定分，预绝纷纭。”
结语
按吴可读的说法，其实他早在同治皇帝去世时就“拟成一折”，但他当时已经降调，不能越职言事，所以希望由督察院转进。虽然“呈底奏底俱已就草”，但因友人规劝而未呈上，此次遗折的底稿就是那时保存下来的。
后来吴可读以“主事”起用又任职吏部，但发现五六年中，在朝大臣，为穆宗后嗣进言者寥寥，甚至念及此事之人也是少有。如今同治帝后要永远奉安山陵，恐怕此事会因日久而被遗忘，所以他又起上奏之意，来回馈大行同治皇帝对他的“所赐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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