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东西确实在深刻改变。
近日，金晨在微博上玩梗cos卡塔尔小王子，被网友尤其女性网友骂惨了。
因为，大家很不适于，作为女明星，她却无视于白头巾特权人物对黑头巾女性的压迫。
伊朗女性赌上生命的反头巾运动已经持续了数月。
那些敢于走上街头，发出声音与表达抗议的伊朗女性，也被《时代》杂志评选为2022年年度人物。
不久前，内娱前顶流男星吴亦凡因强奸罪被一审判刑13年。
这是国内Me Too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最近，推上有一条热门新闻。
是美国前顶流男团后街男孩成员持续多年的性侵、性骚扰案被受害女性们曝光。
而这一切，从女性打破沉默，站出来谈论受害经历，发出声音作为标志。
终究要回溯、感谢发生于2017年起始于对韦恩斯坦指控的MeToo运动。
五年过去了。
当年的MeToo虽已结束，却以更广泛的影响深入到全世界不同地区的性别文化。
成为一个开启对话、表达和变革的契机。
五周年之际，最近，有一部电影正好带我们回到2017年，当众所周知的浪潮到来之前。
黎明前的晦暗之际，尚无人敢公开发声，两位女性调查记者却展开了走访、取证与调查。
本片改编自两位记者的回忆录 《她说：打破性骚扰的故事，帮助点燃了一场运动》
即使前路艰难，却无人退缩，勇敢的她们最终决定拿回开口讲话的权力——
[她说]。
无人开口
和很多人想象中不同。
MeToo的起始不是受害女性们团结在一起，站出来抗争、揭露与控诉的爽文。
而是一出沉默了数年的公开的血泪，人人知晓，无人谈论。
乔迪·坎托尔(佐伊·卡赞 饰)和梅根·吐赫(凯瑞·穆里根 饰)，是《纽约时报》的两位调查记者。
当她们决心调查发生在好莱坞的职场性骚扰事件，一切线索都指向了那个大人物：哈维·韦恩斯坦。
而在此之前，梅根正着手调查的人物是特朗普。
有两位女性公开曝光了特朗普的性骚扰丑闻。
可是，然后呢？
这反而成了梅根和受害女性的噩梦。
梅根接到特朗普情绪激动的咒骂电话，随后被陌生人死亡威胁。
发声的受害女性，收到陌生人寄来的一袋大便，更被网上的恶意与诋毁倾没。
发出声音者，受到严重的身心伤害。
被曝光者，毫发无损，照样赢得总统大选。
那她们所做的一切，又有何意义呢？
这成了梅根对事业、对自我最大的怀疑。
可是，当产假结束，回到工作岗位，看到同事乔迪将全部热情投入对韦恩斯坦的性骚扰调查案。
梅根还是决定加入。
[她说]从两位女记者的视角切入，通过一次次的谈话、采访与奔波，串联起了沉默的受害者们从沉默到开口讲话的过程。
而当沉默，已经内化成为“规则”。
如何让她们开口讲话，也成了两位记者面对的最大问题。
“谁愿意聊这种事”“你在录音吗”“律师让我最好不要卷入”。
即使从一开始，她们就不缺线索，可没有人愿意开口，同样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硬仗。
艾什莉·贾德是最早将自己被性骚扰经历写成书的女性，可在全书她都未提及施害者名字。
罗斯·麦高恩是另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可是在经历过无人声援的痛苦之后，她已经不相信发声的力量。
不是女性们不够勇敢，却是整个系统，都在让她们闭嘴。
沉默的系统
好莱坞是最经典的权力和资源向男性倾斜的职场之一。
它的掠夺性本质也在于，年轻的女性往往为男性老板服务，她们需要接受他们的评判与挑选。
韦恩斯坦的案件有着几乎固定的模式：
将年轻女演员，有时候是米拉麦克斯的女职员，以工作名义叫去酒店套房。
从最不具有攻击性的贴身按摩开始，韦恩斯坦一点点侵蚀掉女性的心理堡垒，直到实现他的目的。
即使如罗斯·麦高恩勇敢拒绝，并告诉别人(律师、经纪人、行业内部)。
不仅无法让他得到惩罚，反而自己丢失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乔迪和梅根在调查中更发现：
韦恩斯坦的性骚扰案从90年代就已经开始。
对米拉麦克斯的性骚扰投诉记录可以追溯到2001年。
可是，警方却拒绝提供任何记录细节，因为「机构政策」。
梅根联系到一位90年代曾为韦恩斯坦工作的年轻助理，她是突然消失于职场的其中一人。
这位前助理听到记者的来访，激动到落泪：“我等这一刻等了25年。”
可是随后，她却仍然无法告知更多细节：
因为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十分严苛，和解协议实则为让女性闭嘴的噤声条款。
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不允许对案件内容向警方发声；甚至不能对家人和医生谈论；更不能对媒体谈论。
这是严格保护侵害者的制度，在这样的条款下，女性受害者往往要承受二次伤害。
当她们想寻找心理医生时，还需要韦恩斯坦方的同意。
这也意味着，更多时候，受害者除了承受当时的创伤，也要长期独自与创伤为伴。
有的人因此变得更习惯自我责怪，有的人在长期抑制下变得抑郁，甚至发展出自杀倾向。
一如那个受侵害的亚裔女性员工。
她的家人和丈夫并不知晓她经历了什么。
在事件之后，她不仅无法找到工作，更在长期的孤岛困境下，差一点走向自杀。
[她说]在调查记者这条线上，更接近[聚焦]或[华盛顿邮报]的追查与报道。
但它不同在于，在戏份不多的女性受害者面谈中，也给到了这些女性如此多的人道关怀。
她们的经历从来不是小事，那一刻的被骚扰经历，将在往后的人生中形成一次又一次的海啸效应。
无法被遗忘，无法被掠过，创伤一直存在。
两位女记者同样也是两位母亲的设置，让她们能够给予这些女性更多的共情。
如果产后抑郁来自女性历史上所承受创伤的集体性抑郁。
如果仅仅让女性开口说话也要与整个严苛的社会制度作斗争。
那乔迪和梅根所做的事，就不仅仅意味着曝光一起职场性骚扰。
更在于，她们和那些受害女性站在一起，以保护未来女儿之名。
让受害者开口说话，撕裂女性社会性抑郁的沉默面纱。
找回说话的权力
很多人说，[她说]并没有拍得更振奋人心。
它本可以以爽文的笔法拍。
可它选择了更温吞静默的方式。
但[她说]在呈现调查记者的日常生活、第一波发声女性所面临压力与创伤、编辑部与韦恩斯坦方的角力方面，都可圈可点。
乔迪和梅根不仅是追求真相的调查记者。
也是两名母亲，她们和女儿的互动，保护女儿的决心，成为她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寻找到线索、一步步推进、一点点向前。
即使也会有惧怕——自己的通话正被韦恩斯坦方监控，自己与受害者女性的见面也面临施压。
但乔迪和梅根也并非独自在战斗。
她们的调查工作，受到了上司的巨大支持，并被分担了很多压力。
这也成为本片最具感染力的一部分。
当《纽约时报》的多名记者编辑参与其中，与韦恩斯坦方的律师与发言人展开对峙、角力。
直至最后编辑部反复对报道文章予以确认、核实，按下发布的按钮。
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新闻工作者的巨大魅力与鼓舞力。
回顾现代调查报道开端，比如一百多年前美国进步时代的揭黑者，他们坚信要纠正社会弊端，保护弱小群体。
大型贪腐、医疗事故、污染环境、职场性骚扰。
这个行业一直在呼吁社会责任，并将这一使命真正融入到世界各地的实践中。
调查记者在此是坚定的纠错者，也是弱者发声的重要渠道。
从玛丽·比尔德在《女性与权力》里写下那个故事——
《奥德赛》起始于一个男孩对她母亲发声的抑制：“母亲，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讲话是男人的事情”开始。
在各个文化里，女性的声音，即使是控诉的正义之声，也往往被排除在主流领域之外。
2017年，《时代》杂志将“打破沉默者”(silence breaker)选为年度人物。
因为她们在遭受性侵/性骚扰后，终于勇敢的站出来发声。
但[她说]的调查报道过程正告诉我们：
反对性侵害，仅仅依靠每一次由绝望而勇敢的女人们站出来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制度性支持。
一如影片结尾用血红色书写的不同语言形成的“She Said”篇章。
女性找回说话的权力，需要社会打破强有力的结构，提供发声机会与平台，与更宽容的文化环境。
她们的声音自会形成振聋发聩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