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吴孟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他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医学界获此殊荣的区区几位科学家之一。
他还是作者的领导和老师，无数次为作者及同学们授业及解惑。为撰写《吴孟超传》，作者也曾多次采访他，听他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
今年是吴孟超诞辰100周年，分享他生命中的若干细节，借以追忆缅怀，也期待给读者以启迪——
1999年，郭亚军回国任第二军医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此研究所设在本大学新建的办公大楼里，研究所是需要人员的，这个研究所有35个编制。这些都是大学的领导们做出种种努力的结果。
此前，郭亚军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西德尼肿瘤中心教授，又是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兼肝癌免疫与分子生物治疗研究中心主任。他和吴孟超一起创立了“哑铃模式”，这期间他在中美两地搞研究，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国内第二军医大学里仍有对郭亚军的争议，有人甚至说他在美国的实验室是假的，中国人去参观考察，他就弄个牌子挂上，参观完就摘掉了。有人建议应该派人去美国考察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也好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
于是决定由军医大学的政委付翠和带人去考察，同时也看望第二军医大学在美国的留学生。付翠和便带着大学科研部部长殷学明和干部处吴小松一行四人前往美国。
付翠和（左）
付翠和政委曾对我们说，他们到美国后，还真留意郭亚军在美国的那个实验室的牌子，认真察看悬挂的痕迹，判别是临时挂上去的，还是长久挂的。结果发现是长久挂那儿的，因为稍一挪开，就能看到明显的痕迹。他们还问那里的工作人员，这个实验室是不是郭亚军的，工作人员都说“是”。然后他们想，这说郭亚军弄个牌子，中国来人了就挂上，走了就摘掉的说法，也不免滑稽。假如那样，郭亚军在这里还有什么脸面？中国人在美国人面前会成什么了，还有尊严吗？可是我们在国内怎么也有点将信将疑呢？而且，跑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西德尼肿瘤中心郭亚军的实验室楼前，悄悄地翻看牌子，以考察自己的教授在美国是不是在干欺骗的勾当，不滑稽吗？
付翠和一行又去了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凯西大学医学院肿瘤中心等地，每走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专家都对郭亚军的评价很高，都说他干了很多事，很有成就。包括克林顿的医学顾问艾文，也对郭亚军赞赏有加。付翠和一行都感到，这个郭亚军还是给中国学者争了光的。
考察的结果，付翠和、殷学明、吴小松等都觉得郭亚军是个宝贵人才，便想着该如何创造条件让这个人早日回国内本校去主持研究。于是就与郭亚军商谈。
由于对基础研究的深入，郭亚军的研究已不仅限于肝癌。最理想的办法是在国内也建立一个相应的肿瘤研究所，以保障研究能持续开展。可这是郭亚军做不到的事，甚至都不敢想的事。于是，付翠和政委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来建一个研究所呢？
好在政委带了大学科研部和干部处的人来，于是一起与郭亚军商量研究。建研究所，当然不能是郭亚军一个光杆司令，得有人。这就需要正式的编制。编制并不是军医大学自己能决定的。那就想办法去向上级争取。这样的研究所，应该要多少个人合适？郭亚军说得有35个人吧。如果有正式的编制，就好选用人才。由于郭亚军搞的肿瘤研究很前沿，选招来的人实际上还要先弄到郭亚军的美国实验室来学习培训，回国才用得上。如果这么做，实际上是在利用美国的前沿研究资源培养中国人才。这是一个放大了“哑铃结构”，这个设想是很诱人的。
可是，一个郭亚军还没有回国，难道再去折腾出35个弄到美国来？将来这些人回不回国？谁知道呢？会不会弄出一个大笑话来呢？付翠和政委如何斟酌，要不要给予充分的信任，要不要下一个决心？
付翠和下决心了：那就想办法去争取35个编制。
还要有场所。第二军医大学正在盖办公大楼，那就想办法安排出楼层来给研究所。还需要经费，需要设备。那也想办法解决吧。为了中国应有的肿瘤前沿研究，这件事值得去做。
付翠和还说，此时的郭亚军住在芝加哥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室内室外都有游泳池，山上还有一块地。生活条件很好，也难怪人家说他不可能回国了。但他还是回国了。
曾有人问郭亚军：“你在美国的生活、研究环境都很优越，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他回答说：“第一，我还没有成功。第二，我也没有放弃什么优越条件。”
再问他怎么叫没有放弃优越条件。
他说他觉得，现在中国的条件不比美国差。
付翠和回国后，亲自去奔走游说，向上要编制，果真要到了35个编制。大学办公大楼建成后，校党委决定给研究所两层楼，2000多平方米。上海市科学委员会给了300万元搞装修。还要有设备，付翠和找了上海兰生集团的老总张兰生，请他“支持一下”。郭亚军和张兰生交谈后，张兰生拿出三千万元，把实验室搞起来。第二军医大学肿瘤研究所就这样成立了。
接下来，郭亚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这个肿瘤研究所，他开始在国内选人，包括在国内若干研究所“挖”人，放到美国，继续用“哑铃模式”培养。郭亚军本人还是中国、美国两头跑。到2003年，郭亚军带着他在美国培养的人才，全部回国。
作为吴孟超培养的第一个硕博连读的博士，由于深入追踪肝癌的病因而走到了对一切癌症的基础研究领域。迄今，包括他回国后所带的研究生，已有博士后6名，博士25名，硕士10名。
“我们团队中的骨干，有９人是我带到美国培养并带回国内的。”郭亚军说。
回国后，郭亚军确实建成了一个稳定、高效的团队：研究员赵健寻找“靶子”，这是要消灭的肿瘤目标；有了“靶子”，研究员王皓做“导弹”，就是抗体；副研究员戴建新验证“导弹”能否规模化生产；副研究员李博华负责抗体和“靶子”的结合力，也就是修正“导弹”的准确性；副研究员侯胜负责修正后的“导弹”能不能准确杀死肿瘤细胞；副研究员寇庚研究“导弹”会不会伤及正常细胞；博士范克兴要试验它对其他免疫性疾病有没有效果；技师钱卫珠则把前述成果“组装”起来，然后筛选出合适的“种子”去做中试。至此，就完成了中试前所有的前期研究，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科研和技术体系。
郭亚军已经不是当初学校派出去做访问学者的“单枪匹马”，假如他只去一年就回来，那就只能是“单枪匹马”。如果不是吴孟超和学生郭亚军共同创造的这个“哑铃模式”给予了郭亚军充分的信任和环境，如果不是付翠和政委等大学领导者继续给予郭亚军充分的信任并为之创造“不比美国差”的科研环境，我们恐怕是看不到郭亚军团队的这个景象的。
郭亚军在美国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做抗体靶向治疗，研究肿瘤疫苗。回国之初也继续从事抗体类药物的研制。事实上，他从事抗体类药物的研究，在他以“哑铃模式”在中美两地开展研究的时候就开始了。
在他提出“把一个具有提呈肿瘤抗原的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融合形成一个杂交细胞，令机体‘聪明’地将肿瘤细胞识别杀死”的理论后，某天，他忽然想到，让机体“聪明”起来固然可以识别肿瘤细胞，但机体“过于聪明”，人体则会产生过量的炎症因子，引起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强直性脊柱炎等顽固性疾病。那么，能不能研究出一种抗体融合蛋白来中和它，使机体不再“过于聪明”，来治疗这类顽固性疾病呢？一是让机体“聪明”，一是不让机体“过于聪明”，看似相逆的过程源自同样的思路——让抗体“为我所用”。
于是，郭亚军开始研究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的抗体融合蛋白药物。
郭亚军
1996年，第二军医大学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共同成立了一个生物医药研发中心，郭亚军在这里开始了抗体类药物的研发。2003年郭亚军回国后，上海交通大学加入进来，中信国健、兰生国健这两大企业也加入进来。于是，他搭起了一个新的“哑铃模式”。这次，这个“哑铃”连接的是产学研各方，贯通了生物医药研制的上下游。
此处请留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极其重视科研，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最大的差距不在科研本身，而在于如何把科研成果开发为现实的社会化商品。中国生物制药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也在产业化严重落后。一般认为，中国以实验室研究为代表的“上游开发”，仅比国际水平落后三年到五年，但大规模生产与销售的“下游工程”，却相差十多年。其实，由于当今中国的市场已日益国际化，仅仅由于相差几年，甚至会失去开发价值而前功尽弃。
怎么连接起生物制药上下游之间的鸿沟？从美国回来的郭亚军仍以“哑铃模式”做出回答：科研成果是重要的一头，产品是另一头，连接两头的哑铃棒是中试研究基地，这个中试环节是介于企业和大学之间的独立机构，具体到郭亚军的事业，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第二军医大学与张江高科技园区共同成立的生物研发中心。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研究员更重视项目出研究成果，学校需要培养人才，大家目标不同，但要完成项目又缺一不可。再者，药物研发要经历长时间的复杂过程，还有可能最终失败，一无所获，随时可能有人坚持不下去。怎么办？
郭亚军提议，采取了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参与开发产品的五家单位——第二军医大学、上海交大、中信国健、兰生国健和张江生物必须一把手坐镇，遇到问题直接协调、拍板。
“此外，我们系统中还有外围帮助和顾问两大梯队，要让大家始终抱有‘共患难’的心态拧成一股绳。”郭亚军说。
2005年11月，历经八年艰辛，他们终于推出了治疗中重度类风湿性关节炎、重度牛皮癣和强直性脊柱炎的特效药“益赛普”。这是大陆首个批准上市的抗体类药物，使大陆成为除美国之外第二个能生产此类药物的国家，让患者只需花费进口药物的一半价格就能避免骨关节畸形等终身残疾。这一发明赢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郭亚军认为，更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建立起了一整套该产品的质控标准，建成了国家目前最大规模的抗体生产线，并掌握了抗体类新药从科研到产品的研发流程。有了这些，今后只要我们知道一种病原结构，就能迅速生产出几十万人用的抗体药物，这对大陆防范类似禽流感等公共安全事件，具有相当的价值。”
作为合作方的上海中信国健执行总裁王俊林则说：“依靠这套体系，如今公司产品更形成了梯队：治疗血小板减少的‘欣美格’已经上市，此外进入临床的新药有两个，正加紧研发的还有5个，而已申请的专利更是有30多项。郭亚军和他的团队，是公司不可或缺的‘智囊’。”
以上可以见出，在美国从事多年科研的郭亚军收获的已不仅仅是关于医学的学识，所谓“哑铃模式”，就是“联手”的模式，而“联手”正是美国人在信息时代创造的制胜法则，通过“联手”达至“资源共享”，也是信息时代的典型特征。
这是郭亚军得到的重大收获，这个收获甚至比他重大的科技成果更重大，因为此项收获才能使科技成果从上游贯通到下游。这是大陆很多科研人才所缺乏的，缺乏到很多人认为科研人员就应该安心在实验室里，不应该“去搞这个”，其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科技成果束之高阁，成为纸上谈兵的东西，最终悲伤地无实际价值。
郭亚军得此“联手”真谛，陆续演进的哑铃模式不仅包括国际合作哑铃、军地合作哑铃、科企合作哑铃，还有军内合作哑铃。或可说，这是一门郭亚军的“哑铃学”。
（摘选自作者与王宏甲老师合作撰写的《吴孟超传》华文出版社201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