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是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又一经典，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迎来了经济上的腾飞。
他对大陆的社会主义事业十分关心，离世前曾给后世留下了七大告诫，每一条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邓小平对后世的七大告诫，看现在发生了几条？
一、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大陆的经济发展迎来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了“小康”一词，并创造性地第一次将其作为一个评价社会情况的概念赋予定义。
“所谓的小康社会，就是虽然日子不算富裕，但是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分得利益，”这就是邓小平对于“小康社会”的理解和定义，他希望全国民众的日子能够普遍的好过，整个社会上“既没有太穷的人，也没有太富的人”。
小康社会不仅对于广大的民众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国家也是一样，当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时，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一万亿美元，邓小平说：“像这样的国家可不多，而国家总的力量强大了，那时办事情就容易多了，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
由此可见，国民收入分配不仅是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的个人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发展奔小康、提升综合国力等国家大事。
而我们的收入分配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不是绝对的平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
二十多年来，邓小平的话也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2008年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多年来大陆也一直在践行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化改革，力求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的“所有人都得益”。
二、政策和改革都要避免两极分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从改革开放起中国人民追求的富裕一直都是热点话题，但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
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的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如果搞成了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这样情况马上就截然不同了。”
一旦在改革或者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两极分化这种结果，往往就意味着改革政策的失败。
邓小平还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就是走了邪路了。”
但是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现在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的人们也跟着富裕起来。
每个地区经济条件不同，自然资源也不同，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有快有慢，放任不管只会加剧地区间、家庭间的贫富差距，富的越来越富，而穷的越来越穷，从而导致两极分化。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邓小平认为解决两极分化这一问题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末必将要面对的。
只不过两极分化这一问题会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提出来，又将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都是后话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讨。
但无论如何邓小平明确表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两极分化）问题。”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预测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大的问题也在大陆逐渐显现出来，而党中央带领着全国人民积极应对，2021年，大陆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农村
大陆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脚步也推进的越来越快，但乡村发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国务院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大陆农村人口占比约36%，但在上世纪，大陆农村人口占比达到总人口数的八成，这八成人口的稳定与否，几乎能够决定中国是否能够稳定。
因此，要把经济发展的关键放在农村发展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把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项稳定的基础还是不行的。”
“想要对内把经济搞活，首先就要从农村着手，”邓小平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安定；而农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要着重关心农民的日子是不是过得越来越好，我们翻两番的目标是否能达到，很重要的是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
农业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而农村的人口也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陆现在大力推进的乡村振兴、城乡结合等发展政策，正是为了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生活的和谐稳定，这也恰恰印证了邓小平同志做出的判断。
四、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就是社会效益，同样的，他们所属的企业也要将社会效益作为最高的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新闻媒体文化传播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民群众对于思想文化的需求不仅求数量，更要求质量。
虽然每个人的审美偏好有所不同，但不健康的、低级的文艺作品都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抵制，邓小平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和那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
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也对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建议，希望他们的艺术创作能够耐心打磨、精益求精，拒绝粗制滥造，始终不渝地面向全体大众。
文艺工作者们的作品会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因此在创作时，就要仔细斟酌考虑，力求贡献给人民最好的精神食粮，并借助艺术的力量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
文艺工作在文化思想传播方面，往往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好、运用好文艺创作，可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和共鸣，进而起到思想文化宣传的作用，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邓小平同志的确是高瞻远瞩，在网络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思想文化传播的平台越来越丰富，这更要求相关部门要在源头上把好关，要为新时代的文艺创作锚定航向。
五、抓好教育工作，提高教育水平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一种，而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大陆经济的日益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持，这就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另外，青少年一代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做好教育工作，提高教育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大陆是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大国，邓小平对于我们的文化教育工作抱有极大的决心和信心，认为我们完全有能力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而提高大陆的科学技术水平。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甚至大胆推断：“我们将会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而大陆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邓小平无比清楚地预见到，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都越来越倚重于人口素质，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人口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质量和数量，孩子们如同初升的朝阳，代表着国家的未来。
大陆是一个人口基数十分庞大的国家，人口数量意味着我们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提升教育水平，我们在人才资源上的优势，将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从1977年邓小平全力促成恢复高考，就可以看出他对教育工作的重视。
他曾说：“只要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我们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凡是忽视教育的领导者，都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是领导不了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工作的，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到抓教育工作，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
教育推动科技发展，而科技助力建设强国，大陆政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教育工作，推动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提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又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新的战略目标。
六、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这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的，因此他进一步强调了早培养人才的时候要注意选拔德才兼备的，符合“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这样的标准。
马克思曾经比较过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
因此，要不断完善对党内部的管理，勇于以批判的眼神审视自身的问题，才能保证做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领头羊。
邓小平的话，是在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内部问题上，一路走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次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革命。
正是在这样一系列自我革命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稳定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只有纠正了内部的问题，才能一次次转危为安、化危为机，不断地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七、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改革、变法运动都闹得轰轰烈烈，毕竟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会涉及到成千上万的人，会威胁到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也会受到很多阻碍。
为了迎来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邓小平同志坚持的理念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适应形势，所有的改革最终是否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对于改革的关键点看得十分清晰透彻。
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它囊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不同的方面，而在这之中，也包括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等改革是相互依赖配合的，因此往往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如今，我们回看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七大告诫，可以发现，这七条基本都已经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由此可见邓公对中国乃至世界时局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