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一周也可以说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因为这次访问，中美两国的关系在长达22年的“冰封”期后，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基辛格作为这次破冰的使者，在其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在进入尼克松政府之前，他还只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学者。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历史会选择他成为那个敲碎两国之间坚冰的第一人？
新时代到来，传统外交不合时宜
上世纪60年代，在冷战持续了20多年以后，美国和苏联的局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自从入侵越南以后，美国就深陷战争的泥沼不能自拔。随着战争越来越久，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越来越高涨，美国的经济也在持续走向下坡路。
而对于美国的对手苏联来说，越南战争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苏联的军事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除此之外，欧洲、日本的经济地位也相对有了提升。
欧洲国家开始试图制定具有欧洲特色的外交政策，他们希望保持相对独立性，争取同美国建立平起平坐的联盟关系，日本也提出了要“过渡到政治大国”的口号。
这一切都让尼克松意识到，世界已经告别了美国占主导作用的时代，而进入了一个多极外交的新时代。
世界上的政治力量也不是只有美苏独尊的时候了，而是美苏、欧洲、日本以及中国五大力量中心。
但当时美国外交的代表观点，还是以威尔逊总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学派，威尔逊将美国卷入全球事务解释为美国的道德义务而不是国家利益使然。
可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将本国的国际领导权的主张建立在其利他主义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寻求的都是他们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相容性。
因此尼克松认为，美国的传统外交思想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了，美国应该奉行的是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
美国应该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规划一幅美国式的世界秩序的蓝图，并且将美国置于各国关系的核心位置。
可是具体该怎么办呢？就在尼克松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发现了基辛格的理论。
“均势理论”
基辛格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国际关系学界精英到外交决策最高层之间角色转换最成功的范例。
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均势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他的早期经历和学术生涯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923年，基辛格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中产家庭。虽然家境殷实，可他生活得并不快乐，因为此时纳粹的势力已经在德国开始崛起了。
希特勒上台以后，犹太人就开始受到歧视和打压，这也导致基辛格的童年是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度过的。
随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严重，基辛格不得不跟着家人一起，于1938年移民美国。
在这个遥远陌生的国度，基辛格生活得很辛苦，此时的他虽然学习成绩优异，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与这个国家格格不入。
一直到1943年，他开始了军旅生涯，在军队中，他才真正地投身于美国种族的大熔炉之中。
战争结束后，他去到哈佛大学深造，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他的学术思想开始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受到赞扬和追捧。
但是，从小的颠沛流离和被摒弃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痛苦，都让基辛格十分渴望被认可，他对权利既充满恐惧，又充满渴望。
早年的悲剧经历一方面造就了他对人性和社会的现实主义认识，这导致基辛格对人性从来不会抱有太高的期望。
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内心深处对19世纪国际关系中由于大国“均势”而产生的“久安”情有独钟。
他还在书中了解到苏秦张仪的故事，他们“合纵连横”的外交权术，也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成为他提出“均势理论”的一个渊源。
基辛格还十分推崇斯宾格勒的唯心史观，他认为，很多事情的成败都取决于重要人物的偶然性，所以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关键人物。
1957年，基辛格系统提出了他对外交谈判、均势政策、世界秩序以及和平结构的看法。
他认为，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并不会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强势而受到保障，只会因大国间的实力平衡而成为现实。
1969年，基辛格又发表了《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此时开始，他已经从之前的侧重理论分析开始转向用“均势理论”谋划美国的对外政策了。
在这几篇文章中，他提出对于美国当下的国际形势，决策者要摆脱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应该考虑到国际均势的多种可能，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单独承担维护世界范围内均势的责任。
决策者要认识到，冷战从“两超对抗”向“多极平衡”方向发展完全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的。
美国应与意识形态相悖但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承认彼此“地缘政治利益”，改善关系，甚至结盟。
比如，在亚太地区，就可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样就可以确立一个能够支撑国际均势的政治中心。
基辛格的这部著作，受到了尼克松的重视，他在书中对世界局势的剖析，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探讨，对解决越南问题的设想，都十分符合尼克松的需要。
因此，他被尼克松亲自挑选为国家安全助理，从此进入美国政府。
力排众议，促成访华
进入白宫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就开始按照基辛格的策略，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
但是，对于这样具有变革意义的外交举动，美国国内还是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和反对，因此基辛格和尼克松也步步为营，想尽办法排除阻力。
基辛格的第一个举措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内政治对冷战战略调整的干涉。
他们在“多极”的公开解释中闪烁其词，比如，将其解释成这只是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五个经济大国而已，以减轻反对派的反对。
他们还在不同场合一次次地告诉美国公众，尽快“解冻”中美关系是新政府致力于塑造一个“能够为美国减轻负担、并保障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的关键之一。
基辛格还说服尼克松排除“官僚机构”的影响，将决策大权独揽于基辛格一人之手。
为了确保新机制的成功运转，基辛格对所有还在考虑中的中美关系都严格保密，所有决策，不再对国安会提交方案，只和总统一人商议决定。
摆脱所有掣肘之后，基辛格就开始一心一意地安排新机制的运作。但最重要的一步是，该怎么样建立中美双方高层接触的机会呢？
1969年8月1日，在基辛格的策划下，尼克松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表达了希望他能够帮助打开中美接触的大门。
叶海亚同意了，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叶海亚就转达了尼克松的意思：亚洲如果没有中国参与是不会向前发展的，美国不会与苏联联手孤立中国。
基辛格还在没有取得总统授权的情况下，让叶海亚转告中国，美国将在台湾海峡停止两艘驱逐舰的巡逻活动，以示友善。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终于等来了中国的回复，中国领导人愿意在北京和美国高层进行直接会谈。
基辛格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改变世界的关键人物，因此他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尼克松能派遣他担任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破冰之旅”的总统特使。可惜，尼克松最先选择的人物，并不是他。
所以，他开始拐弯抹角地引导尼克松做决定。尼克松先后提名了好几个人，咨询基辛格的意见，基辛格都以各种不合适的理由拒绝了，最终这个任务才终于落到了基辛格的头上。
为了成功地实现“破冰之旅”，基辛格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按照他的思路，这次访问要强调的是中美关系“解冻”的政治基础是利益的交换。
因此他构想了北京方面将会得到的利益和美国要得到的回报。为了确保交换成功，基辛格还特意设计了后发制人的谈判策略，具体为：先倾听，后发言，先摆事实，后表立场。
做好一切准备之后，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先飞到伊斯兰堡，参加叶海亚·汗的晚宴。
在晚宴上，基辛格以肚子不适为由，离开了宴会前往总统别墅休养。次日，他就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专机飞抵北京。
基辛格是新中国成立后到访的第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他的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问中国铺平了道路，也为之后中美建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对外策略研究上，基辛格确实是一位十分有建树的政治家，他的外交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发展。
之后四十多年间，几乎每一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在美国的重大问题或决策上，都不忘向他请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辛格也做到了那个心目中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