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针对柏林—施蒂格利茨的精美食品批发商奥古斯特·内特林的纪律处罚决定使得一起腐败丑闻暴露于世人眼前，让人了解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柏林刑事警察介入此案，于1943年1月将内特林逮捕，并查明，内特林多年来在没有管制食品许可票证的情况下向纳粹国家的很多达官贵人提供了管制食品。他的主要主顾包括四位帝国部长：威廉·弗里克、伯恩哈德·鲁斯特、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理夏德·瓦尔特·达雷，还有帝国劳工领袖康斯坦丁·希尔、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陆军元帅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威廉·冯·格罗尔曼少将。还有一些人从内特林那里拿的食品“较少”，包括：帝国部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国务秘书汉斯·普丰特纳、国务秘书弗朗茨·施勒格贝格尔、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汉斯·耶顺内克将军、威廉·黑内尔特将军以及海军上将库尔特·弗里克尔。仅仅向七名主要主顾，内特林就在没有食品配给证的情况下提供了1100公斤野味和家禽、240磅夹心巧克力、125磅香肠以及75磅茶叶和可可。
在逮捕内特林时，刑事警察查获了他与主顾们的大量通信。帝国劳工领袖在信中感谢他的“周到贴心的照料”，弗里克的妻子则感谢他“圣诞节的美丽的意外惊喜”。这种“外交官配给”是不可能完全遮人耳目的，群众注意到，在内特林的商店门前常有政府和国防军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里面运载着藏在包装袋里的食品。因此，内特林得到了“包装袋奥古斯特”的诨名。人们因此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政府大吹大擂的全体同胞一律平等的说法“只是空话而已”。
柏林警察局长将此案报告给宣传部长戈培尔，后者虽然对腐败并不陌生，但还是大为震惊。最后戈培尔亲自向希特勒报告了此事。在日记中，戈培尔写道：“我对此绝不会高兴，腐败如此严重，长此以往必然要危害战争的进程。”希特勒听到宣传部长对此案的揭露，虽然“相当震惊”，却告诫说“不要大惊小怪”，要维护“国家利益”。戈培尔对此显然是颇感失望。中层的纳粹官员由于相对较小的罪行就被判死刑并处决，与此同时，高级领导人却无需担心受到刑事查处。希特勒在1943年4月2日告诉党中央办公室主任，这种诉讼“绝不会发生”。
柏林的精美食品商内特林却倒了大霉。得到帝国司法部长透露的风声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将非法获取食品的责任全部推给内特林，或者借口说这都是他们的妻子做的，他们自己并不知情，尽管被警方查获的通信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内特林起初还得到政府领导人的保护，后来却被他们抛弃了。最终他于1943年5月9日在狱中上吊自杀，把自己弄成了丢车保帅的牺牲品。整个案件迅速地不了了之，这对深陷其中的领导人们来说是个方便且妥当的结局。
1942年，围绕着柏林的高级鞋匠亚历山大·马尔迈斯特，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马尔迈斯特自1930年以来就经营着一家专营定制军官皮靴的高级商店。他的主顾主要是富裕的地主和实业家，也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战争爆发后，皮革属于管制物资，马尔迈斯特应当向帝国皮革管制委员会报告自己手中的大量鞋底和鞋面用皮革的情况，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逃避了经济管制。因此他能够偷偷地为手中没有配给证的富裕顾客制作皮靴和皮鞋。
但是在1942年6月，帝国皮革管制委员会在一次企业审查中识破了马尔迈斯特的花招，发现有很多人在没有配给证的情况下从他那里购买了定制皮鞋，有时是用实物交易的。马尔迈斯特的主顾的名单简直就是第三帝国的名人录，其中赫然有：希特勒、戈林、帝国新闻总长奥托·迪特里希博士、党卫军上将维尔纳·洛伦茨、省部书记恩斯特·威廉·博勒、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博士、国务秘书保罗·克尔纳、国务秘书赫伯特·巴克、党卫军上将威廉·比特里希、希特勒的副官党卫军中将尤利乌斯·绍布、希姆莱的副官党卫军准将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帝国部长拉默斯的女儿和女婿，以及帝国组织部长莱伊的儿子。
帝国皮革管制委员会火速决定，对上述人士不再进行任何调查，而是将调查局限于那些不属于国家领导人的顾客们。帝国司法部也立即加入了对此案的遮掩。部级领导约埃尔博士作出指示，“对于部级主任以上”，地方警察当局不得对其进行讯问。最后几乎所有针对顾客的调查都被叫停，只有马尔迈斯特自己因为战争经济犯罪被判了三年徒刑。特别法庭对马尔迈斯特格外开恩，因为此案没有造成公众影响。在审讯过程中，他的大部分主顾的名字都被隐去，案件卷宗上盖着这样的章：“根据帝国刑法第83条，此案属于国家机密。”
此案再次证明，纳粹政权的领导人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哪怕是腐败的事实已经被证实，也不用害怕受到处罚。1942年之后和之前相比的唯一变化是，高级领导人为了安抚群众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愿意牺牲掉中下层的官员，以便转移群众对自己的过失的注意力。纳粹统治系统的结构对于所有的反腐努力来说都是刀枪不入，因为原本有可能起到调查作用的机关几乎总是自己束住自己的手脚，就像马尔迈斯特案中的帝国皮革管制委员会和帝国司法部那样，它们对遮掩腐败案的做法早已烂熟于心，主动放弃了任何形式的批评检查。
在第三帝国垂死挣扎的剧痛中，纳粹政权的领导层再次掀起了疯狂的反腐活动，成立了新的机关，如“陆军中央法庭”；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4年12月发布了一道关于打击内政部门（即传统的职业官僚领域）腐败的荒诞命令；帝国审计总署署长在1945年初大声呼吁要加强反腐。所有这些“措施国家”的上蹿下跳式的活动不仅来得太晚，而且仍然没有触及纳粹政权内所有滋生腐败的体制。1933年以来的事件证明，如果没有权力监管和分权制衡，没有针砭时弊的公众和新闻自由，如果所有的政府机关都不遵守常规的原则，如果没有独立的监管机构，所有的反腐行动都注定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