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小注：
今天，介绍大家认识一位新朋友，姜波。
姜波，经济日报高级记者，特刊部主任，曾担任驻日本记者。
姜波非常聪明，思想敏锐，曾在经济日报写过若干精彩报道。
提起当年经济日报，必谈这位记者姜波。
如今，姜波老矣，也已退休。
曾在北大和人大为学生们上过采访课的这位姜老师，
很受学生欢迎，因为他讲课，既有理论，更有实践，
他那一个一个采访故事，听得学生们睁大眼睛，吐出舌头！
姜波退下以后，开了一个公号，取名《一片不辣的老姜》
这片老姜，在媒体大潮中浸润多年，劲道十足，干货满满。
喜欢他的读者，请到公号中搜《一片不辣的老姜》，
慢慢品味，细细琢磨，你一定会喜欢的，
尤其是关心经济报道的读者。
吴敬琏老师的见面语让我满脸滚烫——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46）
一片不辣的老姜
万万想不到，吴老师看了我挂在胸前的采访证，竟说出“久仰，久仰”这样让我无地自容的话语；
万万想不到，几年后，我满怀期待地向吴老师请教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几个传统经济学解释不了的新现象时，却冷场了。
被一群记者围坐在沙发中间，吴敬琏老师耐心地回答着一连串的问题。
这是1997年2月28日上午，北京金燕饭店。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的经济界别的委员们在这里下榻。
与“厉股份”齐名，“吴市场”是各路媒体长期追逐的采访对象。我赶到这里时，吴老师已经被记者从会场请出到了休息厅。吴老师满头银发，面带春风，清癯干练，温文尔雅，有一种睿智的气场。
我静静地坐在外围，没有提问，没有插话，偶尔做做笔记。您怎么看待股市的起起伏伏？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如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下降？等等。这些即问即答的“快餐”方式不是我关注的。我所需要的是安静环境下的一对一。
大约过去了一个小时，记者们都先后“满载而归”，只剩下新华社下属的中国证券报的一位女记者，与吴老师谈了二三十分钟后，也满意地离去了。
我看吴老师准备起身，就急忙请吴老师留步。“吴老师！还有我呢！我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吴老师看了我一眼，也许觉得这家伙好奇怪呀。一个多钟头就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你是？”
也许吴老师是性情中人，顺手扯了一下我挂在胸前的采访证。看了一眼愣住了，竟双手抱拳。“你就是姜波？久仰，久仰！”
啊？我一听这话，就感觉如同一团火扑来，霎时满脸烧得滚烫。我哪里能承受得了？吴老师是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泰斗，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财经记者。不是受宠若惊，而是无地自容！“吴老师，千万别这么说！可吓死我啦！不敢当，不敢当！”
“我不是在恭维你。真的，你在日本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细看。”
吴老师如此诚恳，如此器重我的文章，让我非常感动。“吴老师实在是过奖啦。我写的报道，真的没有您说得那么好。您可能是‘爱屋及乌’。”
吴老师一怔，闪出一丝迷惑的眼光。
“因为日本战后复兴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实在是太大啦。还因为我们都是小林实先生的朋友。”
小林实先生是日本专攻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见《他对中国的挚爱，尽在诤言中……》。我知道，吴老师与小林先生的交往很深。小林先生每次到北京，一定会与吴老师长谈；而吴老师每次去东京，一定与小林先生一起吃饭。遗憾的是，小林先生在几个月前去世了。
我们沉默了一阵。我们忧伤了一阵。我们平复了一阵。
“吴老师，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引进了承包制，实施了利改税等措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三年治理整顿使得经济低速沉寂。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跨国公司纷纷进军中国，中国又实施财政、税收、外贸、外汇等改革，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现在，这些动力似乎已消逝殆尽。”
“吴老师，我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如何寻找改革的动力？”
吴老师深思了一会儿，开始侃侃而谈。他从改革成本、路径依赖、明晰产权入手，分析了经济增长、国企改革、结构调整、股市动荡等内容。
“有位美国的教授对我说：所有国家，如前苏联、东欧、包括印度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都受到过阻碍，改革难以深入；而中国则很好地处理了这一点，那就是给各种人以利益的驱动，我们在改革初期的战略选择是十分聪明的。
但是，从８０年代中期起，我们的一些判断就有问题。由于缺乏监督机制与市场规范，加上大面积下岗、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产权迟迟不能明晰，政企迟迟不能分开。其原因就是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吴老师强调说：“体制改革才是根本。在政企不分的条件下，若不遵循市场规律，用行政命令来调整，很可能会产生反效果。”
那天我们谈的时间可不短。最后，吴老师委托我问问眼下在国内流行的海藻营养品在日本是什么价格。我问了一圈，朋友们谁都说不出所以然，我也没好意思回复教授。
当然，以《弱化？强化？──听吴敬琏委员谈改革动力问题》为标题的稿子很快就见报了，而且美编还专门配上吴老师的漫画，效果非常之好。
2000年春，我又一次“上会”了。
这次我带一个采访组，报道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幸运的是，还享受到大会安排的一个驻会指标，而且是在经济界别两个组的驻地——北京铁道大厦。
一般说来，我们这些“老两会”都愿意跑政协。人大代表是按省市组团，是一定意义上社会生活的“浓缩版”，发言顺序往往都是按官衔大小来进行。政协委员就不同啦，有退休的省部级干部，有企业家，有文体明星，更多的是专家学者和民主党派人士，文化程度比较高；而且是按界别组团，而大家平日的交集不太多。所以，无拘无束，发言踊跃，争论插话，气氛热烈。记者们盯住政协委员们，自然容易“出彩”。
在全国政协30多个界别中，最受关注的是经济界的两个组。每次审议会场，都是记者爆棚。而且，国务院总理每年都要到经济两个组（加之农业界两个组），与委员们座谈。
能与经济界别的委员们住在一起，自然是得天独厚的，因为集中了一流的“大腕”们。不过，要“逮”住他们并不容易，必须在分组讨论会上。因为他们太忙，晚上在房间是基本找不着的。
刚到驻地，就看见一则告示，是吴敬琏委员个人举行一场记者招待会的通知。
吴老师是多年来“两会”上国内外媒体竞相追逐的采访对象。除了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或通道上被团团围住外，在分组会上，总是被记者请出会场，甚至引起会议主持人的提醒。这次“两会”，为了保证正常的参会听会，又能满足众多媒体的需求，吴老师干脆决定在大会安排之外、自己举办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
我这次“上会”，还带了件“私活”。就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几个用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我们老早就策划了一个专题，但采访了几个月，效果并不理想。大咖云集的“两会”是难得的机会，我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其中吴老师是自然是重中之重。
我采访了几位经济学家。实在出乎我意料的是，竟无一人能给予系统的解答，哪怕是并不完整的解答！他们听了这些问题，甚至都显出很惊愕、很突然的表情。
我也反思，是我的提问过于唐突而不好回答，或是问题过于复杂而需要人家事先准备？
我真诚地希望能从吴老师这里得到“头脑激荡”。
第一次分组讨论休息期间，我跟随吴老师到休息厅，想约定个采访时间。
吴老师有点惊讶地问我：“你没看到我的告示吗？我后天下午有个专场的记者招待会呀。”的确，在分组审议时，几乎再也没有记者把吴老师请出会场，可能就是那则告示的作用吧。
“看到了，看到了。但我想请教的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可能谈不透，而且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吴老师想了片刻，“你现在说吧。”
我请吴老师坐下，就开始了提问：“吴老师，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伴随着物价上涨、甚至是通货膨胀。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却是连续三年的物价或是匍匐或是下跌。这该怎么解释？”
“嗯。”吴老师看了我一眼。
我抓紧时间继续提问，“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经济持续景气将形成充分就业、甚至人手不足。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却是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就业成了特别特别的大难题。这该怎么解释？”
“还有吗？”
“吴老师，在没有重大制度变更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与GDP的增长幅度大体应该保持同步。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十几年都高出GDP增长幅度的两三倍。这该怎么解释？”
我看吴老师没出声，干脆一鼓作气把问题抛出，“在没有重大科技发明问世并实现商品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应该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弹性系数。但近年中国能源消费几乎是零增长，而且能耗下降幅度也很小，但经济仍然高速增长，这又该怎么解释？”
沉默了一阵儿。
吴老师抬头看我，“经济速度不是已经从百分之十几降下来了吗？”
“吴老师，百分之七八的增长速度在我们看来是降低了，在国际上仍然是高速度高增长呀！”
“你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吗？”
我知道此次采访无法深入下去啦。
我转身走了。
3年多以后，报社一个记者从武汉开会回来告诉我，“吴敬琏老师说起你了。”
2003年7月2日，就央行旨在抑制房地产泡沫的121号文件遭到房地产大佬们口诛笔伐一事，我写了篇《房地产商凭什么怒气冲冲？》的长篇述评，见报后立刻成为人们热议的“爆款”。
次日，报社在武汉召开一个高层次的经济研讨会，请吴老师作主讲嘉宾。在去会场的商务车里，大家不知怎么议论起这篇文章。吴老师对身边那位我们报社的记者说了句，“你跟姜波熟悉吗？姜波是个另类的记者。”
另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