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岸信介1896年11月13日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山口市，原姓佐藤。后来由于过继给岸信政做养子，改姓岸。
1920年，岸信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进入农商省工作。1925年，日本政府实施机构改革，农商省分为农林省和商工省，岸被派往商工省任书记官。凭借他的才能，很快就由书记官提升为事务官。
1929年滨口幸雄内阁通过了“官吏减薪一成”的决议。此时，岸信介已经担任文书处首席事务官，他曾冒着被罢官的风险，带头参与反减薪运动。此举使他在政界大大增加了知名度，在一些人眼里，他俨然成了一个兼有统帅能力与政治手腕的人。甚至被看作是新官僚的代表人物。很多人都知道，在商工省里有个岸信介。他也由此在政界斩露头脚。
岸信介在商工省就职期间，历任工务、文书、统计科长，他竭力倡导统制经济，对于中小工商业亦主张加以统制。岸信介的经济统制思想与理论，适应了战时体制的生产政策，这就使他与日本财团和垄断资本家逐渐结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成了一个比较熟悉和掌握日本经济的实力派人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公然发动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日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此时的日本，经多年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系，已不能适应侵略战争的战时经济体系的需要，日本军部亦强力主张转变为“国防计划经济体制”，这正好与岸信介倡导的统制经济不谋而合，军部也由此把他看作为实现战时经济统制的可用之材。
实际上，就职于商工省的岸信介，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而是私下里与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饭村穰，以及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日本政府其他机构极力主张侵略亚洲的少壮派中坚力量秘密交往。吉本重义在《岸信介传》（东洋书馆1957年版）一书中曾经指出：“岸信介在去满洲之前，实际上已经和统治满洲的军部有相当深的关系”。
原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有末精三战后回忆也曾经说过“岸信介在去满洲之前，已经相当彻底地渗透到陆军内部中”。甚至有人认为，岸信介不仅是商工行政方面的行政才干，在思想方面，也博得了少壮派军人的好感。
1936年岸信介升任商工省工务局长后，更加明确地提出以日本国内所有的资源作为战争需要的物质供应基地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更多地要依靠日本在中国东北新扶植建立的伪满洲国的资源。并主张在还没有经过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伪满洲国由原始产业开发时起，便实行经济统制，实行“日满经济一体化”，以确保高度国防经济体制。其目的就是把伪满洲国的经济完全殖民化，成为日本继续对外侵略扩张的物资供应基地。
正当岸信介的事业顺风顺水，春风得意的时候，1936年9月17日，40岁的他却做出了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惊人之举，毅然辞去工务局长的职务，主动要求前往伪满洲国。
△ 1938年，岸信介(左一)在长春出席一个经济研讨会
二
岸信介辞职前往“满洲国”并不是他一时头脑发热，也不是心血来潮，这主要与他长期经营的统制经济的思想认识与理念有直接关系。岸信介始终认为统制经济在伪满洲国“大有可为”。在商工省工作期间，他不仅重视经营满洲的调查与研究，广泛搜集掌握相关的资料与情报。而且还与日本侵略者的少壮派军人秘密交往，寻求自己事业发展的支撑。
应该说，岸信介辞职赴“满洲国”是早有预谋的。因为此时的岸信介已经是日本商工省的工务局长，已具备了赴伪满洲国任职的资本与底牌。他清楚地认识到去伪满洲国是升官发财、展示才能、实现抱负的机遇。
当时的政治形势同样给他带来了机遇。1932年3月，日本为掩盖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欺骗世界舆论，在日本侵略者的亲自操纵和掌控下，建立起了以中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元首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同年9月15日，日本政府又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胁迫溥仪同意在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的《日满密约》的基础上，签订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其文本虽然很短，仅有两条，但涵盖面极为广泛。其中的第一条“所既存之日华两方面之条约、协定及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益”完全行之有效。可以说，是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了日本人可在中国东北任意而为之，当然也包括日本人可以充任伪满政府的各级官吏。
在日伪殖民统治者看来中国东北的战略资源丰富，在东北推行经济统制，掠夺战略资源，支持日益侵略扩张“大陆政策”，急需像岸信介这样的所谓一流的人才。岸信介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到了伪满洲国后，首先去关东军司令部拜会了时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并对他说“我可不是在日本政府里混不下了才来满洲的”，极力宣扬自己的“日满一体论”，说什么满洲的产业经济发展，绝对不单纯是满洲问题，对日本国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他甚至自以为是地说，产业经济应该由自己这样的经济官僚来做，关东军主要任务是维持好满洲的治安。
岸信介之所以这样放肆，是因为他是带着陆军省兵务局长阿南惟几的亲笔推荐信来伪满洲国的。为此，关东军把岸信介安排到伪满实业部任总务司长，并给予其“你就放开手干吧”指令。
岸信介从此方能肆无忌惮地推行自己经济统制理论。不仅如此，刚刚上任一个月零7天的他，想方设法进宫拜谒了伪满皇帝溥仪，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连岸信介自己曾毫不隐晦地说过，满洲问题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问题，一定要果断，豁出命来对待。这充分显示了其对中国推行经济统制的野心。
三
1936年10月21日，岸信介一到“满洲国”就被关东军派往伪满政府实业部任总务司长，挤掉了时任高桥康顺，并接替了他的临时产业调查局局长、特许发明局局长等职务。
总务司的设置是伪满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一个特色。伪满洲国成立初期，由日本侵略者一手操控的“国务院官制”。明确规定，国务院所辖各部设总务司，司长由日本人充任。实际上就是与国务院设总务厅一样，总务厅厅长（后称总务长官）操纵国务院的一切行政权，是实际上的总理。伪满国务总理（后改称国务总理大臣）只是傀儡，形同虚设。伪满的一切事物，都由关东军司令官、总务厅长等日系重要官员研究决定，总务厅长是实际上的执行者。总务司长在部内的权利与总务厅长类似，是政府各部的实际统治者。
1937年伪满政府改革，取消总务司设置，各部设置次长，总务司长绝大部分充任次长。伪满实业部改组为产业部。岸信介由此升任产业部次长，成了名正言顺的副职，产业部行政大权的实际操控人。
1939年3月22日，岸信介升任总务厅次长，仍兼产业部次长，主持着产业部的大权。因为总务长官被称为是伪满实际上的国务总理，那么，岸信介也就成为实质上的副总理。
此外，岸信介还于1936年10月21日任“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满洲帝国委员会”随员；11月6日任“土地制度调查会”委员。1937年8月16日，任“满洲鸭绿江水利发电株式会社”设立委员；12月14日任“满洲劳工协会”设立委员。1938年2月8日，任伪满民生振兴会议委员：2月17日，任“满洲油化工业设立委员会”委员；6月16日，任“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设立委员长；7月1日，任“水没地处理中央委员会”委员长；8月2日，任“企划委员会”一般委员；10月1日，任“简任文官铨衡委员会”及“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会”委员；10月17日，任“林场权委员会”委员。1939年1月18日，任“产业部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会”产业部分科委员会委员长；3月22日，任“宫廷营造筹备委员会”干事长、“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会总务厅分科委员会”委员长、“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干事长；4月20日，任“土地开发株式会社”设立委员；5月5日，任“满洲自动车制造株式会社”设立委员：5月8日，任“满洲国”赤十字社评议员；5月25日，任“总务厅委任文官考试委员会”委员长；6月1日，任“科学审议委员会”委员；9月3日，任“吉林人造石油株式会社”设立委员；10月14日，任“满洲特产专管会社”设立准备委员长。
从其所兼任的职务看，岸信介的权力可以说是插手到了除产业之外的方方面面。甚至连伪满宫廷的建设及伪满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建设都要亲自插手。
岸信介在伪满三年里，主要就职伪满实业部（1937年改组为产业部；1940年改组为兴农部）。实业部的主要职能是“掌管农业、林业、矿业、商业、工业及其他一般实业事项。”期间，岸信介经营的产业部不断扩编，大量安插日本官吏。
伪满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大臣及矿务司司长、工商司司长、商标局局长、权度局局长还是中国人挂名。改革后，大臣宦房的参事官（只有2名中国人）、秘书官、大臣官房人事科长、文书科长、会计科长清一色为日系官吏。只有毫无权利的资料科科长是中国人。司长也只有建设司司长是中国人。直辖的林野局长、畜产局长、特许发明局长、水利电气建设局局长、开拓局局长同样都是日本人。
在大量安插使用日本人官吏的同时，岸信介还仗着与关东军的密交，将他在日本政府任职时的故交旧友劝说到伪满政府任职，加之在伪满政府中任职的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群体，以及在伪满的日本财阀、财团等，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大部分都在伪满政府及重要企业任重要职务，把持着一切行政大权。
岸到伪满任职不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生产与军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战略物资急需大量增加。所谓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难以落实。在日本处于战时经济体制的特殊状态下，产业开发所需资金难以到位。岸信介凭借着他的老关系，与“满业”总裁鲇川义介、满铁总裁松岗洋右共同合作，使所谓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部分得以实行。
△ 岸信介与东条英机
四
1936年9月关东军、伪满政府、满铁在汤岗子召开会议，研究满洲开发五年计划目标方案，会议由伪满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主持，并对20种产品的五年生产能力做了预定，决定投资25亿元。
以汤岗子会议决定方案为基础，同年11月1日，确定了所谓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现地案》。星野直树亲自赴日本上交该方案审批。1937年3月日本对满事务局通过了该方案。
此时，岸信介已经到伪满赴任近半年。他亲自参与了该计划方案的制定。正如总务长官星野直树的继任武部六藏所说的那样“拟定第一次计划时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和产业部次长岸信介，这两个人是制定计划的中心人物。关东军方面中心人物则是第四课（当时为第三课）的参谋秋永中佐。
要实行满洲产业开发计划，当时只靠满洲国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日本的援助。所以该计划的制定，是和日本政府及军部进行了充分的协商。”
日伪制定的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于1937年开始实施。给时任产业部次长的岸信介带来了推行其统制经济理想与政策的机遇。他在兼任临时产业调查局长的同时，任用他的亲信椎名悦三郎为调查部部长，不遗余力地调查掌握伪满的资源状况，以便推行所谓的统制经济，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指标，对中国东北的经济实行全面的统制和掠夺。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伪又于1938年以星野直树、岸信介为核心修改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这些指标本来就是不切实际的庞大的掠夺计划，修改后的生产指标更是大幅度提高，如生铁由1936年末生产能力仅为85万吨，当初的计划为253万吨，修改后则达到450万吨；钢筋1936年末的生产能力为58万吨，原计划指标为185万吨，修改后则达到316万吨。其他所有项目的指标都有了数倍的增长。
此时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几乎成了战时物资动员计划，完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战争的轨道，成了日本战时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也毫无疑问为岸信介提供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他坚决主张，为了进行战争，必须实行彻底的经济产业控制。
事实是，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矛盾频发，产品不达标，产品落空，产品过剩都使计划的实施受到严重挫折。但也有一些重点项目，如生铁、煤炭等一些侵略战争急需物资，日伪殖民统治者通过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近乎疯狂的掠夺，也确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1937年5月1日，伪满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成为了岸信介公开推行产业开发的五年计划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强化了以国防产业为主体的伪满经济一体化。岸信介全面操纵、控制的伪满产业部就是推行该法的主管部门。不但对企业严控，采取许可制，而且也对生产过程加以统制和监督。
日伪殖民统治者为了保障产业五年计划的实施，想尽一切办法发展军用物资的军需企业。1937年12月27日，岸信介伙同关东军及日伪相关重要政府部门首脑合谋，在伪满新京创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并把被称为日本新兴财阀之首的，仅次于“三井”、“三菱”财团的日本第三大企业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的资产引入伪满，日产总裁鲇川义介摇身一变成为“满业”总裁。
△ 鲇川义介
“满业”是一个在中国东北地区综合开发钢铁、煤炭、轻金属等矿产资源、重工业资源，并且是从原料加工到飞机、汽车等高级机械工业的大规模垄断集团，是垄断东北重工业的国策会社，是推行统制经济的具体执行者。
鲇川义介和他“日本产业株式会社”之所以迁来中国东北，是由于关东军的重视与拉拢。
1936年秋，关东军就特邀请了日本产业界的巨头，以征求产业开发计划的理由，来中国东北视察。在所有被邀请的人中，只有鲇川义介抱有很大的兴趣，并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回国后还专门撰写了《满洲现地视察报告》，对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其中明确提出：“满洲国”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兴办重工业的三大要素一铁、煤炭、轻金属；把这些资源放在一个企业的统筹下，加以综合开发，进行从开发地下资源到飞机、汽车的制造事业，建立一个在日本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重工业系统，这才是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办法。他的想法完全符合岸信介的统制经济策略，以他敏锐的观察力，看到了自己在中国东北能捞取极大利益的大好机会。
岸信介要推行统制经济，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不但需要这样人才，更需要他的资金，恰巧岸又与鲇川是同乡，在日本任职时又是至交。为此，当仁不让亲自出面游说鲇川，促其尽快下决心到伪满联手产业开发，服务于日本日益对外扩张的政策。
岸因此成了日产迁入中国东北的主导人物。岸信介也被看成是满业的创始人。与鲇川义介、东条英机、星野直树、松岗洋佑，并称为日本殖民统治在东北的五霸。
日伪为了推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掠夺战略资源，需要大量的劳动者。而当时的伪满洲国存在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象。为此，他们煞费苦心在中国的华北地区通过诱骗的方式，大规模招募劳工。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为32万余人，1938年为49万余人，1939年达到98万5000多人，至1940年，猛增至130多万人。
他们把诱骗或抓捕的劳工，分别派往矿山、大力采掘矿产资源，恶劣的劳动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残酷的压榨与剥削，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生活，致使广大劳工毫无人身安全，冻死、饿死及伤残者难以累计。
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至1945年仅抚顺煤矿死亡劳工就达30万之多。西安煤矿1931年至1945年间，死难矿工达74000余人。平均每天就死亡50人。在东北的抚顺、阜新、西安（今辽源）、鸡西、蛟河、营城、通化、老头沟等地至今还保存的万人坑遗址遗迹就是铁证。
△ 岸信介作为战犯时的照片
五
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建立伪满傀儡政权后，推行殖民统治与殖民掠夺，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经济短缺，收支极不平衡。想尽办法寻找巨额资源充实财政收入的良策。他们看到的是鸦片的巨额利润与作用。为此，推行鸦片专卖政策，公开出售鸦片，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毒害东北人民，麻痹东北人民的反抗意识。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所需资金与战略资源极速膨胀，此时在伪满任重要职务的岸信介正是推行产业开发，掠夺战略资源，与支持侵略扩张政策的关键人物。虽然看起来他没有直接插手鸦片贸易，但他纵容鸦片贸易，掌控鸦片、棉花与粮食的种植，却是不争的事实。
他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先后任伪满总务厅主计处长、企划处长、次长的古海忠之，先后任伪满警务司长、协和会总务部长、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理事长的甘粕正彦，号称“鸦片王”的里见甫等人，都是鸦片交易的主使和推广者。
△ 里见甫
古海忠之到伪满后，即参与了公开贩卖鸦片计划，采用强制栽种、强制收买、公开贩卖等手段推行鸦片贸易，毒害东北人民。在古海忠之由总务厅主计处长转任企划处长后，主持策划了伪满“鸦片断禁政策”，成立了所谓“禁烟总局”，名为“断禁”，但实际上鸦片交易反而更加猖獗，吸食者、贩卖者越来越多。古海忠之作为战犯经过抚顺战犯改造，释放回日本后，岸信介还亲自为其谋取了东京批发中心社长的职务。
号称为“鸦片王”的里见甫，是伪满国通社的创始人，他以首任主编身份，从事情报收集、宣传瓦解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日本军方对军费的巨额要求，里见甫与大特务甘粕正彦、影佐祯昭合谋，在上海创立的所谓“里见机关”，专门从事鸦片贸易。用里见甫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战时体制的控制下，从事鸦片贸易，收益的一部分用于填补陆军军费，一部分扶植伪满、汪伪及伪蒙疆等几个日伪傀儡政权。
据新发现的“里见文献”记载，仅1941年，里见甫就向日军占领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220吨，获利3亿元，相当于汪伪政府一年的预算。里见甫经营鸦片大部分来自伪满，离不开伪满政府的支持，更离不开主管掌控鸦片种植的岸信介。为此，里见甫少不了拿自己中饱私囊的资金来贿赂岸信介，并供其挥霍。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使他们越走越近，关系越来越密切。
里见甫死后，岸信介不仅亲自前往送葬，还亲自为他书写了墓碑。原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扶之、禁烟总务局局长难波经一，也出面为其送犯葬，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至于甘粕正彦与里见甫狼狈为奸大发鸦片惩贸易之财，对大权在握的岸信介投其所好，把交易鸦片捞取的巨额利润供其作为秘密消费的资金。
实际上，岸信介虽然在伪满任职的时间并不长，能与东条英机、星野直树、鲇川义介、松岗洋佑并称“满洲五霸”，或称“满洲五人帮”，可见其地位、权势以及所作所为是何等重要。
可以说，在伪满期间，岸信介为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通过职务之便，通过推行自己的“经济统制”理论，为日本侵略者掠夺了大量的战略资源，并捞取了大量的政治资本，作为日伪殖民统治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二战结束后，岸信介作为东条英机内阁的重要阁僚，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东京巢鸭监狱。1948年12月24日，岸信介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死的翌日获释。
这是因为他的政治嗅觉灵敏，老奸巨猾所致。塞班岛战役之时，岸信介已经看到了日本失败大局已定，为此与东条英机发生争吵逼迫东条英机率全体内阁辞职。
辞职后，岸信介回老家组建了一个所谓的民间团体，打着反对东条结束战争的旗帜进行演讲，迅速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反战者”。将盟军的视线都转移到了东条英机的身上，想方设法开脱自己的罪责。因此暂时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
加之1948年在宣判东条英机等一批甲级战犯被处绞刑后，美国占领军从压制日本转为扶植日本右翼势力，不再支持继续审判日本战犯，或许是他们看到了扶植亲美反共立场的岸信介可能会为之所用。为此岸信介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被释放，成了漏网之鱼。
本文选自《溥仪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