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
【编者按】美国中部时间2022年8月10日10点27分，著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院逝世。他被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提出过“恋地情结”、“恐惧景观”、“空间与地方”等重要学术概念，对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段义孚，被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
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少年时代因父亲职务变动四处漂泊读书，从天津到重庆，从澳大利亚、菲律宾到英国等地。他1951年和1955年分别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和硕士，1957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获博士。他本来学的是地貌，后来却关注人地关系问题，或许也是因为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经验，让他深知文化的影响力，开始致力于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极具智慧的阐发，提出了著名的“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
地理学研究不缺少科学性的描述和客观数据，但在那个英勇探索的时代，探险家深入海洋、山岳、森林、洞穴、沙漠和极地冰原，检验着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忍耐，在段义孚看来是充满“浪漫主义”的，也正因为此，人类的“爱好”与“惧怕”、人类对环境作出的反应以及文化的影响，也是地理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主题。段义孚在《浪漫地理学》中指出，若将精神视为人类存在的核心，或许人类需要将整个宇宙当作游乐场：超越中庸之道，信奉诸如光与暗、高与低、头脑与肌肉等两极化价值，皈依一些并不满足生存需要，却迎合热烈的浪漫渴望的地理环境。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段义孚著作《浪漫地理学》中“森林”一章中的若干章节: “浪漫”与“地理学”看似矛盾，但段义孚用灵动的笔调，向我们讲述人性与大地的互动，批判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浪漫地理学》，[美国]段义孚（著）、陆小璇（译）；2021年8月；译林出版社
森林
大约在一万两千年前，人类发明了农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农夫们在森林的荒蛮之中艰难地维持着属于人类的世界。数千年来，农夫们一直把森林看作威胁。森林的确提供了木柴、建材和猎物，但只要人们穿过了丛林边缘，就将置身于强盗、野蛮人、危险禽兽，以及邪恶灵怪出没的地域。一些词语中铭刻着置身森林深处的人之恐惧。比如，英文中意指“野蛮”的“savage”一词，是由一种叫作“silva”的树木演化而来；而意指“异客”或“外人”的“foreigner”一词，与“forest”（森林）有相同的词根。在一本17世纪中叶的字典中，用于描述森林的词语包括“可怕的”、“阴森的”、“野蛮的”、“怪异的”、“忧郁的”和“怪兽萦绕的”。25即使是在18世纪，绕过森林去访问亲戚或处理生意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森林占据了陆地的大部分区域。
童年的我们多少都经历过的恐惧之一，便是被抛弃。很多童话故事，以至那些可追溯于18世纪的民间传说，述说了那些被遗弃在“深林”中不得不独自生存的孩子。于孩童而言，比成人还高的树木如同巨人，高耸屹立，遮天蔽日，使他们陷于一个充斥着邪恶野兽和幽灵的扑朔迷离的世界。那些在森林中存活下来，并终于见到阳光普照大地的孩子最终长大成人。森林因而在童话故事中成为孩子成长所必经的试炼场。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并不孤单，他们会经常遇到一个友善的巨人抑或向导。童话故事经常还会更进一步给孩子以慰藉，告诉他们森林也有尽头而并非无穷之境。
一些词语中铭刻着置身森林深处的人之恐惧。 视觉中国 图
如果说温带森林让人望而生畏，那么热带雨林就更是如此——特别是对于那些迷失于此的外来者——过度的繁茂令人望而却步。不同种类的树木生长到不同高度，营造出一个层林笼罩的冠盖。藤蔓植物从一棵树攀搭至另一棵树。人的视线被向各个方向伸展的繁茂枝叶阻隔。若在这纷乱的生物群落中迷了路，那便如噩梦。这些丰饶且缠结不清的生命体，仿若一个令人悸恐的巨兽，迫不及待地将一切进入其身体的事物吞噬蚀没。除了视觉上的混乱外，还有自八方而来的怖人之音。雨林如坟冢般的寂静可以没有先兆地被打破，变成充斥着咆哮和尖叫的疯人院。美国作家亚历克斯·肖马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考察了亚马孙的一个村庄。这是他对雨林之音的描述：
密集而有节律的声响在沉睡的村庄里回荡。螽斯发出响亮而沉稳的嗡嗡声，巨大的蟑螂嘶嘶地叫着，树蛙咯咯不休，其他的昆虫也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不同八度的鸣声。通过回声定位猎物的蝙蝠，随机地发出轻柔的断音，如同雨打湿屋顶的声音。［然后掠食者吼猴出现了。］有时在午夜时分，我会被深林中传出来的一种神秘诡谲的声音惊醒——那是吼猴疾风暴雨般的嘶鸣。那声音就像是由数以百计的吼猴发出的，虽然可能远远少于这个数量。那不绝于耳的咆哮声相互纠缠着。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狂野骇人的声音。
对于一个习惯了举止安静的欧洲人来说，非洲土著也会被其视作极为吵闹的。如一篇写于1623年的文章所述：“这些鼓手白天都有日常的工作，只是夜幕降临后他们开始修整开放的院子，然后在此一直敲鼓、跳环、歌唱，制造一种异教徒般的声响，直到黎明破晓的时刻——这是他们持续多年的习俗。”两百年之后，另一位白人抱怨道：“在非洲，不管一个人是健康还是有疾，其实都是一样的，平静或安详都无处找寻。相比于动物的吵叫声，说真的，我们更会被妇女喋喋不休的聊天声所恼。这些声音时时刻刻萦绕于耳，我真的觉得于她们而言，只有疾病和死亡才会让她们安静下来。”对于视噪声为粗俗的欧洲人来说，这种总是寻求和他人在一起，而且总是寻求将自我意识置于不间断的噪声中的人们都是粗鲁的、野蛮的，或者简而言之，是进化不完全的。
气味是生物的一个特性。在某处的生物越多，这个地方的气味就越发刺激。热带雨林无疑是地球上天然的最难闻的地方之一了。然而生活于此的人们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气味的侵袭。他们最初可能感觉气味无可阻挡，但这很快就消解了。欧洲人会觉得浓烈的热带气味怡人吗？或许只有那些抱怨本国缺少气味刺激的欧洲人才会这么想。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感到身体不适或迷失方向时，欧洲人可能觉得那些气味意味着腐烂与变质，而非生长与生存。在19世纪，欧洲人开始相信他们称为“邪恶的瘴气”的东西。它们源于被翻开的土壤和腐烂的植物。被风携带和扩散着的这些可扩散物在哪里着陆，便会在哪里引发疾病和死亡——因而，热带雨林也有着“白人的坟墓”之名。一个英国人于1881年写道：
无论哪个方向的风盛行，在具有吸湿性大气的协助下，那些伴随热带快速的腐烂过程所生成的物质，悬浮于云朵之下的特定地方，像毒气般侵害着任何与其接触之人。人们对这些可扩散物中的有毒成分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因而居民关闭门窗阻挡陆风，而且经常在其卧室里对空气进行加热祛毒，即在他们临睡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卧室里放入一个燃着木炭的小炉。
当我们了解到这些建立在持续了数个世纪、由自称“文明人”的群体所宣扬的“先进——落后”两极化价值观之上的观点，森林被视作进步的阻障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需要被清除以使光明和理性进入蛮荒之地。在西方，这种观点至少从盛行天空崇拜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很普遍。森林的庇荫被视为令人厌恶的东西，因为它阻隔了作为明晰和秩序的来源的太阳和星星。所有高等的文化（文明）都受到来自天空的启发，却对森林不屑一顾，即使其生存有赖于森林中的树木和猎物，即使他们在宗教和诗歌里为森林唱颂。比如，作为全世界土地最裸露的国家之一，中国盛行着强调尊重自然的道教。然而对道教徒而言，自然更多地意味着一棵极具画意的树或是寺庙旁的一小片松林，而非一片森林，更不是一片纷繁茂密的热带雨林。在东汉年间（25—220年），华北平原上的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向南方迁徙。在那里，他们初次看到大面积的热带植物，可他们并不为这眼前所见而欢喜。当时的一首诗歌展现了他们对此感到的恐惧和厌恶。
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
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
在持续了数个世纪、由自称“文明人”的群体所宣扬的“先进——落后”两极化价值观之上的观点，森林被视作进步的阻障。
不过，上述例子发生在古代。到了20世纪末，全球各地已摆脱了神学传统的“理性者”不再惧怕森林，而是看到了森林有价值的一面。他们将森林看作有用的资源，或是需要被保护甚至修复的美好事物。在讨论森林修复这个议题时，一个经常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应该把森林修复至过去哪一个时间段的何种状态。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雨林是刚果雨林和亚马孙雨林。在欧洲人来此拓荒之前，这两个雨林是从未被破坏过的绿毯的假说，被证实是错误的。首先，以刚果雨林为例。大概两三千年前，班图人从现在的尼日利亚东部迁移到刚果。既是农耕专家亦是炼铁专家的班图人，通过砍伐雨林中的树木来开展烧耕农业并炼铁。简而言之，他们深刻地改变了雨林。亚马孙雨林在一两千年前发生的变化更为巨大，因为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从那时起在亚马孙盆地西端繁荣起来。这里所说的“文明”是一种崇尚简洁和明晰的价值体系——雨林的深处散布着一些方形、八边形、圆形、长方形和椭圆形的深坑。因为有些土坑可达20英尺（约为6米）深，一个早期的假设是其具有防御功用；然而，因为没有在那里发现任何人类居住和耕作的遗迹，这个假设后来被推翻。几何图形可能具有某种宗教的意义。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种宗教可能只是某种形式的原始太阳崇拜，而非后来出现的那些与雨林环境抗争的锄耕农作者所开展的植物和动物崇拜。
亚马孙丛林中诸多考古遗迹所指向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那里的森林采伐发生过不止一次：文明浮现、衰亡，继而被森林取代的过程数次循环出现。这种反复表明，古亚马孙人并不擅于吸取祖先的教训。抑或他们别无选择，一旦有重启通往文明之途的机会，他们便无法抵御这种诱惑？与密林抗争、以简去繁、将光明带入黑暗的欲望自古难于抗拒，而绝非现代文明才有的反常现象。
亚马孙丛林的森林采伐 视觉中国 图
文明鼓励个体展现才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会被认可和记载。写作由始至终支持着这个进程：首先，它被宗教用以规范礼拜；其后，它被政府行政人员和商人用以展开记录和协调合作；最终，当个体拥有了写作的权利，写作的功能便不仅是记录，还可以详尽阐述写作者自身及他人的经历。热带文明没有为我们留下记录个人观点和思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很难了解那些还未受到欧洲文明影响的亚马孙雨林居民是如何认知其生活和世界的。会不会有人浪漫地渴求体验雨林居民对其生活环境的原始情怀？这个问题并不荒谬，因为“怀旧”是当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的情绪——这似乎是人性法则。
中国人一度向往“黄金时代”，那便是其将往昔浪漫化的方式。在道教的影响下，那些在强大而辉煌的帝国供职的儒家朝臣，开始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转而寻求回归朴素的生活。尽管如此，中国人的“怀旧”也很少包括对未开化或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他们并不钦羡野蛮人身上那种动物性的活力和野性的优雅。欧洲的作家和艺术家却有所不同。他们已然厌倦了那种与叮当的茶杯声和白色的遮阳伞相伴的生活，而渴求那种存在于原始人身上的生命活力。他们中的一位，安德烈·纪德，于1925年到访中非。他在那里的体验充斥着矛盾。他喜爱黑人，喜爱“他们欢愉的肌肉，和他们粗野的热情”。他觉得他们的嬉戏是那么的“迷人”，他们的笑声是那么的“直率”。他看着他们“如鳗鱼般”在水中闪现。纪德笔下的非洲人有如好看的动物。尽管他憎恨白人殖民者和商人对非洲人的剥削，但这无异于——我猜想——他憎恨将纯种阿拉伯马变成驮马一样。
对于非洲的景观，纪德觉得它的广袤和无垠是对个体自我意识的一种威胁。他在小范围内可以欣赏大自然的陌生感，然而“那种巨型感，那种不确定性，那种方向感、设计感和组织架构的迷失”让他感到不安。文化意味着区别对待。为什么非洲人不树立标识表明这是最高的山，那是最湍急的河或最壮丽的日落？尽管他这样抱怨着，然而纪德逃往非洲恰恰是因为他厌倦了欧洲那种偏好组织结构又以个体独立为荣的矛盾结合。
从阅读量、研究深度和影响力上看，有关刚果的诸多小说，无一能出于1899年出版的约瑟夫·康拉德所作《黑暗的心》其右。如果象征性地看，人们可能认为题目中的“黑暗”泛指非洲，亦特指刚果雨林；但其实不然。如果康拉德所说的“黑暗”是指人类心灵的黑暗，为何故事的背景是非洲，特别是刚果？事实上，书中对地理环境的描写并不多。同时，在康拉德的描述中，“光明”一词比“黑暗”或者“黯淡”更多地被提及。这又是为什么？从某种层面上讲，上述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书中所描述的场景中一探究竟。故事常常发生在沿河与河畔区域；在热带正午的阳光下，这些地方总是洒满炫目的光芒。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光明”和“黑暗”指的是一种精神——道德状态，即并非“光明”或“白色”总是代表好的方面，而“黑暗”或“黑色”代表不好的方面。康拉德的“黑暗”是潜于我们身体内核之中的恶魔，无论我们外在是如何有修养、如何纯洁。对他而言，溯刚果河而上是适时地回到过去——那里既有纯真，也有丑陋和狂乱。
汽艇沿着这一片黑色的不可理解的狂乱情景慢慢前进。这些史前人是在诅咒我们，是在向我们祈祷，还是在欢迎我们——谁知道呢？我们已被切断了对我们所在环境进行理解的通路；我们好似幽灵一般地滑过去，很像是一些面对着疯人院暴乱的头脑清醒的人，百思不解，又暗自感到惊恐。我们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得太远，无法记起了，因为我们是在地球开始时期的黑夜中旅行，那段时间早已过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中非西南部的雨林中，俾格米人从一种藤本植物中取水喝。 视觉中国 图
康拉德笔下那个讲述着其在非洲刚果旅行经历的年轻人马洛，是怎么描述穿越雨林的感受的？“他们的确是人类。他们号叫着，跳跃着，旋转着，做着各种可怕的鬼脸。然而想到与这些野蛮而狂热地喧嚣着的人有着远亲关系，会让你心惊肉跳。这想法真是令人厌恶。”
《黑暗的心》反复呈现着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特别是在尾声。什么事物是美好的？什么可被归于“光明”和“理性”？小说中的白人贸易商库尔兹最初似乎是一个好人，一个矢志将西方的“文明进步”带给非洲土著的具有非凡才能之人。的确，他也是一名成功的代理商，收集到比其他殖民者更多的象牙；然而，殖民贸易的成功只能通过残酷的剥削获得。这种剥削或许在初期是有节制的，却只能以道德的腐朽和消亡告终。是否还有更深层的黑暗与腐化？或许那抽象而强硬的“理性”才是罪魁祸首？在那丛林深处的贸易点，库尔兹将他自己从所有普遍的礼仪和真理中抽离。殖民者库尔兹最终堕落成贪婪的恶魔，那种在康拉德看来如同一条冬眠着的蛇一般，盘绕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恶魔。
责任编辑：王昱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