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香山
初见面的一席话
1937年10月初，正是平型关大捷之后。深秋的晋北山野，树叶尽落，天空碧蓝，从北面和西面的群山深处，不时传来隐隐炮声。
我（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从上海赶到这里——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驻地五台南茹村已经五六天了。与和我差不多同时间到达的六七位留日学生一起，我们被安顿在总政宣传部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下午，宣传部的王科长通知我们说，总政副主任邓小平同志约我们谈话。
邓小平与刘伯承
我们随王科长走进小平同志的住房，王科长向一个约摸30岁左右的同志行礼，我们也行了礼。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小平同志。他站起来，向我们回礼。小平同志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显得很精明强干，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粗布军装。他的住室收拾得很干净，八仙桌上有几本书和一些薄薄的文件，炕上有一条毯子和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薄被，墙上挂了一个皮挎包。小平同志让我们坐下，叫勤务员给每人倒了一杯白开水，接着就问每人的经历和来此地后对八路军的印象。由于是初次同八路军的高级干部谈话，大家都显得有些拘束，回答得不那么踊跃。小平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就微笑着说，大家可以随便地谈谈嘛。于是我们又穿插地谈了一阵。我也讲了北上途中看到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部队的溃退状况，感到十分泄气。
之后，小平同志就讲话了。他首先表示，八路军正需要知识分子这样的新血液，所以非常欢迎我们这些学生参加八路军。接着，他谈到抗日战争，指出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而不能是单纯的政府抗战。中国共产党为此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要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他还说，当务之急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目前在华北战场，中央军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八路军不光要打仗，还一定要发动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
小平同志鼓励我们要在部队中接受长期战争的考验，并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他最后叮嘱我们说，八路军里的战士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的，他们文化程度低一些，但政治坚定，作战勇敢，有实际经验，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做到尊重工农干部，两者要搞好团结，你们遇到有什么不了解的问题或困难，可以同老干部谈，他们会热情帮助你们的。
这次谈话不到两个小时，但对我们这些初到八路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教益的，同时也使我们感觉到八路军的首长没有什么官架子，平易近人，上下级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
永远萦回在我心里的话
在涉县清漳河畔绿树成荫的核桃树边，师直属队干部为纪念建党19周年举行集会。小平同志在会上做了报告。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似乎平淡，实则内涵有千钧之重，因而一直萦回在我的心头而不忘。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简述了党的历史，讲到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我们党的成就，他指出，自那时以来我们党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八路军新四军扩大了，在抗日战场上打了不少胜仗。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紧接着，他又感慨地讲了下面这样的一段话：同志们是幸福的，因为大家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工作，不论是谁，只要诚诚恳恳地干，都会不断地取得成绩。而在过去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那时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成果，而且还会不断受到挫折和损失，这使人很痛苦。希望大家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
很明显，小平同志是有过这种痛苦经历的。1933年他在江西苏区工作时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当作江西的“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后来红军总政治部把他调去，分配到宣传部主编报纸。这正是小平同志在“文革”以后，同外宾谈话时讲到的“三下三上”的个人经历中的第一次“下”。 所以他对在正确路线下工作是如何的“幸福”，要比我们理解得更深更透。
一幅融洽的画面
1940年8月，一二九师部队参加百团大战，担负破击正太铁路西段的任务，我随师前线指挥部到了前方。
记得是在师指挥部宿营于昔阳县安丰的那一天，司令部参谋打来电话通知我，刘邓首长有事找我，要我立即去一趟。我揣摩不出是什么紧要事，放下话筒，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司令部刘邓首长的住所。站在院子里的警卫员见我到了，指了指门口挂着一条布被单门帘的窑洞说，快进去吧，首长在里面。
我轻轻地掀开门帘，走进窑洞。室内光线暗淡，我看到刘师长和邓政委正并肩地站在一张钉在窑洞壁上的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大地图前。在我敬礼后，小平同志侧过头来望了我一下，示意我等一等。这时，我才看清他正端着一支点燃了的蜡烛，照着刘师长手指的地方，当刘师长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时，小平同志拿着的蜡烛也就随着刘师长的手指头移动。因为刘师长的一只眼睛失明，印在地图上的地名比蚂蚁还小，不容易看清楚，小平同志就帮着刘师长把地名念出来，他们还不时地商量着部队移动的路线。
看完地图后，刘邓首长就开始向我问话，向我了解有关这次战役中的日本俘虏情况，问这些俘虏是否都已送往后方。我报告说，日本俘虏都已经陆续地送走了，一个也没有留在前线指挥部。小平同志说，那就好了。我们担心还有俘虏留在前方梯队里，行动不便，万一在行动中跑掉一个，那就会泄露秘密。
因为是在紧急的作战状态下，我不敢多耽误他们一分钟，一谈完话就立即告辞出来。
然而，我当时看到他们两人并肩站在军用地图前同心协力地商量部队如何行动的那幅动人的图画，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此后的岁月中，我看到或听到他们两位同心协力、互相切磋、互相关怀、亲密团结的事例就更多了。
轻装出访
1954年小平同志继任弼时同志之后，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接着分工主管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1956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仍主管中联部工作。而我这段时期一直在中联部工作，因此就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小平同志。
在小平同志分工管中联部工作期间，我曾跟随他去了七趟苏联，除了参加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是属于一种礼仪性的活动以外，其余六次都是工作访问，有的是两党谈判或会谈，有的是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也有的是参加2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莫斯科声明》，为此在莫斯科滞留几个星期。无论哪种情况，每次出国到苏联后，小平同志往往只是来往于莫斯科的三个地点：列宁山上的宾馆，克里姆林宫，中国驻苏使馆。只要会谈或会议一结束，他就立即返国，不在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小平同志担任团长的场合，他从来不向主持组织代表团出访的单位，提出礼宾上的或生活上的要求，同时对主人在这方面的一些安排，也无意计较。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会谈和工作，关于代表团的团员和随行人员，总是力求精干。小平同志自己一般不带秘书，这方面的工作，依靠代表团的工作班子来做。他也不带随身医生或护士，最多带上一个警卫员，但这也仅仅是为了照顾一下日常生活而不是名副其实的警卫，因为到了苏联，这种警卫工作只能由邀请方面来负责。作为团长的小平同志是如此安排，其他团员也就随着从简了。这样代表团就减少了很多冗员，同时也减少了代表团的内部事务，而使整个代表团集中注意力于对外工作。
（摘自《张香山记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