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在耶鲁大学例行举办的新老生橄榄球对抗赛上，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在关键时刻触底得分，从而成就了耶鲁大学建校历史上新生队的首次胜利。
此人就是中国“海外留学第一人”容闳，耶鲁大学乃至所有美国大学里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其画像至今仍悬挂在耶鲁大学的校园中。长期研究中美历史关系的以色列学者利尔·莱博维茨（Liel Leibovitz）如此感慨：“中国如今的现代化，实际从容闳在耶鲁大学橄榄球比赛中触底得分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
但就在上个月，教育部发布了2019年第一号留学预警，提醒广大想要赴美留学的学生谨慎前往美国留学。
在中美关系如此恶化的情况下，留学生们也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拨140年，当整个世界开始一场工业革命的竞争时，有一群来自中国的幼童，被送到了这个竞技场的中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当时破败的旧中国带来了一丝曙光。
这一切都与一个叫容闳的人有关。
1928年11月，广东香山县的一户人家中迎来一个新生命，他被取名为容闳。
1928年的中国虽然还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中，但是这个与澳门只有百米之距的小县城里却悄悄打开了一扇窥视外面世界的窗口。
容闳的家庭并不富裕，所以在容闳七岁时，父亲将他带到了澳门，因为这里有一所洋人创办的西式学堂，不但不收学费还管吃管住提供日常用品。
这所学堂就是马礼逊预备学堂，容闳就在这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西式教育，西方文明的种子就这样埋在了这个中国男孩的心里，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1846年秋天，担任校长的美国教育家布朗病重回国，他希望带几个同学到美国完成学业，当时全班鸦雀无声，全班同学面面相觑，无人敢应。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要知道，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那个时候一般人都认为，出国留学或者是仅仅出国都可以看作是奇耻大辱，尤其是家庭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尤其看不上出国这件事。
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拥有相似的品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关键时候要作出正确决定。容闳这个勇敢的决定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后来很多中国孩子的命运。
容闳和他的两个同学和校长来到美国后，就读于美国最好的预备学校——孟松学校，按照香港教会人士的资助，他们将在这里学习两年，然后回国。然而在孟松学校的第二年，一切都改变了，见识过美国的繁荣与先进后，容闳决定留下来继续读大学。
只是，资金成了最大的问题。摆在容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孟松学校的校董可以提供资助，但前提是回国时必须要从事传教士的工作；第二是去爱丁堡大学学习专科。
显然，这两条路都不是容闳的理想，容闳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记录过当时的想法：“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经血，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中国者为之。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
是的，传教和一门专门的技术都救不了中国，只有改变人们的思想才可以，这也是后来许多中国能人志士所共同努力的。
好在容闳的执着感动了一家妇女协会，答应为他资助学费，就这样容闳开始了他的耶鲁之旅，他成为了该校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才入学时，奇装异服的容闳经常遭到美国同学的耻笑，但是在英文考试中两次拿到第一让班上的美国同学对他彻底改观。甚至有美国同学说出了这样的话：“尽管一个‘中国佬’从这所学校的‘美国本地佬’手中拿走了不少奖状，我想你会发现人们无不对你这个聪明人的成功感到高兴。”
当他日甚一日的爱上异国的文化文明时，新大陆的自由之精神，活泼之思想已经一点点融入了他的血液。虽然美国的生活丰富多彩，但是容闳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祖国和祖国的人民还处在愚昧封闭之中。
他为自己定下了这样的人生目标：“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利益。”
我不仅要一个人享受先进的文明，我还要让我的同胞们也看看这外面的世界，这样，中华民族才有救。
怀抱了这样的理想，容闳拒绝了《纽约时报》主编的邀请，放弃了光明的未来和优渥的生活，毅然决然回到了祖国。
容闳家庭条件并不好，留洋归来，他有很多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他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工作体面且收入不菲。他还曾从事茶叶贩卖，但终因放不下曾经立志的“大事业”，转身投入到“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之中。
其实，在推动幼童留学之前，容闳还完成了一件很少被后人提及的大事——受曾国藩之托，他从国外采购100多台机器，为第一家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精通英语的容闳，就像中西方沟通的一座桥梁，他在太平洋两岸的朋友圈中都不乏重量级人物。中国这边，有李鸿章、曾国藩、洪秀全、孙中山、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等；美国那边，则有曾两任美国总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曾派员赴海外留学，比晚清早不了几年。其推动者同样是当年带容闳赴美的布朗夫妇。自1863年起，日本陆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1870年颁发《海外留学规则》，实现了留学的法制化、常态化——日本海外留学“1886年92人，1871年170人，1873年373人。到中国撤回留美幼童时，日本留学生已经达到4800多人，其中还有20多名女留学生”。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一部分还是政府官员，这对推动社会变革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晚清幼童赴美留学夭折一事，许多人习惯将问题归咎于留学正监督吴子登。吴子登至多只能算是根引子，事实上，清廷包括洋务派在内，之所以同意幼童留学，其重要前提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清政府看来，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然而，读洋文远胜读中文的容闳对此显然领悟不够，这也给他力推的幼童留学一事的夭折埋下了伏笔。
幼童留学未必能改写历史，但是，如果“留学工程”能按容闳的预想，持之以恒地推动下去，中日差距未必会越拉越大。在后来的中日几次战争中，中国或许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告别幼童留学事业的容闳，仍然频繁奔波于太平洋两岸，期望以一已之力为国家兴旺做出更多贡献。正是他不辞辛劳的奔波，点燃了许多国人对国际社会的求知欲。
1912年4月12日，容闳逝于美国。有美国人评价容闳：“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爱国，有的人习惯慷慨激昂的言说，容闳则是数十年地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