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现代教育以来，请名人演讲便成惯例。鲁迅先生也未能免俗，时而应邀作些演讲，如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讲《革命时代的文学》。能到黄埔军校演讲，可见蒋介石对鲁迅的器重。“四一二”政变后，鲁迅是痛批国民党政府的，因此遭到国民党的通缉。鲁迅不躲不藏，却便未被国民党缉拿归案。这表明蒋介石对鲁迅似有不舍。特别是鲁迅病重，蒋介石还指示拨款给鲁迅治病；鲁迅去世，蒋介石专门派上海市长前往吊唁，并送去“鲁迅先生千古”的挽联。蒋介石对鲁迅是有忌有恨，有敬有慕。这倒有点魏晋风度。
1927年7月23日和26日，鲁迅在广州夏季学术会上作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看这题目，就知演讲内容之丰富和演讲之风趣。这应该是鲁迅先生最好的演讲了。
魏晋两朝是一段特别的历史。一般而言，王朝兴盛则文艺繁荣，如唐宋；至暗时代则名篇警世，如《离骚》。而魏晋，君王更迭频繁，战乱纷至沓来，实属乱世之秋。恰在这时却文艺异彩纷呈，群贤毕至。王羲之《兰亭序》中可见一斑。
何为魏晋风度？易中天概括为：“道德评判隐退，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说白了，这是一个自由发挥的时代。这个时代所有特色，都可以囊括在魏晋风度之中。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篇关于文学史的演讲，鲁迅选取几个典型人物，来阐述这个时代文学上特别的风采。
例如曹氏父子。曹操处乱世，所以他要专权，他专权的重要特色是尚刑名，立法崇严。影响到做文章，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当时还有一种风气，就是士族（士大夫）自命清流。讲究人生要活得漂亮，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与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清得太过，便成固执。深知此弊的曹操便起来反对，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提倡做文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弯弯绕。到了曹丕，于通脱之外加上了华丽。曹丕的诗赋做得很好，他的诗赋以“气”为主，所以于华丽之外，加上了壮大。这就形成了汉末魏初文章的风格：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例如何晏。何晏是魏晋风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鲁迅说他两样：一是喜空谈（谈玄），是空谈的祖师爷；二是喜吃药（嗑药），是吃药的祖师爷。易中天加了一样：喜男人女性化。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风度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谦谦君子。到何晏这里改变了。何晏嗑一种叫“五石散”药，这种药有毒，会有一系列的反应。解毒的办法是：快步走路（行散），吃冷食，洗冷水澡，喝热酒，少穿或不穿衣服，要穿也要穿宽大的旧衣，哪怕里面长虱子。在何晏的引领下，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到隋唐还存在。这使得士大夫的形象慢慢变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扪虱而谈。他们放荡不羁，隐遁山林，崇尚清谈，使这时期的文章也起了重大变化，形成了求仙问药，不及时事的倾向，“建安风骨”已荡然无存。
例如竹林七贤之刘伶、嵇康、阮籍。他们都喜喝酒，都反抗旧礼教。刘伶嗜酒大约是为了遁世。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车上边走边喝，并对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嵇康喝酒大约是为了壮胆。酒后慷概激昂，豪言壮语，多表明政治上与司马氏的不合作，终因言获罪，死于司马氏的刀下。阮籍喝酒却是为了退避。他也不愿和司马氏合作，但不敢硬抗，只有多喝酒少说话，即使说错话也可借醉来掩饰。司马懿曾想与阮籍结亲，阮籍一醉两月，使这话没机会谈而不了了之。他们的文章多了些叛逆和隐晦。
例如陶渊明。陶渊明出生显赫，祖上做过大官，对彭泽县令一职实在有些不屑，何况还要受督邮之辱，所以辞官不做。他身处东晋末年，已看到王朝气数将尽，大约感觉到这官也没什么做头了，便辞去归来，做了田园诗人。在鲁迅看来，陶渊明总归还是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的。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宋，对此，陶渊明有《述酒》一篇就是言说当时政治的。如果真超然于尘世，恐怕连诗也不做了。
鲁迅始终坚持文学作品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在这篇演讲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这篇演讲是值得欣赏的。他把魏晋风度和当时人物及丰繁的文学现象，讲得通俗易懂，明了透彻，还幽默风趣，是为通透。易中天大概认真研读过这篇演讲，所以在易中天的演讲中也呈现出类似的风格，只不过浙普变成湘普而已。
有人认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皮里阳秋，曲折地对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了揭露和讽刺。我不太以为然。其一，演讲中言及曹操杀孔融、司马氏杀嵇康，说是在暗批蒋介石杀共产党。我想两者不是同一层次的事件。前者多有个人恩怨，而后者则是一个政治集团对另一个政治集团的清洗屠杀。用前者喻批后者，就把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看得太轻淡了。其二，鲁迅在讲曹操杀孔融前，对曹操有一段评价。“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一改历史和舞台上曹操奸臣形象。如果用曹操杀孔融喻批蒋介石杀共产党，那这段话就不好联想了。
读鲁迅文章，还是清读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