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与王巍先生商榷：中原大地为什么迄今发现不了夏代文物

王巍先生提出三星堆出土的跪带顶口的青铜人物像代表三星堆文明对殷商文明的膜拜，说明王巍先生先入为主、自带殷商文明领先其文明的傲慢与偏见，对此，我赞同古史微先生的观点。既然史界都认同殷商取代夏，那么殷商必然留有夏的痕迹。在这里，我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迄今为止，经过无数考古，在中原大地，不论二里头，还是殷墟，甚或还是别的地方，发现了任何夏朝的文物痕迹吗？沒有，因为夏朝实际统治重心根本就沒有在中原大地，而是在四川盆地及长江中下流域。理由如下：

一、远古重要人物都生活在四川盆地及长江流域。

从《山海经》、《史记》等古籍叙述可以看出，夏以上禹、舜、尧、后稷等重要远古人物的活动轨迹大都在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甚至是人文始祖黄帝也是在四川盆地娶妻生子，其娶西陵国（四川盐亭一带）女嫘祖（《山海经》称雷）为妻（传嫘祖为中华养蚕织丝之母），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叫青阳，生在江水（岷江）、一个叫昌意，生在若水（雅砻江）。昌意娶蜀山氏的女儿昌仆生下儿子高阳即帝位，即颛顼，是中华上古五帝之一。而颛顼死后将位传与了青阳的孙子高辛，就是帝喾。帝喾传位其子挚，挚又让位其弟尧，尧又让位舜，而舜又让位给立下治洪水、定九州大功的禹，而禹则是黄帝的玄孙，是昌意一脉所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具体地点有待考）、尧死后葬何处不详（说法很多）、舜死后葬长江边的九嶷山（湖南）、禹死后葬会稽山（浙江），而舜、禹时代的重要人物后稷则藏于都广之地（成都平原）。那时一是原始部落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远古时代，经济和交道都极其不发达，那么从史书记载的这些重要的远古人物、尤其舜禹的活动都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及长江流域，而没有反映出他们主要活动在北方中原大地，这就从逻辑上证明在北方中原大地原本就不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因而很少甚或没有夏朝的文物痕迹就顺理成章了。

二、殷商替代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山海经》沒有任何一个字提及殷商，更别提周、秦、汉，因此，我赞同汉代刘歆的观点，该书初步成书于舜禹时期，但我另一个观点是，《山海经》是舜禹时期官方的史书兼地理书，不是巫书，其信史价值被远远低估，因为它记录的真实可信性已被数千年后四川三星堆考古出土文物所印证，而且还将不断被印证。（参见本人所著《〈三星堆考古将重溯中华文明史〉》、《〈山海经〉成书年代考：〈山海经〉是舜禹时代的官方史书兼地理书》。

那么我为什么说殷商代替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根据《史记》等史书记载，黄帝曾在涿鹿山脚下建过简易的都邑，但没有怎么用，而是带着官员和称“云师”的军队到处巡游，也就是巡查各部落，因为他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至尧、舜时期也大致如此，因为那时还没有家国天下的概念，所以尧、舜时期的都城也不明确，也可能是一个简易的城池，远沒达到筑宏坚古都城的地步，因为黄帝、尧、舜都是部落联盟形态，税收来源不广，财力也支撑不了建都城。舜中后期，禹向舜提建五服制度，被舜采纳，才为舜后期和夏成立后建立宏大而牢固的都城提供了财税等各方面的强有力支持。由于禹奉舜整治了洪水，勘定了九州，使四面八方的各个部落拜服，因此四海之内的部落都来朝觐，并奉上祭祀品、奇珍异宝及粮食等。而在这里部落中，有个殷部落，其始祖是契，是帝喾后裔，他曾帮禹治水有功，于是被舜分封在商地，这就是殷商的来历。据《史记》记载，契在尧、舜、禹时代就兴起，由于其治理有方，其辖部落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从契开始到成汤，经历了十四代，也就是从尧到夏朝的末代桀，可能有数百年的时光。在这段时间内，其部落的都邑搬了八次，其因不详，估计是因为为扩大地盘、壮大实力而不断征战所致，至成汤时已定都邑在一个叫亳的地方（现安徽亳州）。据此分析，随着殷商的不断兴起，攻城略地，不断威胁着夏朝的统治中心。这是一个由弱及强、两强并立，并最经在桀时代推翻夏朝的统治，以成汤的殷商王朝取代了夏王朝，定都亳。此后成汤后人又数次渡黄河最终在河南安阳、郑州一带建立了都城，至纣王荒淫乱政而被周所灭，周朝始建。随着成汤的灭夏，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才随着殷商首都向北方中原大地的迁移，经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至现代得收不断巩固。而夏在南方四川盆地及长江流域建立的政治经济中心也随之泯灭，一蹶不振。其间，虽短暂有三国时东吳、南宋王朝、太平天国、蒋家王朝等势力试图在南方苦苦支撑，但终究无力回天，因为民心已定，习惯已成。

三、为什么说夏的都城在四川盆地这片都广之地内。

理由如下：1、 黄帝、颛顼、禹、后稷等这些远古华夏祖先都与四川盆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或在四川结婚生子、或在四川出生、或死后葬在四川，在那远古极不发达的年代，让他们在故土建功立业、依托自已的部族建立自已的家国实属必然，正如成汤灭夏后仍把自已都城建回自已的故土亳一样，故土难离嘛。而四川盆地，尤其是都广之野的成都平原更是秉赋天成，土地肥沃、物产丰盛、气候宜人、正如《山海经》所描述的那样。这是在远古同期华夏大地上建立国家都城的最佳的地方，因此舜、尤其禹在此建都顺理成章。2、从《山海经》的视角看，它把都广之野，也就是成都平原及附近写上在海内经、中山经之中，并详细记录了黄帝丶大禹等先祖在此地繁衍传承及主要事迹，也详细记录此地的物产风貌、周遭地形及周边国家，其他地方都统统以东南西北山经、海外经、大荒经来描。显然《山海经》就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来观测四面八方的。《史记》在记述大禹时，同时提到《山海经》，太史公显然认为二者之间有紧密联，只是由于没有实物证据，其不敢言矣。但三星堆出土的太阳神鸟青铜树则印证了数千年前的《山海经》对太阳神桑木的描本，说明《山海经》记录的真实可信。3、当时蜀地与秦塞不通人烟，但通过岷江、长江水道却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舜禹才能沿长江出川南廵，蜀丝才能运出，其他物品才能运进。最终才能有夏都的财富丰盈，连祭祀品都丰富无比。4、经过研读《史记》，在《殷本纪》中发现了最重要的证据，成汤胜夏后，攻进夏的都城，本想迁夏的神社，也就是祭祀场，但最终成汤没同意迁，并作《夏社》，说明不能迁的理由，推测这才使三星堆得以完好保存。一九八六年发掘的二号坑发现残缺青铜器与最近发掘的八号坑发现的一件残缺青铜器却意外地完全吻合，实现数千来的首次合一，这也从一定程度印证了成汤军队已开始毁这些祭祀品，但因成汤的命令，而没有完全破坏而从新掩埋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