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查账，发现周总理名下有一笔12000英镑的巨额存款，这是怎么回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每个月的工资是404.80元，其夫人邓颖超每月工资为342.70元。
然而，1997年，中国银行总行在进行党政军内部查账时，发现了一笔高达12000英镑的巨额存款，这笔存款是1976年7月8日，以周总理的名义存的。据统计，从1958年至1976年，周总理、邓颖超的工资总收入是161442元。
周总理向来清正廉洁、大公无私，他从来都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视钱为外物。按照当时的汇率，12000英镑折合人民币是82308元，这笔钱在当时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
那么，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呢？又为什么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呢？
中国银行在查出这笔巨款后，立即上报，涉及到周总理，大家都非常重视，当即派人对这笔存款的来历进行调查。尽管时隔多年，但这项工作的难度并不大，因为周总理夫妇收入的来源非常单一，很好查，他们的收入，只有工资以及工资存入银行的利息结余。
而后者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于周总理夫妇单一的进账，他们的支出倒是非常复杂，除了日常的伙食费、房租费、报纸订阅费、党费之外，很大一部分开销都用在了补助亲属以及公益捐赠上面，总理夫妇的零花费用一直很少。
周总理夫妇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将自己的父母之爱倾注都到侄子和侄女身上，总理的侄子回忆说：“他们一半的工资，都拿来抚养我们了。”这话确实有些夸张，但基本符合事实。
据统计，在总理夫妇获得的16万元工资中，有近37000元用于补助亲属，有超过10000元的工资用于补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好友亲属，剩下的钱也有相当一部分捐给了有需要的人。
显然，这笔巨额并非周总理的个人存款，但为什么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呢？中国银行仔细一查，发现这笔存款居然涉及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那是1940年，正值二战。
二战初期，德军派遣飞机对伦敦展开了长达十个月的轰炸，有一个22岁名为多利的英国女孩因为公司被德军炸毁，失业了。
为了继续生活，多利来到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求职，想要应聘柜员。多利原来在贸易公司工作，有相关的办公经验，而且为人机灵，很顺利就被录用了，成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一名外籍员工。当时，多利的任务除了在柜台做出纳、接待日常办理业务的客户，还要给海外的国民党海员发放每月的工资，办理存款。
与这些海员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多利发现这些海员身上有着和英国男人一样的坏毛病，一领到工资就喜欢吃喝嫖赌，大肆挥霍。
多利知道这时候的中国正处于危难时刻，正在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害，她非常见不惯这些海员对自己国家的安危置之不理，肆意挥霍。于是，多利就劝说他们捐钱支援自己的祖国，早日将侵略者赶跑。在她的影响下，有一些海员醒悟了，将钱捐往国内，支援抗战。
在这期间，多利结识了一个颇具正义感的中国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本堃。
两人逐渐走到了一起，婚后的多利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刘道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由于刚刚从战争中脱身，国内百废待兴，急需资金刺激国内，而中行伦敦分行手中握有大量外汇，能给新中国的建设起到很大帮助。周总理为了保护这些国有资产不被国民党转走，就在中行设立了总管处，通知海外各行员工冻结资产，等待查收。可这时候伦敦分行的领导倾向于国民党，他不愿接受总管处管理，还打算把外汇转移到台湾。最后在刘本堃等人的努力下，才保住了大量的外汇。
事后，刘本堃被总行任命为襄理，生活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他和刘道蕊（多利）在伦敦生活了近十年，有了房子、车子。但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要回到祖国怀抱。
刘本堃和妻子刘道蕊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妻子居然不反对，还愿意和他一起回中国，加入中国国籍。刘本堃非常高兴，他低价变卖了在伦敦的家产，于1967年初回国。
回国后，两人继续在中行工作，尽管日子没有在英国那样安稳，但他们也没想回英国。为了继续建设新中国，他们把变卖家产的12000英镑通过银行汇给了周总理，还写了一封信，夹在12000英镑的汇票中间，一起寄给周总理。
周总理接到信和汇票后，指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接收，尽快找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由于这时候正处于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寻找捐款人的工作一直未能进行，为了这笔巨款的安全，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就把这笔钱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行，直到1997年才被发现。
1997年，在发现这笔巨款后，中行找到了当年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他们决定继续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找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经过反复查找，他们终于找到了刘本堃夫妇，要将这笔钱连本带息46.7万元退给他们。尽管这时候刘本堃夫妇的生活不是很好，可他们坚决不收这笔钱。经过反复协调，他们决定将这笔钱捐给中行，成立刘本堃基金，用于奖励银行内的优秀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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