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昊骞
罗马军团征服世界的威名，一直流传至今。扮演罗马军团士兵的活动，在欧美长盛不衰，就连疫情都没能阻挡“精罗”热情举办模拟对抗赛。
2020年8月1日至16日，荷兰Archeon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第21届古罗马节活动，数百名参与者手持皮鲁姆标枪和长木盾，腰挎短剑，在头戴白色羽饰头盔的百夫长带领下列队行进，摆出海龟阵，甚至还能体验号称“蝎炮”的小型投石机。
那么，历史上的罗马军团采用的是什么战术呢？罗马军团最初的战术仿照的是希腊方阵，势大力沉但死板僵化。在严厉军纪的支撑下，罗马演化出了灵活版的方阵、支队战术。最后，职业化的罗马军队发展出了西方古典战争艺术的高峰——大队战术。
坎尼会战暴露了支队战术的根本局限性，法萨卢斯会战则在彰显凯撒指挥天分的同时，体现了战术进化为罗马军团带来的巨大潜力。
有纪律和无纪律的区别
公元前509年，末代罗马国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被推翻，王政时代结束，罗马共和国时代开始。从此，罗马的最高统治者是两名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任期为一年。
相应的，罗马军队也被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两个军团，分别由一名执政官统领。每个军团包括42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对应当时罗马的21个部落，每个部落由4个百人队组成。4200名步兵中有3000名重步兵、1200名轻步兵。
部落是王政时期由国王建立的民兵征召单位。共和国成立之后，百人队还承担了一项新的职能：选举执政官。公元前493年，罗马与周边城邦建立了同盟关系，盟友同样要提供两个军团的兵力。因此，从纸面上看，罗马能够动员18000人的军队。
此时，罗马军团采用的是希腊式的方阵战术（phalanx），方阵适合于非职业公民军队。德国军事史学家、《战争艺术史》的作者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简洁地概括了这种战术：“方阵对单兵的要求很简单，需要的训练也少。每个人都要学会身披重甲移动，使用长矛，坚守纵队，保持规定方向。复杂操练是不需要的。全体士兵组成一个封闭的阵形，直行向前，接近敌军正面时跑步发起进攻。”
在第一次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年—公元前490年）中，米提亚德（Miltiades）率领雅典重步兵，在马拉松会战中击败波斯军队时，所用的正是这种战术，如果这真的算得上一种战术的话。
在希腊，方阵的纵深通常是八排，其中最多也只有前两排的武器能直接杀伤敌人，但后排士兵绝不是摆设。方阵战斗的失败标志，是一方的阵形溃散，之后落败一方就只能任对方宰割。因此，除了在前排士兵倒下后迅速递补、维持正面连续完整以外，后排士兵还能持续地提供向前的压力，也就是推挤和催促前排士兵前进。
同时，相信身后有可靠的战友，对前排士兵至关重要。人都是怕死的，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很难坚持作战。纵深的力量正在于此：在侧后不被包抄且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大纵深的方阵往往能击破纵深浅的方阵。
但是，单纯让一群人列队前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某种东西将队伍凝聚在一起，形成彼此相信、互相依靠的心理。在古希腊城邦，这种心理力量主要是由公民精神和自豪感提供的。
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中讲道：“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因为国家法律的强迫……但是当我们真的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
这番话自然是为了鼓舞民心，但也坦然说明了希腊军队的性质。反过来看，希腊军队缺乏真正的军纪概念，即便是以严刑峻法闻名的斯巴达也不例外。据希腊旅行家保萨尼亚斯（Pausanias）记载，在第二次希波战争的普拉提亚会战（Battle of Plataea）中，一名斯巴达军官不理解国王的命令，于是拒不执行，甚至与国王发生争执。
而尽管早期罗马军团与古希腊军队表面上都是方阵，但在凝聚力上有着根本的差异。正如德尔布吕克所说：“希腊和罗马军制的一切差别最终都可以追溯到纪律上。”
罗马军队的纪律始于王政时代，国王被推翻后也没有丝毫懈怠。军纪是从上贯彻到下的，就连高级军官也不能幸免。公元前340年，执政官曼利乌斯（Consul Manlius）率军镇压反叛的盟邦，命令将士不可轻举妄动。偏偏在此时，曼利乌斯的儿子带着伙伴们骑马击杀了敌方的一些散兵。为了树立军纪，曼利乌斯当场将儿子处死。
据史学家李维（Livy）记载，全军“惊骇不已，呆若木鸡，直到头颅与躯干分离，血液喷涌而出才缓过神来”。这种事情在希腊是不可想象的。军纪是罗马军队的基干，日后的战术发展都是基于军纪。
但是，方阵笨拙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长直的方阵难以行动和维持，这一点在罗马征服亚平宁山脉的萨莫奈人（Samnite）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即使是在理想的地形下，方阵仍然有内在的缺陷。方阵一方面极其依赖连续正面，但正面一旦出现缺口，容易被敌方趁虚而入，引发整个方阵的溃散。为了克服这一缺陷，罗马军队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战术：支队战术。
坎尼会战中的罗马军团输在哪里？
支队（maniple）战术又称三线阵，因为它将士兵按照年龄分成了三类：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在一个军团的3000名重步兵里，青年兵和壮年兵各为1200人，老年兵为600人。各分为20个百人队，两个百人队又组成一个支队。于是，青年兵和壮年兵的一个支队有120人，老年兵支队则为60人。
临战时，青年兵在最前面，然后是壮年兵，最后是老年兵。军团行进途中，组成支队的两个百人队呈紧密阵形，支队之间留有小的空隙，前后两排呈交错排布。这样一来，每个青年兵支队后面就总有两个壮年兵支队支援。
支队战术的主要好处，是能够适应山地、森林等不利于宽广正面前进的地形，散开后再在百夫长的带领下恢复完整方阵。
雕刻展示的罗马军队紧密编队，在法国南部的罗马城市格拉努 (Glanum)被挖掘发现。
这种做法并非罗马人的独创。色诺芬（Xenophon）早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后来以雇佣兵身份参与争夺波斯王位的战争。战争失败后，他被推举为希腊雇佣兵的首领，带领众人回归故土。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长征记》（又译《远征记》）。
第四卷第八节，他讲到队伍要攻打山上的一座科尔基斯人（Colchians）的要塞。科尔基斯人生活在黑海东岸、高加索山以南，即今天的格鲁吉亚西部。色诺芬决定：“这个阵式马上就要被分散开……我们应当使连队变成纵队，中间留有空隙距离……哪儿好走，每一队长便可领着他的队伍往那儿前进。”
只不过，色诺芬这样做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其他将领在类似的情形下也可能会自发地“发明”出这种战法。在攻打萨莫奈人的山地战中，罗马人大概也会自然地摸索出这种战术，然后固定下来。
支队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补空”能力：如何适时地填补阵形前方出现的缺口。希腊方阵中补空的单位是个人，这是很不可靠的。除了勇敢以外，补空更需要的是判断力和执行力。在混乱嘈杂的战场上，士兵发现前面有缺口时，首先要确定这是不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空隙。
不管在行进中，还是在接战中，大部分空隙就像泥沼里的气泡一样，随时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接着一瞬间就消失不见。如果后排士兵操之过急，不恰当地挤到前面，反而会让阵形陷入混乱。如果确定空隙已经足够大了，后排士兵就应该立即填补上去，而且最好是一群人整齐地补上去，而不是单个士兵接连往前面送。
罗马军团的支队，恰恰一举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以第一排青年兵为例。如果第一排的第三支队出现了缺口，那么它后面的壮年兵第二支队或第三支队的两位百夫长会立即决定是否要上前。如果不要的话，则全队安然不动；如果要的话，则像一整块砖头一样堵住前面的缺口。凭借着铁的纪律，长期困扰着方阵的一大顽疾得到了解决。
支队本身并没有什么精妙的地方，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强化版的方阵。用德尔布吕克的话说：“方阵现在拥有了关节。”统帅能做的事情和米提亚德差不多，整个军团仍然是作为单一整体行动的，支队人数太少且同样未经过长期训练，无法独立执行任务。
具备了支队方阵这一利器，罗马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将版图扩张到了几乎整个意大利。但是，在汉尼拔（Hannibal）面前，支队方阵暴露出了致命的缺陷。
汉尼拔是迦太基将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1年）中率领由多个民族组成的雇佣军，多次大破罗马军团，尤以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为最。汉尼拔精彩绝伦的表现不再赘述，这里将目光聚焦到罗马人的一个“失误”上。
来到坎尼的罗马军队共有86000人，除去留守兵力和杂役以外，共有55000名重步兵、8000到9000名轻步兵和6000名骑兵。据德尔布吕克估计，罗马军的纵深约为70人。这难道不是大大的浪费吗？难道不害怕被敌军包抄吗？
事实上，指挥作战的执政官特伦提乌斯·瓦罗（Terentius Varro）正是考虑到迦太基骑兵占据优势，再加上正面太宽则行动不便，所以才决定充分运用大纵深阵形的沉重压力，一举将迦太基步兵方阵打垮，由此便大势已定。失去步兵支撑的骑兵，不可能战胜阵形严整的步兵，届时只能撤退。
当然，我们知道瓦罗失算了，汉尼拔的高卢人步兵顶住了压力。随后，早已将罗马骑兵赶走的迦太基骑兵，从后方攻击陷入僵持的罗马方阵，最终以合围之势将罗马军歼灭。
读到此处，我曾经有一个疑惑：罗马军团就算攻势一时受阻，但毕竟比敌军多将近一倍，为什么不能让后军转身对抗骑兵，然后前军继续推进呢？
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此时的罗马军团还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向同一个方向作战。一旦下令阵形裂开，必然会大为混乱，反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支队给军团加上了关节，但还不是三头六臂——大队才是。
三头六臂的罗马大队
罗马军团战术的下一个阶段是大队（cohort）战术。大队战术的雏形是梯队战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的扎马会战（battle of Zama）中出现。此战中指挥迦太基军的是汉尼拔，他将部队分成了两个间隔约为200米的梯队，他本人指挥后方的第二梯队。
2015年3月22日，马耳他首都瓦莱塔，一群罗马军史重演小组正在表演，他们重现了罗马步兵在骑兵攻击下组成的防御队形。
这样布阵是为了防备占优势的罗马骑兵击败迦太基骑兵后，从后方杀入迦太基步兵方阵。汉尼拔当年在坎尼会战中，就是这样做的。如果罗马骑兵越追越远，脱离了战场，则汉尼拔可以率领第二梯队至第一梯队的侧面，包抄罗马军团。
这原本是很高明的战术，但小西庇阿发现对方动向后，立即将军团的后半部分撤出来，补上了侧翼。恰在此时，将迦太基骑兵驱逐的罗马骑兵，攻击汉尼拔后方，致使汉尼拔功败垂成。
这样的战术并不复杂，却是坎尼会战中的罗马大军做不到的，甚至让罗马执政官想都想不到。在铁板一块的方阵战术中，后排对前排的压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而梯队战术不仅削弱了纵深，而且留出了巨大的空隙，稍有差错则满盘皆输。
汉尼拔和小西庇阿之所以敢于采用这样的战术，是因为他们麾下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而不是临时征召、疏于训练的公民兵。通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第一梯队的士兵相信200米以外的战友会在危急时刻及时赶到。而在同样的状况下，最伟大的统帅也不能阻止公民兵自发的恐惧和胆怯。
罗马军队职业化的标志，是马略改革。公元前107年，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当选罗马执政官。他废除了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的区分，并且将所有非战斗人员划出了军团编制。从此以后，每个罗马军团有6000人，划分为30个支队，每个支队均为200人。三个支队为一个大队，计600人。
编制的变化是对职业兵制的适应。现在，每一个大队都是一个独立的战术单元，可以单个或多个联合执行所有战斗任务。罗马统帅可以命令几个大队保护侧面，由此获得安全感；也可以让多个大队背靠背，保护彼此的后方。
公元前48年，凯撒与庞培在希腊中部的法萨卢斯（Pharsalus）城外的决战，精彩地展现了马略时代后的罗马大队战术。双方都将骑兵布置在左翼，但凯撒还在骑兵侧后方埋伏了6个大队。
骑兵和埋伏大队得到的命令是：待对面的庞培骑兵攻来，凯撒的骑兵首先佯败，接着6个大队在恰当的时机从后方杀出，与己方的骑兵夹击庞培骑兵。
坎尼会战中的罗马军团与凯撒麾下的精兵，相距不可以道里计。难怪德尔布吕克会说:“重步兵前进支援己方骑兵对抗敌方骑兵的战法是大队战术方面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成就。”
当然，战术与训练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罗马军团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是凭借着重步兵大队、精良的射手、重骑兵、野战工事和后勤体系的综合运用。所谓名将，未必是开创前所未有的战法，而往往是具有卓越判断力和统筹力，能够将现有战争资源发挥到极致的人。米提亚德、凯撒，都是如此。
此外，运气总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扎马会战中，西庇阿的骑兵没能及时返回战场，或者坎尼会战中，汉尼拔薄弱的步兵正面被过早击穿，战局自然会大大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