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8日的上午，秘书有些慌乱地走进会议室，向正在主持会议的周总理低声汇报到：
“姚桐斌同志遭遇袭击，不幸牺牲了。”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周总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却罕见地失态了。失神之间，手中的茶杯不慎掉落，清脆的瓷杯破碎声使整个会议室的氛围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姚桐斌，在他的身上有太多光荣的头衔：大名鼎鼎的703所所长、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两弹一星元勋。作为一名科学家，46岁正是黄金的年纪，正如当时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先生评价的那样：
“只要有姚桐斌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速度能快上十年。”
这样一位天才科学家，甘愿放弃国外的高薪和前程，在最艰苦的岗位为国家隐姓埋名10年，如今却无辜陨落在和平年代。想到这里，总理心中一阵悲痛，英雄不能枉死。
为烈士讨回一个公道，也为了保护其他同样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的科学家，周总理没有遵循常规的侦破程序，而是在非常之时用非常手段，直接拨通了粟裕大将的电话。
在电话中，总理的语气十分坚决：
“粟裕同志，你当年苏中七战七捷，和数倍于己的敌人斗智斗勇，今天纵然是龙潭虎穴你也要闯一闯，务必抓出凶手，严惩不贷！”
一、带着遗书硬闯日军封锁线
在旧社会，寒门很难走出尖端的科研人才。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大部分都是出身名门世家。
比如著名“三钱”，背后就拥有一个共同的大家族“杭州钱氏”。钱学森、钱三强的父亲都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身居要职；钱伟长是由被誉为“国学大师”的叔父钱穆教养成人；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则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
和钱学森、邓稼先这些名门之后相比，苦出身的姚桐斌在当时算是另类的一个。他出生在江苏省无锡一个叫黄土塘的小镇，父亲姚士晋长工出身，靠卖了妻子的嫁妆才开起一间小铺子卖粮，以此养活8个子女。
姚桐斌在家中排行第六，4个姐姐中有2个没有养活幼年夭折，大姐18岁时为家中养蚕，竟活活累死，二姐也是很小就留在家中帮工，一天书都没有读过。
姚桐斌是当时家中唯一会读书的，却也是父亲最为看不起的一个孩子。在父亲眼里，乱世之中却没用的就是书生，一年到头不能为家里赚几份粮米，还得不停地往外搭钱，迟早要把整个家拖垮。
所以在姚桐斌小学毕业后，父亲便强硬要求他辍学，留在家中的铺子里打打杂工，帮着养家糊口。那时候的姚桐斌虽然一心求学，却也明白父亲的无奈，更明白这个时代的无奈。穷苦人家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大多都已经出门谋生去了，当学徒、打杂工，甚至是下煤矿，要想活着，就得妥协。
放下书本，背起粮袋，如果按照这样的生活轨迹，姚桐斌的一生可能就要像他父亲一样，守着两间破屋，一辈子苦于生计。
但幸运又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姚桐斌的小学校长在查阅升学名单时，翻了几遍愣是没有找到姚桐斌的名字，四处打听才得知原委。这位心急的校长，一时间竟顾不得仪态，径直闯到了姚家的铺子里，进门就一句话：
“我做过这么多年的校长，像桐斌这样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实在难得，不上学未免太可惜了。”
但无论校长劝得如何苦口婆心，务实的姚父就一句话挡回去：
“没钱读什么书？”
到最后，校长也是豁了出去，向姚父做出承诺：只要能让姚桐斌上学，学费由他这个校长来出。
在当时，一个小县城的校长生活也未必见得有多宽裕，资助一个学生相当于家中多了一口人，无疑增加了很大一笔开销。非亲非故，却能慷慨相助，原本小学毕业就将面临着辍学的姚桐斌，在人生第一个转折点上，遇到了伯乐。没有这位校长的坚持，也就没有后来的姚桐斌。
姚桐斌对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非常珍惜，为了攒下生活费和贴补一部分学费，他就自己摆摊卖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并兼做收发员、家庭教师。
虽然勉勉强强地读完了初中，但没有在儿子身上看到任何回报的父亲，在姚桐斌中学毕业后，再次旧事重提，逼着儿子辍学。甚至扬言如果姚桐斌要继续读书，就别想再从家里拿到一分钱的生活费。
不过此时的姚桐斌，不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孩子。读书让他开拓了眼界，勤工俭学又让他见识了旧社会的种种不堪。他终于明白，这个世道不是需要一批又一批只想着为自己谋生的人，而是需要有人能够站出来改变这一切，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才能救国。
姚桐斌铁了心想读书，无论前路有多难，哪怕再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十几岁的姚桐斌瞒着家里偷偷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高中，并用好不容易攒下的钱买好一张前往上海的车票。
交不起住宿费，他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买不起书本，他就借来同学的抄写一本。无家可归，甚至饭都吃不上，但此时的姚桐斌却无比地满足，他不怕吃苦，怕的是一辈子庸庸碌碌。
虽然姚桐斌一直在同命运抗争，但磨难却又总是无止境的。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上海很快成为了战争的焦点。百姓们有钱的没钱的都准备往外省逃亡，很多高校也开始往南迁移，一些胆小的学生干脆书也不读了，跑回家里保命要紧。
离家数年，又赶上国土沦丧，求学无望，留给姚桐斌的好像只剩下回家这一条路。但偏偏这个看起来最弱不禁风的书生，却有着天大的勇气。他写好了遗书，约上4位至交好友，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军封锁线，一路辗转各省。
到达江西时，姚桐斌身染伤寒，再加上长途跋涉劳累过度，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身无分文的姚桐斌如果不是遇到一位农民好心收留，恐怕一条命就得交代在这里了。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意外留在江西的姚桐斌，却正好赶上了江西成立了国立十三中，举办首届招生考试。姚桐斌带病赴考，不仅成功被录取，还就此得到了校长陈颖春先生的赏识，被视为得意弟子。
二、“不受欢迎的天才”
1941年，是完完全全属于姚桐斌的一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举拿下江西高中毕业会考成绩的第一名，成为当之无愧的状元郎。靠着学校的奖金和陈校长的资助，姚桐斌赴衡阳和长沙等地，分别参加了几所大学的考试，并最终以绝对优异的成绩，被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7所高校同时录取。
这个曾经离家出走的穷小子，揣着遗书求学的落魄书生，终于得偿所愿，成为了名动一时的天才学子。此后的姚桐斌在求学的道路上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先是选择被保送进入迁到贵州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就读，又于4年之后以全校第一的总评成绩顺利毕业，并被选派为赴英的公费留学生。
在出国之前，姚桐斌心中踌躇万分，他想家了。离家8年，他不知道父亲过的还好不好，还怨不怨他。再大的隔阂，父子之情也难以割舍。这次留学，可能又是经年累月，谁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姚桐斌悄悄地回到了家乡，他已经做好了承受父亲责骂的打算。但当他走到家门口时，一张牌匾却让他释然了，上面写着4个字“耕读家风”。姚桐斌明白，父亲没有怨他，也明白他的选择和坚持。
父子冰释前嫌，姚桐斌再无牵挂。在离家前，姚桐斌对父亲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让弟弟、妹妹去读书。
远渡重洋来到英国后，属于姚桐斌的奇迹还在继续。不到3年，他就取得了伯明翰大学的博士学位。1年之后，他又拿下了伦敦国际学校的博士学位。
这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在英国，没人不服他。英国各大高校纷纷请他留下任教，并承诺只要姚桐斌肯来，工资待遇、科研用度随他挑选。
离成功一步之遥的姚桐斌，在这个时候又听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1949年，新中国成立，姚桐斌欣喜万分，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到处狂奔，逢人便说，他有一个伟大的祖国。姚桐斌省吃俭用，跑遍英伦三岛，他宣传他国家，宣传他的民族，叙说他的骄傲，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红色信使”。
当时中英还未建交，渡江战役解放军打过长江时，还曾炮击了擅自闯入长江流域的英舰紫石英号，引发英国国内轩然大波，丘吉尔甚至公然宣称英国要派遣航空母舰到远东“实行武力报复”。
姚桐斌到处宣扬新中国的行为，显然引起了英国保守势力的不满。他们找到姚桐斌，说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天才”，并发出警告，要么闭嘴，要么限期离开英国。
这个时候拥有了强大祖国做后盾的姚桐斌，根本不惧怕任何威胁。当时世界最负盛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听闻姚桐斌被限期离境的消息，立刻对他发出邀请，请他前往德国亚琛大学冶金铸造研究室担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
姚桐斌工作认真，科研方法周密，和向来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很相似。亚琛大学的福洛贝格教授就曾评价姚桐斌说：
“他身上有着阳光般的魅力，所有人都佩服他。”
三、10年隐姓埋名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生的中国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下。朝鲜战争，麦克阿瑟扬言要动用原子弹来对付志愿军。1955年台海危机，身为美国务卿的杜勒斯公开发表声明：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军将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反击。”
原子弹就像一朵乌云，一直笼罩在这个国家的头顶。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话语权就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是面对这样的困境，眼光卓绝的毛主席振臂一呼：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
这宏伟的计划，要想实现，首要的就是人才。而当时中国研制两弹一星相关领域的尖端科学家，大部分都在国外，要想回国并不容易。特别是一部分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允许这一批人才回到新中国，这会对他们造成无法估量的威胁。
钱学森从美国回国的路上遭遇拦截，被关进监狱，是他的老师和同学花了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才将他保了出来。为了换回钱学森，周总理更是在谈判桌上直接提出：用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换回一个钱学森。
和钱学森比起来，姚桐斌的处境也并不轻松。德国方面不愿放人，一边设卡阻挠，一边抛出诱人的利益条件要求姚桐斌留下，并告诉他：
“你的国家一穷二白，你回去就意味着你的学术生涯将彻底结束！”。
而姚桐斌的态度更加坚定：
“我是中国人，当年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成后回国报效祖国。别看中国现在还是比较落后，将来一定会强盛起来。”
若继续留在国外，美元豪宅、香车宝马，全然不在话下，姚桐斌却毅然选择了回到动荡而又贫穷的祖国。最终，在周总理亲自出面斡旋下，历尽艰辛的姚桐斌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他要实现他的梦想，以知识来改变他的祖国。
姚桐斌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他一回到国内，北京钢铁学院、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院、清华大学就争着抢着要他。
当然，带着任务回来的姚桐斌，最后还是直接被聂荣臻元帅安排到了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担任一分院的第七室主任，负责火箭材料及工艺的研究。而当时五院的院长，正是钱学森。
如果说姚桐斌回国前，已经对国内科研的困难局面有一些预估的话，那么他后来前往703所报到后，看到的景象又仍然超出了他的想象。一屋子的桌椅板凳，唯一的科研器材是一台显微镜，整个703所分配的研究人员只有12个大学生。
作为新中国最关键的一所实验室，条件甚至比不上当时国外普通的一所高中。而这里最困难的还不仅仅是条件，而是人心。
当时包括703所内部的一些研究员，都对研制出火箭没有太大的信心。没钱、没资源、没技术，光凭着一腔热血真的能创造奇迹吗？火箭是综合性非常强现代技术工程，一是需要相关顶级人才，二是制造火箭的材料和工艺。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都是0。
不过在703所，有一个人始终都是乐观的，他就是姚桐斌。作为703所的一位“长辈”，姚桐斌经历过身边这群大学生没有经历过一个时代，那时候国家不能称之为国家，百姓毫无尊严，任由任帝国主义、军阀、土匪肆意践踏。曾经也有很多人放言：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
但是新中国的成立，给了姚桐斌莫大的精神鼓舞。在这个时代要建设一个国家，振兴一个民族，就需要有一批人，去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
摆在姚桐斌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制造火箭就必须要用到一种关键材料钎焊合金。而在原本的计划中，这种材料是由苏联负责提供。但1960年后，苏联悍然撤走专家撕毁合约，材料的事情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制造火箭，材料先行，不然一切都是空谈。没办法，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没有材料那就自己研究。姚桐斌带领703所的全体研究员，日以继夜地守在研究院里，一遍遍的尝试，拿出一个方案，再否决一个方案。经过无数次学习研究实验，终于确定了钎焊合金的成分。
不过材料有了，还没等姚桐斌喘一口气，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材料不合适。在火箭的发射实验中，燃料燃烧后产生了巨量的高温，直接烧坏了由钎焊合金制成的大量关键零部件，这就意味如果光靠这种材料来造火箭，根本行不通。
消息传到703所，研究院内鸦雀无声，这次的失败无疑冲击了所有人的内心，好不容易造出来的材料不能用，那还有什么指望。
关键时刻，又是姚桐斌迎难而上，材料不能用，那就改造工艺，让钎焊合金耐高温，能吸热让火箭“发汗降温”，成为一种“发汗材料”。
姚桐斌的设想非常大胆，课题建立后，有些研究员甚至自嘲到：
“这就是一个‘胡子课题’，等到我们胡子白了也研究不出来”
但姚桐斌就是姚桐斌，他天生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天才。很快，在姚桐斌通过材料革新和工艺改造的反复实验下，不仅成功实现降温，而且还增加了火箭的射程。
在接下的一段时间内，703所进入一个研究的黄金时期。在姚桐斌的带领下，又研究成功钛合金、新型不锈钢、高强铝合金、难熔金属、焊接新工艺、化学铣切工艺、金属软管、蜂窝结构等重要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填补了大陆多项空白，即使放到世界上，也处前沿水平。
从0到1，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尖端，姚桐斌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
在703所，姚桐斌经常告诉他的战友们一句话：
“我们航天人，不仅要有尊重科学的态度，更要一种坚忍不拔的风骨。”
四、宁折不弯
1966年，历史将这个国家引向大规模的癫狂。身处二弹一星前沿的科学家们，也无奈被卷入到时代的冲击之中。
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国防工业不能停，二弹一星的工程不能停。身为妻子的彭洁清，曾不止一次劝说姚桐斌先不要上班，请个长假去乡下躲风头，等风波过去了再回研究院。
但一向从容乐观的姚桐斌只是告诉妻子：
“现在国家财政吃紧，哪有闲钱来养闲人。不上班我就拿工资，我良心不安啊！”
或许对于姚桐斌来说，他没有什么害怕的，从回国接到二弹一星的任务开始，他就早把生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国家。他不会当逃兵，特别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
1968年6月8日，对于彭洁清来讲，是个永远不愿回忆的日子。
一伙不明身份的人，不由分说地闯进姚桐斌的家门，架着他往外推，在路上用暖气管猛击他的头部，打昏了以后，还不准送医院抢救。
下午3点，身受重伤的姚桐斌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等到彭洁清闻听消息赶回家中的时候，只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他的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面对着这令人心碎的景象，彭洁清终于醒悟到，这不是噩梦，是残酷的现实。
“他被害的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时钟都停止了跳动，所以他永远是45岁。”
身为妻子的彭洁清，永远也无法忘记丈夫牺牲的那一天。
就在这一天上午，姚桐斌批阅的关于加强陶瓷材料研究的文件。而这份文件，竟然成为了他最后的绝笔。
周总理对姚桐斌的牺牲既悲痛又惋惜，国家痛失栋梁，他不能放手不管。为了惩治元凶，总理直接让粟裕大将亲自负责处理这次的事件。
当时粟裕已经年过60，在国防工业已经处于半瘫痪时，临危受命，担负国防工业几个部的军管工作。为了争取时间，粟裕直接乘坐直升机抵达南苑机场，并从那里调来一个警卫排，驱车直达703所。
那些袭击者，为了掩盖真相，不仅把姚桐斌的遗体藏匿了起来，还软禁了彭洁清，封锁了全部消息。
粟裕抵达现场后，直接把这群人的头头找了出来，严令他们交出凶手。头头们开始矢口否认，后来又支支吾吾不肯承认姚桐斌是他们打死的。
粟裕严厉的目光逼视着他们说：
“我现在传达总理的命令，如果不把凶手交出来，你们一个都别想逃！”
这时姚桐斌的小女儿趁着看管松懈，带着妈妈的嘱托溜了出来，一下扑到粟裕的怀里，放声恸哭：
“粟爷爷，我爸爸被他们打死了，就躺在对面那座楼的地下室里。”
粟裕强忍着眼泪，安慰小姑娘，愤怒的眼睛瞪着闹事者。头头们自知事情败露，只能交出凶手。
首恶得到惩治，但逝去的英雄却已经无法归来。
1999年9 月18日，“两弹一星功勋”的颁奖大会上，姚桐斌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这场属于国家的盛会上，留下了那样一句话：
“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许多研制工作者甘当无名英雄，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2000年9月，姚桐斌半身雕像在第一研究院第703研究所揭幕 ，塑像基座上刻有张爱萍将军的题词
“大陆航天材料及工艺的奠基者姚桐斌”。